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人们坚持独子不当兵，原因何在？

少子女家庭相比多子女家庭来说，抗风险能力更低，所以传统中国社会有“独子不当兵”的说法，因为独子一旦阵亡，这个家庭就没有未来了。《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率领魏军救赵，和秦军作战前下令“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即两丁抽一，独子不当兵，给每个家庭留下一个养家和传承保障。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三五取丁”制度，对于兵籍的“士家”实行二丁、三丁取一人当兵，四丁、五丁取二人，六丁以上取三人的制度，但无论怎么，对于独子是不抽为兵的。《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对于吏役和兵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即至少留一个子嗣养家。

可见，由于少子家庭非常脆弱，自古以来独子不当兵被视为常识和人道底线。同样的道理，既然少子家庭抗风险能力低，所以在生存策略中宜选择低风险和最保守的路径，对应可能极高收益的高风险投资，需要尽可能回避。

多子女家庭，龙生九子各不同，一般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长子较早帮助父母承担家庭责任，因此长子性格更倾向老成持重和守成。与之相对应的是幼子受到呵护较多，因此更多叛逆和调皮活泼，倾向于冒险和对外开拓。所以传统社会尤其是贵族家庭，为了保持财产规模的稳定，以长子守护家业，次子外出开拓的模式比较常见。

中国先秦封建贵族宗法开始，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庶弟们外出分封拓殖搞创业。战国秦汉以来民间虽然也多分家模式，如《宋刑统·户婚》中也承认民间“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但对于有爵位的大家族来说，仍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在西欧随着封建制的普遍化，贵族的长子继承制也得到发展，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规定任何选侯领地继承人为其长子，除非该长子是白痴或有任何重大缺陷不能管理领地。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演化不同，但都确立了长子继承制，英国的长子继承制法律直到20世纪《遗产管理法》才废止。

在日本，尤其是德川幕府时期盛行长子继承制，财产不分家导致了一些豪族的重要积累，如三井财阀三百多年间通过长子继承，滚雪球一般积累了巨额财富。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财产不被分割，而长子的特质往往是更老成持重守护家业。中国先秦封建宗法把庶弟分封出去拓殖，则比较契合次子或幼子更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特质。

李嘉诚让自己老成持重的长子李泽钜继承家业，让更性格活泼有创造力的次子李泽楷外出创业，其实也是这种家族分工与布局，形成良好的互补，而如果是少子家族就无法实现这种多层次的分工布局和风险规避。

文天祥能杀身成仁，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的弟弟文璧可以照顾父母和家族，无后顾之忧。用文天祥自己的话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就是说文家三兄弟，自己为宋尽忠；弟弟文璧出仕做官，可以对家族尽孝，实现家族的延续；三弟作隐士，也是一种选择的模式，提供一种机会或可能性。这种多层次的布局，对于整个家族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东晋琅琊王氏子弟众多，王敦如能代晋成功，则整个家族成为皇家。王导在朝廷中与他拉开距离，角色游刃有余。王敦失败，其兄弟王含和儿子王应被王舒杀死，则王家又有了忠于东晋大义灭亲的忠臣。而王敦当时要杀周伯仁，王彬却一直捍卫和保护自己这位朋友，不惜得罪王敦，其有情有义的形象，为琅琊王氏赢得士林名士的极佳口碑。琅琊王氏的不同成员，有的冒险问鼎，有的当忠臣，有的当义士，有的负责游刃有余，无论怎样都有赢的份额。

多子女家庭中，各子女性格、资质各不相同，有的是家族的股票，可用以风险投资，有的子女是基金，有的子女是房产，有的则是数字货币。三窟、四窟、五窟等等不同的布局，如同水密隔舱，极大降低了家族的发展和延续风险。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多生育子女也是增加博弈机会和家族命运翻盘的契机。很多人会抱怨说，一个都养不起，几个更没法养。实际上，这种“一个都养不起”的极高育儿成本，恰恰是普遍都为少子女导致的成本水涨船高。由于普遍只有一个子女，因此只能将全部家庭资源如赌徒押宝一般孤注一掷，从而形成了所有家庭都孤注一掷的恶性军备竞赛，养育、教育的成本因而以几何级数猛增。实际上，东亚各国的少子化和教育恶性竞争导致的“考试地狱”是同一硬币的两个面。

如果一个社会遍地是脆弱不堪的少子女家庭，大家都倾向于选择稳定和低风险的模式，往往会降低这一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反之，遍地多子女家庭，必然涌现出更多有创造力和适宜于冒险、创造角色的成员，会有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