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27：惠州的跟进

到现在为止，在我所说的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中，惠州都是一个从属的、跟随者角色，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虽然惠州市号称电子信息产业在广东省仅次于深莞居第三位，但在深莞惠合计接近3.5万亿人民币的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无法得到ICT产业链的总营收，只能以这个数据代之）中，惠州只贡献了4000亿，占比不到12%。

但惠州市有11347平方公里的空间，超过深圳+东莞的2倍，东岸地区最大的想象空间在惠州。

一

了解惠州的人都知道，惠州的改革开放，其实是自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的。1991年，国务院批准英荷壳牌在中国沿海地区建设大型石化项目，1993年，惠州市成功使该项目选址惠州大亚湾。由此吹响了惠州改开的号角，当时惠州市甚至喊出了“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的口号。

虽然，整个1980年代的惠州，也有部分港台制造业进来投资，但其总体规模不能跟跟深圳、东莞相提并论。东莞的总量可能相当于深圳的一半，而惠州市可能连东莞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到2018年，惠州累计批准设立的港资企业才8千多家，而1997年之前，这个数据可能不到1000家。

这其中，港资企业在惠州也有经营颇为成功者，如纺织服装行业的裕泰针织、大进制衣（其主要产品即“真维斯“品牌系列服装）等，而台资则在陈江镇形成聚集。其中只有零星的电子厂。

惠州电子工业的最初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上述零星的港台工厂进来带动的，而主要是地方国企TCL的异军突起。

TCL的前身是一间生产磁带（利用香港技术）的中外合资工厂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华南工学院毕业生李东生就是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这间工厂工作的。1980年代后期，惠州市整合该公司和其它几间小型国有电子企业，转而生产电话机，设立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当时TCL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电话机生产企业。

1991年李东生被TCl外派负责上海分公司（营销），干得不错，深得TCL当时总经理张济时的青睐，1995年，张济时退休，李东生成为TCL集团董事长。1996年李东生操盘收购位于蛇口的香港陆氏王牌彩电，进入彩电领域。1997年全国一场彩电价格大战，只有广东三虎康佳、创维、TCL和青岛双雄海尔、海信，以及四川绵阳孤狼长虹活下来，李东生和TCL已然成为中国家电巨头之一。

TCL的崛起使得惠州在短短几年内电子工业产值接连跨越中山、广州、珠海、佛山而紧衔深圳之后，1997年已位居全省第二，并进入全国电子工业五强城市。

1997年李东生率经营团队与惠州市政府签订协议，开始5年的“授权经营、增量奖股”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所谓“阿波罗计划”），2001年授权经营结束时，TCL国有资产增值率高达261.73%，TCL以629万台“王牌”彩电的销量登上了彩电行业领先者的位置。李东生及经营团队由此成为TCl的大股东之一。2004年1月，TCL实现整体上市，李东生担任董事长、CEO。

2003年之后，中国家电产业已开始走向衰落。TCL进入手机业务又做得不成功，在海外的收购（法国汤姆逊）成为财务黑洞。2006年李东生与深圳政府深度合作，在深圳财政资金支持下上马华星光电面板项目，2009年建成中国首条高世代面板线。自此，TCL的业务重心事实上已转向深圳。

正如在1990年代南海石化项目停滞不前的时候，TCL带领电子工业帮助惠州撑过难关一样。在TCL进入发展瓶颈、重心转向深圳之后，南海石化项目却柳暗花明。1998年2月16日，全国最大中外合资石化项目一一中海壳牌南海石化(惠州)项目框架协议在荷兰海牙签订，之后2000年10月28日，中海壳牌石化项目合营合同在北京正式签订，标志着项目正式落户惠州。

2006年，石化和数码两大产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5.2％，大亚湾成为“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园区”，惠州市成为首批“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2009年，中海油惠州1200万吨/年炼油项目投产，是当时中国首套单系列最大、专门用于加工高酸重质原油的炼油项目，也是国际上第一座集中加工海洋高酸重质原油的炼厂，标志着中海油惠州炼油化工一体化基地格局基本形成。

2020年4月，埃克森美孚广东惠州乙烯项目正式开工。埃克森美孚投资约100亿美元，建设160万吨/年乙烯等装置。

2020年，惠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用8-10年打造石化能源新材料和电子信息产业两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如果您看了上面的内容，会感觉惠州的产业及经济发展，是独立于珠江口东岸地区的自我发展。如果您指的是石化产业，确实如此。但如果说到电子产业，则肯定不是事实真相。

事实上，除了TCL之外，惠州还有德赛等地方电子企业成长起来。

而深圳和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本地成本抬升之后，都有向外溢出的情形，而惠州是重要的承接地之一。

