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唐代女道士

　　《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贾晋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版，68.80元。

　　□王绍贝

　　过去数十年来，学术界有关道教历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对于道教女性的关注仍然十分有限，为了填补这一学术空白，贾晋华教授专门研究考察了唐代女道士的历史，写成了《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一书。与一般的道教史研究不同，本书以女性为视角切入，探索了唐代女道士群体崛起的历史背景，研究了女道士的性别身份如何在与社会组织和文化现象的关系中实际建立起来，分析了贵族女性和平民女性入道的原因及他们取得的宗教成就、文学艺术成就，作者指出唐代的女道观和女道士制度，为唐代女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女性自治空间和与公众互动的平台。

　　女道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宗教群体在唐代崛起，这在中国妇女史上前所未见。贾晋华教授分析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首先，唐代尊奉道教为国教，道教得到蓬勃发展，许多贵族女性通过入道的方式，取得新身份和角色，使女道士成为社会仰望的尊贵身份；其次，两性关系模式的变化是女道士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女道士群体的出现也反过来改变了唐代社会的性别化权力结构。李唐皇室由于具有“胡族”血统，尽管维持着传统的性别体制，但也提供足够的空间，允许两性间的社会关系经历重要的变化，武则天能登上皇位就是一个体现。最后，受惠于唐朝政府的均田制和公私捐助，女道士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开元年间唐代的道观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女道观，政府分配给每位男性道士30亩地，每位女性道士20亩地，规定男女道士必须能诵读《道德经》并隶属于某一道观或女道观。由于经济的独立，大多数女道士过着群体生活，形成他们自己的社群，享有她们自己的自治空间。这一点也有力批驳了从宋代到清代以来一些传统学者将唐代女道士定义为“娼妓”的观点，贾晋华教授认为他们刻意贬低唐代女道士的社会活动、两性关系中相对的自由，将他们的爱情诗歌视为“淫荡”，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女道士成就进行深层、公平和全面的评价。

　　唐代女道士群体中占了50%以上的女道士是贵族、士族家庭出身，尤其是唐代皇室入道的女性，大大为女道士的身份地位增光。作者重点分析了唐代入道的公主群体，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金石等史料统计，唐代一共有28位公主入道成为女道士。以唐睿宗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为例，作者分析了两人入道的经历、仪式，以及他们凭借女道士身份所成就的各类事业。金仙公主对房山石经的大力支持，金仙公主通过捐赠钱财、地产等方式大力援助项目，使得这个大型刻经工程得以在唐代甚至后代顺利地继续进行。玉真公主则是利用女道士身份，积极举办、参与各类宗教活动，甚至亲自登坛祈雨，还特别热衷于赞助文学艺术，与王维、张说等诗人多有唱和。玉真公主还是诗人李白的“贵人”，她与李白同为道教徒，拥有深厚友谊，是她向自己的兄长唐玄宗推荐了李白，让玄宗下诏召李白入京，任翰林学士一职。在唐玄宗晚年被儿子肃宗幽禁的孤寂岁月里，也只有玉真公主陪伴着他。贾晋华认为，唐代贵族女性入道受度可以被用来作为政治或宗教目的的权宜之计，以便躲避宫廷斗争，躲避外交联姻，或者为死去的皇族祖先追福。也有些公主在对宫廷政变的恐惧和厌倦中，发展出对道教的诚挚信仰。有些公主凭借女道士身份获得自由、独立甚至纵欲。有些则是因政治斗争无家可归，选择入道作为归宿。入道女子又反过来有力地影响性别关系和宗教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她们为其他各类女性树立起可供追随的走上宗教道路的楷模。

　　除了贵族女性入道之外，平民女性出家入道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贾晋华以典型历史人物为例，重点分析了柳默然的道教内修理论，她为唐代道教从重视外丹转为宋代道教重视内丹的理论转变所作出的贡献；以女道医胡愔为例，分析了女道士在道教修炼和医学养生方面的成就；以俄国圣彼得堡所藏的残本《瑶池新咏集》为例，介绍了唐代女道士的诗文艺术成就。

　　全书最后一章作为结穴，则是对唐代著名女道士诗人鱼玄机的研究，也是对鱼玄机形象的一次彻底翻案。宋代以来的一些传统学者习惯将鱼玄机贬低为“娼妓”，并批评她的作品“淫荡”，贾晋华为了批驳这种观点，以翔实的传记研究证明：鱼玄机先为李亿小妾后为女道士的身份，且她出家的道观是著名的长安贵族女道观“咸宜观”，此道观最初乃唐玄宗为其女咸宜公主所修建。如果没有李亿的支持，鱼玄机恐怕是没有资格进入这样一所“贵族”女道观的。贾晋华指出，正是因为鱼玄机拥有了咸宜观女道士这一层身份，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才充分意识到了作为女道士和“女仙”的自由，以及由这些角色所带来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从而主动地追求她的爱情和欲望。贾晋华对鱼玄机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传统的观点，认为鱼玄机只是一个唐代著名女诗人、“有才无德”，相反，从鱼玄机的诗中发现了与过去女性诗人情诗中不同的女性觉醒意识和自我认可、女性自尊意识。在六朝以降的男性爱情诗中，女性的形象被色情化和对象化，成为被欲求的客体，被描绘成艳美、脆弱、无助及在情感上依赖于男性赐予的形象。鱼玄机则是充分意识到作为女道士所获得的自由和社会地位，并以多情感性的传统女神形象自我强化，在自己的诗中表达出女子可以自由追求自己所爱和对理想男性欲求的呼声。譬如在《卖残牡丹》一诗，鱼玄机将自己比喻为“未卖出的牡丹”，她自信是无价之宝，缺乏眼光的王孙贵族将在失去购买机会的时候后悔莫及。这种自尊自重、性别化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古代妇女史上是十分突出和罕见的，更不是宋代提倡“道学”的朱熹等人所能想象的，加之宋代以后礼法观念对妇女的约束大大增强，因此鱼玄机被误解为“娼妓”“淫荡”的“失节妇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