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科举制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作用

女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参与者，科举，是封建时代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创举。然而，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规则制定者们人为地将女性隔绝在科举之外，事实上也就是人为地隔绝在绝大部分创造社会价值、获取自身权益的途径之外。

但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件事物和其他人、事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在科举制持续发展，越来越成熟的社会中，科举制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女性即使不被允许参加科举，也难免在众多方面，受到科举的影响。

这里不免要多说几句，本文探讨的对象是一定时空中的妇女群体，按阶级分为贫富不同状况的妇女，按照围绕男人而产生的身份，又可以出现母、妻、女，娼等不同形象。因此，本文致力于多角度看待问题，解释得更为全面。

一 对女性经济方面的影响

在科举时代，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站着无数与他有关的女人，为了他科举的成功而无私提供物质支持，成为此人的经济来源，“供养”了他。

科举，造福的是寒门子弟，当然，考虑到读书进学那时始终是少数人才能享用的奢侈，这种寒门也只是相对而言，而且往往是有产者。这就是说，或多或少，大部分所谓寒门子弟是有土地的。

然而要跟天下人竞争一架通天梯，则他们必须脱产。孔子说，“焉用稼”，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因此，名义上属于他们的土地，这时候就需要女性来耕作。传统的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是一夫五口而治百田，到他们的境地，则由男耕女织变更为男耕女耕。

唐代儒士姚潜“屡不得第，孀稚丛居，家食口缺”，其妻马氏“劳躬后己，节用均食。上无怨声，下无饥色”，为了家中的男丁早日登科，妇女们自耕田至织布、缝补浆洗以补贴家用，这是可以想见的。

又有《太平广记》记载，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人。……有少妇年纪三十余岁，……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料想博陵崔氏子弟，即使可能是旁支，也绝非寒门，然而以妇人供养男子科考，几乎成为一时成例。

那么相对不那么贫寒的夫妻呢？这就又走向我们向来熟悉的奇货可居式剧本。富贵岳家以为此子必大有可为，则以女妻之名，或女子本人希望夫荣妻贵，于是托付终身。

《太平广记》记载，一秀才遇到做廉使的官员，官员慕其为人，于是以幼女为妻之，并且嫁妆丰厚。又有元载未发迹时，长期居住在妻子家中，一应财物由岳家供给。

能使得妇女们放心成为举子们的经济后盾的，当然是因为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和切实的权力。

以唐朝为例，首先，唐律保证了妇女的财产权，包括稍低于男子的财产继承权。对于在室女，唐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裨、店宅、资材，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

对于出嫁女，情形相对复杂。其一，拥有对自己嫁妆的全权处置权，而且在夫家分财产时，“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

其二，如果不幸守寡，在夫家有子而守寡者，虽然财产由儿子继承，但幼子成人前有对财产的管理权；在夫家无子而守寡者，在财产继承中等同夫侄。其三，或因守寡或因和离，出嫁后归家者，除嫁妆之外，另可参与本家财产继承。

其次，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有厚嫁之风。前引博陵崔氏之妾，他求娶的原因就是她美丽而多财。这种厚嫁之风甚至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地方官员以此为陋习的地步。

第三，唐朝剥夺了一般妇女的授田权，因而也就使得更多妇女在经济上沦为男子的附庸，自唐代以后，吕后时期确立的对于广泛妇女的授田权就此一去不返了。《旧唐书》记载，杨三安妻李氏，雍州泾阳人也。事舅姑以孝闻。

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贫窭。李昼则力田，夜纺缉。最终即使这种孝行感动远近惊动皇帝，也不过是“赐帛二百段，遣州县所在存恤之。”隋朝时期仍然存在的授予妇女的土地是一寸不肯给的。

当然，还有若干其他方面的原因，姑容后叙。

二 对女性思想方面的影响

回到科举本身。多数人会说，科举是掌握权力的途径，是扩大统治基础，提高官员素质，促进阶级流动的机会。而科举之所以排斥女性，原因也在于男权社会固有的重男轻女。

然而，实际上科举和加强男权统治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不应忽视，长期的科举毕竟还有另一重思想文化上的意义——加强了科举士人的凝聚力、认同感。

在思想领域，科举的第一点影响就是加强了男尊女卑的男权叙事秩序，使得男尊女卑的一系列思想更为细致，更为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多数人的认同，并且最终加重了对于女性的禁锢。

甚至这“多数人”包括多数女性，她们接受着无处不在的社会教化，形成了男权社会乐见的社会性别，维护了此时的社会秩序。

隋唐以来，统治者借助政治权力、世俗利益与经典知识紧密的联系，把一种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思想作为知识阶层晋身的必由之径，于是知识、思想就成了拥有权力的话语体系。

人们的思想成为文本知识的附庸。甚至科举考试制度的设立，其实就是对知识阶层价值意图的顺应。尤其是，这个“知识”本身就是儒家经典，结果也就显而易见了。

科举的考试内容中，儒家经典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人们的思想也被牢牢禁锢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里。受科举考试影响，所有士人努力钻研经学，同时《四书》、《五经》也为普通读书人所熟知，甚至不少天资聪颖的女子也免不了受到经书影响。

这样，儒家思想不断传承和繁衍，最终使古代中国成了一个儒学社会。要言之，科举制从内容和形式上加强了古代中国的性别歧视，使得男女思想观念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三从四德的教化根深蒂固。

