那个带着三个孩子去捉奸，在校门口卖瓜子的，就是我伯妈！

我最后一次见伯妈的时候，是她的葬礼。她的四个孩子带着各自家庭成员，哭得昏天暗地，我大伯沉着脸，眼圈微红地招呼着亲戚朋友。我能记起伯妈的时间点，是从一件红色的中山装开始的。

以前只知道伯妈是做水果摊的，当时做这行的人不多。只有四五个摊位，其中有个最矮的，常年被黄色围巾裹大半个脸的女人，就是她。那时的路边摊，卖点东西不容易。夏天热个半死，冬天冻个半死。下个雨刮个风，就得塑料布往小推车上一盖，往家推。

伯妈的手像土豆皮一样，一到冬天就裂出纹路。她的木制推车，刷着天蓝色油漆，经过长年的风吹日晒，和她的手一样，已见斑驳。每次路过伯妈卖东西的那个路口，母亲和姨娘会牵着孩子们绕开那几个摊位，害怕她看见。真要给我们小孩子拿点吃的，我们吃得不显山露水，她必心疼得惊天动地。

某个农历年将近，母亲突然拿出一件崭新枣红色中山装给我穿。那颜色真好看，料子滑滑的。她说是有人遗落在伯妈摊位上的，等了两天也没人来找，这些亲戚的孩子里只有我能穿进去。

后来，母亲包了野菜肉包子，领我送去给伯妈。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摘了围巾。伯妈不但黑，还有满脸的雀斑，黄黄的牙齿上泛着几丝黑色印迹，粗厚的嘴唇上是风吹起的死皮，裂出来的细纹里隐隐沁着血丝。我知道她和我妈一样，属于烟民。母亲经常还拿苏打粉蹭她的牙齿。接触时间短的人，看不出来她吸烟。按照我伯妈这样，应该不曾打理过这口牙。

伯妈很矮，现在回想起来，也就一米五左右的身高。当时，在堆满水果的摊位后面，她如果不出声，你很难发现她的存在。她说话很快，夹杂着几缕外乡的音色。寒暄到最后，我又成功获得了一只被她擦得锃亮的大苹果。

伯妈是逃荒过来的，在本地没亲属。因为没文化，伯妈从来都是任劳任怨地干活。只要给钱，哪怕是给口吃的，伯妈不管什么活计都能干得利利索索。

奶奶家那时候穷，租出去一间偏房给她住。由于家里孩子多，奶奶经常忙不过来，伯妈只要下了工，就先帮我奶奶烧火做饭，忙完奶奶家的事情，她再回自己屋做饭。

母亲说，那时候应该她就对我大伯动了心思。伯妈刚结婚那会儿，也是个玲珑剔透的小女人。她说话软声细语的，手脚麻利，把大伯伺候得溜光水滑。大伯上了几年学，虽然没考个一官半职，但是靠着我姥爷的旧关系，自己又爱学习，竟然混进了卫生所。每天穿个白大褂坐诊，还有许多人慕名而来。

那个年月，哪有什么熨斗，伯妈就把干的差不多的衣裳铺在自己褥子下面，压的平整无褶才能给我大伯穿。残余的湿气透过薄薄的被子，让伯妈得了一身湿疹。大伯的那几双布鞋，小白边都刷得特别干净。

大伯肤色随我奶奶，是透亮的那种白皙。他的声线本来就挺磁性，他再文绉绉地拿捏几分，撩得大姑娘小媳妇都春心荡漾。有病没病的，都爱往卫生所跑。

开始的几年，伯妈浑然不觉，直到老三出生以后，大伯一天比一天回家晚，甚至夜不归宿，她才哭天抹泪地去找我奶奶。一个大院住着，我奶奶也受不了他们三更半夜吵个不停。儿媳妇再抱着娃娃跑来一哭，没办法，就派我这些姨姨们跟着她去捉“奸”。时间久了，姨姨们也觉得伯妈过于神经质，最主要去抓自己大哥，他们也觉得丢人，就找理由躲着她。

伯妈只能抱着老三，牵着老大老二去找。十里八乡的，她很快成了有名的浑人。严重时候，大伯没到下班时间，她就已经等在卫生所门口了。每天大伯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被她押着回家。他们就这样吵吵闹闹，老四出生了。

新兴医院逐步盖起来，卫生所的效益变得愈加萧条。大伯每日的业务三件套，茶水报纸小瓜子。工作量少，效益不好，工资也开得不及时。大伯可不管那些，家里四个娃能不能吃得上，学能不能念得起，似乎跟他没啥关系，依旧茶杯一端，该撩闲还撩闲。

伯妈忍不了，哪个娃吃不饱穿不暖，她都心疼。伯妈觉得自己命苦，自己孩子可不能受了委屈。她拿个小板凳在学校门口摆摊，一袋瓜子，五分钱一杯。周末，孩子们放假，就挪到电影院门口卖。

