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人家属》：不能笑也不能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加害人家属》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的名称让人心生感叹，它叫“加害人家属不能哭也不能笑”。

仅仅从这样一个朴素的陈述当中，便不难感受到个中的复杂滋味。

在人类的基本认识框架中，被害人永远也应当被投射以更多的关怀、尊重与怜悯。与之相对的，便是“可恶”的加害人。

人们不吝用种种可怕的词语形容这些罔顾他人生命、财产、人权的罪犯——他们的道德是卑劣的，行为是可鄙的，而对他们的惩罚则应该是严厉的。

同时，和罪犯有关联的亲人、朋友，甚至同事、儿时伙伴，多少都令人侧目。

这其中，加害人家属成为被攻击的第二对象。人们不免联想到，他们的家庭是如何养育出如此不堪的孩子的，他们的教育和价值观该是多么歪曲，他们的行为品性又是如何“铸造”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罪犯的。

《加害人家属》的作者铃木伸元写道：“我所采访的每一位加害人家属几乎都会提到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不但不能笑，也不能哭。”

受害者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世界有两种犯罪最令人难受：一是孩子为受害者的犯罪，二是孩子为加害者的犯罪。

2020年10月12日，一篇报道在推特（日本）上引发巨大反响。一位化名为“田岛架纯”的日本女性在顶着“杀人犯女儿”的标签20多年后，首次向媒体公布了自己和弟弟的遭遇。

5岁那年，田岛架纯的父母离婚。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田岛架纯几乎没怎么见过父亲，她被告知，父亲去了外地工作。

直到长大之后，她才从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中知道，父亲是因为吸毒被判入狱。

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在她高中暑假，父亲再一次犯案。这一次，他杀了人。

当晚，电视新闻就开始轮番轰炸，报道在某地区的住宅里，发现了一具女尸，被害人是田岛架纯家附近一家饮食店的女员工。

随后，记者接连要求登门采访，田岛架纯说自己当时和弟弟抱在一起，不敢开门。

从那天开始，一切就发生了变化。朋友疏远她，同学可以随意霸凌他们，叫嚷着“谁让你爸爸杀人”。

读大学后，田岛架纯的弟弟开始酗酒，最终被诊断为酒精依赖症，需要入院治疗。而田岛架纯选择在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

但无论到哪儿，她仍然无法甩掉“杀人犯女儿”的罪名。她认为自己“没资格结婚”“一辈子都无法获得幸福”。

这篇采访发布到网络后，立刻登上了日推趋势，网友们表示：“加害者的家属们也是第二被害人。”

“我个人的话，比起死亡，更希望罪犯能痛苦地活着，但他的家属没必要经历这些。”

2008年6月8日，震惊世界的日本秋叶原街头无差别杀人事件共造成7死10伤，犯人为25岁的男性加藤智大。

2011年3月24日，加藤智大遭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死刑。

事发6年后，加藤智大的弟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母亲则崩溃住院，父亲也因此离职隐居。

这些当初的加害者家属，变成了角色的反面——被害者。

在加藤智大的弟弟自杀前一周，他曾把日记寄给周刊，吐露了多年来如何活在“杀人犯弟弟”的阴影里。

他在日记中写到，加害者家属只配在阴暗角落里苟且偷生，不能拥有一般人的生活。

2010年4月5日，日本政府曾公布针对全国犯罪加害人家属的问卷调查，问卷使用了“抑郁症自评量表”进行分析，发现有抑郁症倾向的加害人家属多达34%。特别是那些造成了他人身体或财物损害的加害人，其家属更容易罹患抑郁症。

《我们与恶的距离》插画。

“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

作家安德鲁·所罗门为《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个母亲的自白》一书作序：“我们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的，这样我们就能自我安慰：我有好好地教育孩子，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而我之所以有这样荒唐的想法，是因为这是我曾经的想法。”

该书作者苏·克莱伯德（Sue Klebold）的儿子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枪击案——科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杰弗逊郡科伦拜恩高中的两名学生艾瑞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伦·克莱伯德持枪械及自制的爆炸物进入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并造成其他24人受伤，两人随即开枪自杀身亡。

在这之后，苏得了焦虑症与恐慌症，她表示：“一辈子遭受自己没有觉察爱子即将杀人与自杀的痛苦当中。”

苏在书中展现了一个母亲最本真的想法，她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究竟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我想说，迪伦是被深爱着的。幼儿园放学后，我握着他笨笨的小手去吃冰激凌的时候，我爱着他；给他无数次读着苏斯博士的《口袋里的毛怪》时，我爱着他；在洗掉他那件染上草色的小号的棒球联盟的球衣，好让他在第二天能穿上时，我爱着他；在他死前的一个月，我跟他一起吃爆米花时，我爱着他。我仍然爱着他。

即使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恶痛绝，但我还是爱着我亲生的骨肉。”

2019年，《我们与恶的距离》播出，这部电视剧引发了舆论风暴。当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说“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时，罕有人不受震动。

电视剧中李晓明的亲人，和现实中的加害人家属一样，要忍受邻居的指点、媒体的穷追不舍和网络人肉搜索，以及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击，他们受到社会的集体性排挤，不得不改名换姓、隐匿起来，而无法选择重新生活。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律师黄致豪反问：“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

在他看来，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

在《加害人家属》后记中，铃木伸元也提到，自己写书的目的在于，“让加害人事先想到，自己的行为会把家人卷进来，害家人受苦，从而抑制犯罪的冲动”。

另外，铃木伸元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加害人家属的现状”。

毕竟，那些攻击加害人家属的人，也许只是出于朴素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以及从众带来的安全感，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加

害人家属身上放上一根接一根压倒他们的稻草。

对待加害者家属，宽恕与帮助或许比复仇与诋毁来得更为高贵。

在持续关注加害人家属后，铃木伸元采访到犯罪学界的一位权威，他说：“被害人家属与加害人家属都能得到援助的社会，才是成熟健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