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警员杜培武历经生死后称：法律很公正，个别执法人员太猖狂

杜培武是谁？

他是一位人民警察，原本事业风顺，家庭美满，但1998年那个春天，他的命运却被一场世纪冤案改写了。

1998年4月22日，在昆明市圆通路，行人在路边一辆面包车内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经警方确认，死者是两名警察，他们一个是杜培武的妻子，一个是杜培武的挚友，也正是两人的死，让杜培武原本应该美好幸福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死者的死因为何？他们的死又和杜培武有什么关系？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人民警察对个别执法人员的做法公然提出质疑？

杜培武的前半生

杜培武出生于1967年，原籍在山东，9岁的时候跟着父亲来到云南生活。

这个在云南长大的山东大男孩，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在父亲的支持下，后来也如愿地考上了警校。

杜培武虽然在云南长大，但他的性格里还是保留着山东人的豪爽和大方，在警校里他的人缘就极好，尤其是和室友王俊波的关系，堪比亲兄弟。

当时警校里有一个校花，叫王晓湘，深受警校男学员们的追捧，杜培武是幸运的，王晓湘在众多追求者中选中了他，这令他在警校风光无限，连挚友王俊波都羡慕他。

毕业后，杜培武被分配到戒毒所成为了名警察，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科长，很受上级领导器重。

之后，事业上顺风顺水的杜培武也和女友王晓湘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第二年两人便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

儿子出生之后，王晓湘既要看顾孩子，又要上班，十分辛苦，杜培武很是宠妻，即便两人的收入当时都不高，但他还是坚持雇了一个保姆来减轻妻子的负担。

杜培武的单位离家里大概有20多公里，当时他们还没有私家车，所以上班路上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遇到值晚班的时候，杜培武就会在戒毒所里的宿舍住下，有时候在单位一住就是好几天。

王俊波当时在石林彝族自治县任公安局副局长，两人虽然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多年来还是一直维持的深厚的情谊。

王俊波每次到昆明出差，都在杜培武家吃住，若遇到杜培武不在家的时候，王晓湘也会接待他，单独相处久了，这一来二去的，两人也互相看对了眼，开始暧昧起来。

但两人在杜培武面前掩饰得非常好，暧昧关系维持了很久，杜培武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

一直到1998年4月20日，王俊波再次来昆明出差，当晚杜培武在加班，便拜托妻子王晓湘接待自己的兄弟，王晓湘也乐得其所，将孩子交给保姆，就和王俊波开着一个面包车出去约会了。

当晚，两人就被人枪杀在面包车内，直到4月22日，才被人发现遗体，法医验证两人死亡时间在20日深夜，孤男寡女深更半夜能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也不难想象。

王俊波和王晓湘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仇杀的可能性不大，当时两人身上的钱财都在，若说是为了抢劫而杀人，也很牵强，更何况为了那么点钱杀掉两个警察，不值得，更何况当年一辆面包车也很值钱，真的为了财，只需要把面包车开走就行了。

仇杀、抢劫都被排除，那情杀的可能性就大了。

当时警方调查到，杜培武很爱自己的妻子，有没有可能是杜培武撞见了妻子和挚友的苟且，然后起了杀心呢？

很快杜培武就被逮捕了，当然，警方逮捕他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他有作案动机，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都是枪伤，根据弹痕推测，凶手使用的是“七.七”试手枪，碰巧杜培武就配备了这样一把枪。

就这样，杜培武成了此案最大的嫌疑对象。

掉进深渊

深夜枪杀两名警察，歹徒何其凶残大胆，此案一出，立刻引起了省公安厅的重视，加上当时昆明正在筹备世博会，若此案不破，影响极大，于是上级对办案单位施压，责令其无论如何尽早破案，给民众一个交代。