后来又增加了大米糖球。因为进价贵，伯妈就自己买个爆米花机做大米花，再用糖稀滚成球。买香精买色素，兑出来一大盆所谓的饮料，两毛钱灌一大壶。喝完的孩子，一张嘴，舌头都是红的。

北方盖房子最开始是没有红砖的，都是去河套里拓坯。把黄泥掺着秸秆之类的东西，光脚踩匀了，放进木制的一个四方框，等干透了，就是一块泥砖。

这个活又脏又累，给钱还少，男的都不爱干，伯妈就去做。一毛钱一块，她贪黑起早的拓坯。剩余的土砖，别人不要了，她就一块一块捡回来。最后大伯家外侧的墙，被她重新换了一遍新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伯妈掌握了流量密码，她发现卖水果賺钱，还找到了进货渠道。卖货的装备从几块板钉个爬犁，到自己拉个箱子，最后换成小推车。

这个营生，十多年时间，养活了他们一家六口人。最辉煌的时候，一个小水果摊赚的钱，竟然能够在老房子后面建三间新砖房。两个儿子的婚事也因为这铮亮的大砖房顺利完结。借着儿子的婚礼，大伯才肯和伯妈站在一起。

那时，大伯还是斯文儒雅的书生样，伯妈就真的像个小老太太了。伯妈的脸上抹了粉，却像没刮牢靠的大白似的，随时有着脱落的危险。伯妈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意，有时故意往大伯身侧靠靠，像是对外宣誓着自己的主权，而大伯则一脸铁青，全程无语。

大伯彻底不回家时，小孙子都五岁了。伯妈像疯了一样，四处探听他的消息，逮着个人，就诉说这些年的不易，絮絮叨叨讲着丈夫的薄情，不肯放那人离开。那时，别说亲戚朋友，就是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对她避之不及。

母亲说，让伯妈彻底放弃挣扎，是她亲眼看见大伯搂着一个女的在喝酒。大伯说自己媳妇根本就不堪下手，那脸，比他妈都老，他怎么能有兴趣！说完还把手摸索进女的衣服里，去揉搓人家腰间的肉。最后一个女儿嫁了，伯妈也老得出不了摊了。说她老，不是岁数老了，不过才五十多岁罢了。就是年轻时，过早透支了体力，已经没有什么精气神再拿来支撑自己。

两个儿子相继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两个闺女嫁得远，也很少回家。伯妈靠老本生活了几年以后，彻底依靠低保生活了。老房子已经破旧到四面漏风。她只能搬到后院，有时看着前院一个人能发呆很久，像是在一页页地翻阅着自己的青春。

大伯退休以后，工资有好几千，没人知道他到底和谁在过日子，反正伯妈是花不着他一分钱。母亲说，冬天冷，伯妈舍不得烧煤取暖，只要屋里水管不冻，就不烧火。

伯妈蜷在被窝里，靠自己发热。她整天看着前院老房子的房檐，那里挂着小孙子一只破旧的风筝。被风吹来吹去的彩纸，摇曳着，像和她低低倾诉。没有电视，没有通讯，只有一盏度数不高的灯，陪着她。新年将近，小女儿从外地回来探亲，发现伯妈已经气息微弱了，才喊了几个儿女回来。最后几个人轮番给大伯打电话，他才姗姗来迟。伯妈看见大伯那刻，突然眼睛里就亮了一丝微光，轻声说，你来了？啊，是我。然后，伯妈就没了气息。

当年十八九岁的伯妈，在某天，某个场景，也是眼睛晶亮的看着大伯出了神，然后，才毅然决然的嫁给了他。伯妈葬礼之后，更很少见大伯，然后有人说他娶了我同学的妈妈，是个退休教师，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经常成双入对地在小树林里遛弯。

后来母亲去世，想着怎么也得通知他一声，最后是他家的姐姐转告我，你大伯说他感冒了，就不过来了。只是一句话，就轻飘飘带来了他对自己胞妹的祭奠。母亲去世时，我才不到二十岁，不过是一个孩子。直到我自己有了生意，某日正抱着孩子哄她入睡，大伯竟然领着我同学的母亲来了。他们手牵手进了店，东看西顾，无非想带点东西走。我简单客套了几句，再无多余的话，他们只得悻悻离开。

后来姨姨说，同学母亲纳闷，我怎么对他们不热情，小时候我经常去她家玩，总是姨长姨短地叫她。我姐告诉她，那是因为这次去，你沾了好人的光儿。

每年的三月，风筝满天的时候，仿佛可以看见伯妈依偎在窗前的模样，也许伯妈也会很想念她自己的家乡吧，我记得母亲说，她的老家，就是潍坊，那里是风筝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