其实在2001年之后，就开始有零零星星的深圳电子企业开始在惠州建立工厂，尤其是电池制造等高污染的产业。2008年之后，一些著名企业如比亚迪等开始在惠州布局，而东莞的企业则开始溢出到邻近的博罗县龙溪、园洲、石湾等镇，在博罗的临莞诸镇形成集聚。东莞的制鞋企业则开始和港台制鞋工厂集聚在惠东县的吉隆、黄埠地区。

一些大型厂商则选择在靠近深莞的地区设立他们的制造基地，比如联想电脑早在1998年就在惠阳建立其华南制造基地，而将其华南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深圳。韩国三星电子则早在1992年就在惠州建立其首家工厂，2006年则在关闭其天津工厂之后，将惠州作为其在中国主要的手机制造工厂，2018年三星电子惠州工厂曾居于中国出口额第15位，出口额达579.3亿人民币，加上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成为惠州两家总产值超千亿的电子企业之一。

2008年和2015年的两波深企外迁潮，都有深圳著名ICT公司将其生产基地外迁惠州，如伯恩光学在2008年开始进军惠州，2019年在惠州实现产值378亿元，其已在惠州布局秋长、永湖、三和、淡水、良井5个生产基地，总投资超过500亿元，其中良井基地占地1.5平方公里。

而深圳中集集团则在沥林镇斥资20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智造基地；此外深圳正威集团则投资150亿元在博罗设立新材料制造产业园，在博罗县石湾镇建立铜产业链。

在上述的基础上，惠州才可以宣称其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数据和信息技术服务、超高清视频、5G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电池等5大优势产业链。

2021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中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产业集群成功入围。在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新一代电子信息、超高清视频显示等4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将惠州列为核心城市。而工信部公示的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惠州共有26家企业上榜。

二

在珠三角，惠州一向有爱“搞搞震”的名声，喜欢玩大的，搞大项目。所以惠州有大的企业，但却缺乏像顺德、南海那样巨大数量的中小企业和丰厚的产业生态基础。有人说这跟客家人族群文化不爱做生意缺少创业精神有关。也许未来惠州的产业基础仍会是大企业在惠州进行布局并建立产业链。这需要惠州进行良好的产业空间规划，以承接或吸引产业链进入。

惠州近20年来一向强调以石化与数码（其实是电子信息产业概念，但过去为了把彩电这个主要产业函括进来，所以使用“数码“这个词，从未来趋势看，电视机连上互联网后，已经是毫无疑问的电子信息产业）为两大支柱产业。但与石化产业集聚在大亚湾石化工业区（在国家级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规划为27.8平方公里的石化园区）不同，其电子信息产业布局则十分分散，并没有形成像东莞松山湖那样品牌知名度的产业空间。这种状况到2010年才开始有所改变，但迄今为止，惠州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空间战略仍是不那么清晰的。

2010年惠州市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是将原本只有12.9平方公里的国家级仲恺高新区扩容到309平方公里。

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初是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首批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当时批准面积8.8平方公里，主要是位于惠州市区西南郊惠环街道的一片可开发用地。惠州市以之作为发展科技产业的主要平台。

仲恺高新区设立之后，入驻的两个重要企业，一是TCL，另一就是三星电子。其中1996年6月，TCL的彩电生产主体TCL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入驻。

2003年惠州市政府对仲恺、惠台、松山、平南四个工业园区进行整合，实现“一区多园“战略，面积扩大到12.9平方公里。

2010年2月，惠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惠州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决定》，面积从12.9平方公里扩大到309平方公里（后又扩大至530平方公里），管辖两街三镇（陈江、惠环、沥林、潼湖、潼侨）、4大园区（仲恺高新科技产业园、东江高新产业园区、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中国留学生创业基地），拥有市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县(区)一级的行政管理权限。

2010年惠州市同时委托新加坡邦城公司主持编制了《惠州仲恺高新区总体规划》。该“规划”定义仲恺高新区为“珠三角以电子信息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珠三角东翼生产性服务业创新中心、惠州市城市副中心、粤港澳休闲度假胜地及绿色农产品基地、环境优美的山水低碳新城”；产业定位则为：“构建以平板显示、LED产业、移动互联网产业、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为基础，以数字装备、医疗电子、软件工程、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以研发孵化、总部经济、现代物流、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在其“区域产业发展协调”部分，则强调“惠州主城、仲恺高新区、大亚湾经开区三城鼎立，构建产城一体的金三角格局”。在其“快速交通”部分，则强调与惠州主城区的联结。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规划，难脱“贪大求全”之嫌，且无论是产业及空间规划，还是交通规划，都太局限于惠州市内，“以我为主”，而不是放在“深莞惠”经济产业一体化的框架下思考问题。12年过去，其不成功性应该是很明显的。