6月下旬，办案单位找来了中国刑侦专家，对杜培武进行测谎。

测谎仪的数值若低于4，那证明被测的人没有说谎，数值若是4-6，那说明被测人说的话产假参半，数值大于6时，那就说明被测人完全在说谎。

专家对杜培武接连提了三个问题：

• 你有没有杀人？

• 4月20日晚上你有没有在上班？

• 你有没有开枪把他们杀死？

测谎仪的最终测试结果为“4”，仪器判定杜培武说的话里真假参半，但专家说，测谎仪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证据，因为有很多因素决定这个数值，若是被测人情绪不稳定，测谎的结果也会有所影响。

测谎的最终结果没有能减轻杜培武的嫌疑，专案组依然认为他的嫌疑最大。

接连两个多月的审讯都没能让杜培武承认自己杀人，警方所找到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证明杜培武杀人或是没有杀人，一时间案子就悬下来了。

省公安厅一直在催促专案组加快破案进程，顶不住压力的专案组只好用特事特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6月30日，属于杜培武的“特殊”审讯开始了。

接连19天，夜以继日地轮番审讯才得以结束，杜培武终于交代了他的“罪行”，在交代“作案过程”时，杜培武编造了很多个版本才勉强算毫无破绽过关，在交代“杀人枪支”的下落时，更是绞尽了脑汁，最后不得不称：“杀人后，枪被我拆卸后扔到滇池里面去了。”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签署了一系列“杀人罪状”后，被送回了看守所，他的父亲前去看望他，眼前的杜培武已经与之前判若两人，目光呆滞，精神萎靡，整个人瘦了好几圈，走路也踉踉跄跄。

即便是这样，杜培武的父亲还是告诉他；“你要相信国家，法律是公正的！”

回到看守所几天之后，杜培武渐渐地恢复了平静，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能认命，家里还有四岁的孩子，他已经没有了母亲，如果再失去一个背负“杀人”罪名的父亲，那他的一生该如何去面对？

为了孩子，杜培武必须要振作起来，他连夜写了一份《刑讯逼供控告书》，第二天交到了看守所检察官范新忠的手中。

范新忠看着当时的杜培武，心里一阵阵的难受，曾经那么意气风发的一个人，却沦落成这副模样，实在令人感慨万分，在众多管教干部的见证下，范新忠拍下了四张杜培武的伤情照片。

这份《刑讯逼供控告书》和照片，杜培武是为了将来在庭上为自己洗刷冤屈而准备的，作为人民警察，他知道在法官判决之前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并且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有力”证据。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一案。

公诉机关向法官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如警犬鉴别，杜培武穿的鞋袜和面包车离合器上的泥土气味相同，杜培武身上的百元钞票上，泥土痕迹和现场的泥土成分一样，杜培武的衬衣袖口上，有用枪支射击后留下的火药残留......

法庭上，提交这些证据，言之凿凿地指证杜培武杀人事实的人，是11位刑侦界的专家，他们的盛名导致没有任何人敢怀疑他们的“说词”。

尽管公诉机关称“证据确凿”，但法庭上，杜培武的两名律师还是在尽力为杜培武做无罪辩护，这两位律师也非浪得虚名，当庭便对警方的《现场勘察笔录》提出了质疑。

笔录上称杜培武鞋子上的泥土和面包车上离合器的泥土成分一样，那刹车和油门呢？难道杜培武驾车只踩离合，不踩刹车有油门吗？

随后，律师又提交了杜培武亲自写下的《刑讯逼供书》，以及当时的伤情照片。

当天，在法庭上双方的争执十分激烈，导致审判长无法判断，只得宣布暂时休庭。

也正因为两名律师的据理力争，丝毫不让，为杜培武争取到了一些时间。

1999年1月1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杜培武的案子。

这一次，公司机关补交了《现场勘测笔录》，上面竟然增加了“刹车”和“油门”的泥土记录。

杜培武这边要求公诉人正视刑讯逼供时的伤情照片，杜培武这边也拿出了刑讯逼供时他所穿的衣服，上面血迹斑斑，令人发怵。

不知道为何，这一次审判长会无视这些事实，眼看杜培武就要被定罪，他急得当庭大喊：“我没有杀人！”