男子且不去提，以前引博陵崔氏故事为例，崔氏子来京科考，囊中羞涩于是借住在寡妇家，偏不修德，偷窥她，得知妇人财貌双全，于是想要求娶为妻，但那妇人竟然说，“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认为自己与他并不门当户对，自愿作妾。

并且作妾两年多，供养崔慎思读书生活一切费用。甚至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因故离去，还要将自己原来的宅院仆婢拱手奉上。更为离谱的是，崔慎思以襁褓中的孩子为借口挽留她，为了崔氏子没有后顾之忧，她亲自杀死了孩子，径自离去。

她遇到崔慎思后的每一次选择，料想都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女性无法作出的，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对男女思想观念的塑造。

科举的影响当然不会如此狭隘，除了上述长期的、宏观的影响，对于女性，更切身的影响在于择偶观念的变化以及其后的家庭生活方面。

《唐摭言》记载，长安风俗，每年曲江大会期间，“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玄怪录》记载，有京兆韦氏女多次择夫，“终不谐”。其后有进士张金楚求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其母许之，遂择吉成婚。

人们倾向于与科举士子匹配婚姻，核心逻辑就在于士子能够通过科举学而优则仕，读书人自此与政治权力的联系更为紧密。对于举子们的妻子、母亲来说，她们期待科举士子也存在更现实更具体的原因。

还是以唐朝为例，前面已经说到，唐朝以来，妇女在经济上日益附庸于男方，与之相对应的是她们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也与男方息息相关。

科举士子一旦成功，则可以封妻荫子、为母亲讨诰命，更不必说在经济待遇上从此地覆天翻，这就使得更多女子对于科举是主动而狂热的。

三 对女性社会方面的影响

这一方面主要是政治、经济、思想之余。

首先，促进了女教育。也就是说，尽管科举拒绝女性，但一定程度上反而促进了女教，改变了女教。

隋唐以来，人们一方面继承了魏晋时期重视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家庭教育的观念，继续重视女教育育儿，另一方面在女教中有意无意增加了四书五经、儒家经典的分量，并最终使科举士子受益。

这里不妨分女、妇、母三种身份解释。

《旧唐书·元稹传》载：“（元）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镇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

《玉泉子》载，邓敞应举之前，欲向权贵“行卷”，但他的书法比较糟糕，幸而两个女儿的字写得都不错，所以他所行之“卷”，基本上都是女儿们替他誊录的
《北梦琐言》记载，唐进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历官台省，始举进士时文卷皆内子为之，动合规式，中外皆知。如果不是科举排斥了女性，妇女们何苦亲手作了桃子捧到自家男子手上？

其次，“男扮女装参加科举”的文学创作逐渐发展，乃至形成文学母题。

一来是才女们“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愤懑不甘。二来是才子们科场失意，以女写男抒发胸臆。三来是经济社会发展，女性意识逐渐觉醒。总之，文学创作中随着时间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女状元或女扮男装参加科举的女子。

然而这些故事的最后，往往要让女子回归原本的性别角色，不免存在相当的时代局限。封建时代女子做官者有之，前科举时代女子通过考试做官者有之，然而通过科举做官之女子绝无。

唐人笔记中记载曾有两女在科举不成熟，没有明言不许女子参加时以女身参与科举考试，然而在最终授官时则被以金银打发。这就更使得女状元的文学想象有了丰厚的土壤。

第三，影响了妇女的婚配、婚姻，这与前述择偶观念有所不同。

《玉泉子》载，孤寒之士邓敞为了登科，不惜抛弃发妻而与权门缔结婚姻。又《北梦琐言》称，宇文翃为了科举顺利，竟牺牲女儿的婚姻幸福，将她嫁与年逾耳顺”的权贵窦璠作继室。无论是卖女求荣还是抛弃发妻，都不会是孤例。

那么，这就不得不说到与举子相关的妇女们的命运。向来，人们鼓励的是作为举子的母亲教导他、养育他，或者如果是寡母，还有贞洁的要求。比如史书会称赞无数个为儿子呕心沥血的某氏，对于范仲淹改嫁的母亲却少有提及。

而作为举子的妻子，无论是男读女耕的贤妻，还是羁客千里之外贞洁孝顺的思妇，都是不错的形象，相反，朱买臣妻式的妇女则备受打压。

《云溪友议》记载，抚州人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其妻为生活受累，遂向他索取离婚书。长官颜真卿认为杨妻的这种行为污辱乡间，判“笞二十，后任改嫁”。自此以后，江左数十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遗憾的是，买臣妻少而陈世美多，能够封妻荫子的举子终究是少数，多数士子妻子的命运是，要么贤良淑德在苦苦等待中消磨掉光阴，而远人生死未卜聚散不明；

要么被功成名就的丈夫抛弃，一无所获；即使最终丈夫功成名就且没有停妻再娶，也要因为丈夫仕途颠簸，自己侍奉公婆而继续两地分居，貌合神离。

至于举子的女儿，前面已有“范例”，她们的最终归宿不过是等待父亲找到一个合眼缘的年轻人然后“以女妻之”，成为翁婿情的点缀，甚或权力交易的筹码。

四 小结

科举对女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贫富差距，也有不同身份之别，更兼以具体的举子其人品、运气为转移的不同的际遇。

总的来说，科举时代的女性受到科举制为代表的系统全面的打压、驯化，而女性身份地位、个人价值的实现都需要男子作为媒介，其背后难免深深的哀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