到2021年，仲恺高新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763亿元（后来这个数据变更为808亿元），占惠州市总量4977.36亿元的约16%；规上工业总产值2955.2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535.2亿元，电子信息产业完成产值1811亿元。这一组数据倘若放在其自身的纵向对比，或者放在惠州各区县对比，似乎尚可，但是倘若放在它以如此之好的区位优势情况下，却仍未能实现高速发展，也未能将惠州市的电子信息产业有力拉升（惠州市希望在仲恺高新区的带动下，实现2020年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超过5000亿的目标）的角度来看，实在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

当然，也有人指出，倘若将之与深圳市坪山区作一对比，似乎也不能对之过于苛责。坪山区总面积168平方公里，2009年设立坪山新区，与2010年仲恺高新区扩容时间相当，2017年1月设置坪山区。其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也不过801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也未超过2000亿元。

仲恺过去5年里遇到的重大挫折是三星电子的撤出。三星电子（惠州）于2017年在惠州实现销售收入超800亿元。但就在2019年，三星电子就公开表示了它将从惠州和中国大陆撤出，迁往越南“河太北”地区。到2020年，三星电子就关闭了它在中国惠州、苏州、天津等地的4间工厂。当年三星电子在越南实现的出口额为511.8亿美元。

三星电子撤出，是由于其智能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溃败。它对仲恺高新区完成自己的ICT产业链之努力，是一个沉重打击。在此之前，三星电子供应链上一些企业，已呈现出向仲恺集聚的良好势头，成为深莞惠ICT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惠州及仲恺也对三星电子寄望甚殷，希望在三星电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吸引韩国企业在惠投资，并为此争取到了国务院批准在仲恺设立“中韩产业园”。

据有关报道，2017年12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韩产业园的批复》，中韩（惠州）产业园被确定为全国三大中韩产业园之一。次年，潼湖生态智慧区被确定为中韩（惠州）产业园6个核心组团之一。中韩（惠州）产业园起步区位于潼湖生态智慧区国际合作产业园，规划用地面积约12.7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约9.6平方公里。但随着三星电子的撤出，此一计划显然变得十分尴尬。

“仲恺高新区”现在需要的可能是，重新检讨自己的产业及空间规划。最值得它对标的应该是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区。下一篇我将重点论述之。

三

2021年，惠州市在其石化产业已经比较稳定发展的同时，表达了想要重振其电子信息产业的雄心。

2021年1月，惠州市出台了“贯彻落实《广东省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年）》工作措施”的文件，提出到2025年，以建设“全国5G泛智能终端和零配件制造基地”为目标定位，将惠州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产值规模超过6500亿元。

2021年11月，惠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正式确认打造珠三角东翼新增长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并确立“2+1”现代产业集群和“3+7”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战略。

所谓“2+1”现代产业集群，即指加快发展石化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两大产业集群，培育生命健康产业。

所谓“3+7”产业园区，即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打造“3+7”工业园区，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载体、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其中，“3”是指优化提升3个国家级园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仲恺高新区、中韩（惠州）产业园；“7”是指聚力建设惠城高新科技产业园、惠阳（象岭）智慧科技产业园、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博罗智能装备产业园、龙门大健康产业园、大亚湾新兴产业园、广东（仲恺）人工智能产业园等7个千亿级工业园区。

惠州政府如此表现出近年少见的战略清醒，是值得肯定的，其对产业政策的清晰梳理，也甚为难得。但是正如我在《从珠江口东岸ICT产业链视角看待惠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未来发展》一文中所提出的，惠州电子信息产业是珠江口东岸ICT产业链网的组成部分，而且并不是这个生产网络的主导者角色，而是跟随者、生产者角色，不能脱离这个网络来谈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珠江口东岸这个世界级ICT产业链目前正面临产业升级转型和价值链重组的挑战，或者说，全球ICT产业链面临的两大变局：其一是美国主导的中美科技“异同”（欧洲、日韩台等很可能也加入进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ICT产业链，极有可能的是全球ICT生产网络分割成“中国生产网络”和“非中国生产网络”两个部分，外资企业（包括台资）为非中国市场生产的部分将做出选择；由政府主导、依靠国企的中国价值链将加速形成。其二是在ICT产业链中，智能手机这个过去10年里最大的增长发动机正在降速，热点正在向AI、智能汽车、物联网、数字经济等领域扩散，新的增长发动机正在浮现之中。

这两大变局对珠江口东岸带来的影响将会很大。原有的链主企业正在进行各自的产业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它们也要因应“中国生产网络”的运行逻辑的巨大改变，调整自己在国内的生产布局。珠江口东岸地区由于核心引擎深圳的成本过高，导致整个产业链从核心高成本地区流失，在未来的“中国生产网络”中可能面临着以上海为核心引擎的长三角地区的巨大竞争压力。

面对此一挑战，需要加强东岸三个城市之间的产业政策、空间政策协调性，共同应对大变局。也即，相对成本洼地的惠州和东莞需要与深圳一起，准确判断产业技术升级方向，赌赢这一把，做大做强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避免在内循环的逻辑下，珠三角被长三角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