面对杜培武的叫喊，审判长让他拿出没有杀人的证据。

证据？杜培武绝望至极，案发当天他就被扣押了，他上哪里去找证据呢？他眼下唯一能拿出来的证据就是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的衣服和状告书，但是审判长却无视这些铁证。

1999年2月5日，杜培武杀人案的最终结果还是来了，他被判处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大难不死

在接过判决书的那一刻，杜培武再也忍不住了，这个山东大汉此时就如一个孩子一般脆弱，冤屈化作泪水夺眶而出。

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提醒杜培武，不可能再有奇迹出现了，于是他开始等待死亡降临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决定将自己的冤屈写进日记，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人知道他所遭受的的痛苦经历，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也瞑目了。

4月15日，省高级法院法官来对我进行了死刑复核，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走个过场罢了。

4月16日，我可怜的孩子，他还那么小，就没了父母，他的父亲还是一个“杀人犯”，他将来该如何自处？

4月17日，我不再抱有幻想，我死后，请父母将我的骨灰带回山东老家，我不想留在这里，我要和爷爷奶奶葬在一起。

5月15日，我仿佛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

或许是老天爷听到了杜培武的心声，不忍心看这个汉子就这样含冤而去，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查看卷宗后，认为杜培武的案子里，一些具体证据不清晰，辩护律师人所提的意见也有一些值得采纳的地方，所以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其中一个司机在审讯中交代，他们在1998年4月下旬，在一辆面包车内枪杀过一男一女两名警察。

这个讯息让当时参与审讯的民警感到头皮发麻，两年前，杜培武杀人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昆明警方可谓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司机交代，1998年4月20日晚上8点，他和同伙滕典东、杨明才三人穿着警服出去行动，目标是那些饭后在市区内约会的情侣，在偏僻处实施抢劫敲诈。

在海埂路，他们看到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便上前敲门：“我们是缉毒警察，正在实行公务，请开门。”

车内的王晓湘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杨天勇没有理会她的话，从腰间掏出一把“四五”手枪指着二人：“把他们考起来！”

王小湘见状便称：“我要给杜局长打个电话。”一边说，她一边掏出手机。

怕事情败露的杨才明一把夺过她的手机，将两人拷在车上，然后又夺走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二话不说直接对着二人扣动了扳机，随后几人将车开到了圆通路丢弃。

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真相。

2007年7月10日，一心等死的杜培武听到狱警说有人找他，来人正是他的辩护律师杨松，看到杜培武，杨松心里十分发杂，真的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

杨松说：“高院让我来做你的工作，你的案子已经重新审理，今天就要宣判了，很大可能你就要出狱了。”

杜培武听到这些话，还以为自己在做梦，这样的梦他已经做了无数次了。

直到杨松给他重复了一遍，楞了半天的杜培武才伤心地哭了出来。

当天下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更改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随着杜培武的无罪释放，也意味着当初那些加害过他的人逃脱不了责罚，根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还留下多处伤痕，脑袋外伤害导致了脑萎缩。

2001年8月三日，昆明市原政委秦某、队长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杜培武坐了三年牢，政府也按照当时的公司标准赔偿了他两万多元。

对于妻子和挚友曾经对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杜培武也释然了，出狱后他还去妻子的坟边祭拜了一下，并告诉她，真正的凶手已经落网，自己会好好照顾孩子。

这个迟来的正义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出狱后，杜培武面对记者说了自己的感想：“爸爸曾告诉我，我们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对法律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我也曾是执法者，但对于个别执法人员的手段我不敢苟同，我学过刑侦，学过法律，也有反侦查经验，我每日锻炼，身体强健，但到最后还是不得不“认罪”，我都是如此，那些普通人怎么办？”

经此一事，杜培武还是坚持恢复了自己警籍，他对“人民警察”这个岗位并没有因为自己所遭受的冤屈而感到失望，他依然热爱这份事业，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的知道，极个别害群之马依然在活跃着，而老百姓需要他这样的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