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摆脱当时的户籍管理，自发从农村迁徙到城市。
尽管没有稳定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居所，他们依旧不愿放弃这条看似毫无希望的路。
在“自由职业”这个词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人们将这类人归类为——盲流。
1.
从偏远的哀牢山走出的Maymay，如今定居美国，她有两个靓丽多才的混血女儿，和一个相守了32年的丈夫。
Maymay的人生履历丰富多彩，她是作家、制片人，同时也是电影公司的老板。
当然，在她众多的履历中，做得最多的还是家庭主妇。
这个看起来一脸富态的女人，在80年代末，也是盲流中的一员。
Maymay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源于一部32年前的纪录片——《流浪北京》。
那时Maymay的名字叫张慈，镜头前的她，身体很单薄，留着一头齐齐的刘海，时不时地吸上一口烟，眼神里流露着说不清的哀怨... ...
1962年，张慈生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哀牢山地区，是典型的山旮旯里的孩子。
出生8个月，她被父母送到外婆家，此后整个童年，见到父母的次数不超过5次。
张慈的记忆中，父母之间的感情很差，父亲脾气暴躁，母亲自卑软弱，两人婚姻的散场，全在意料之中。
好在外婆待张慈极好，从小到大，她从未挨过外婆的打。
尽管那时贫穷，但外婆也从未让她饿过肚子。
无论回家多晚，家里的门都是开着的，灯也一直亮着。
张慈的童年很孤独，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父母陪伴。
外婆怕她没人说话，就给她背了一只鸡。
无奈的是，这只鸡成了张慈童年的伙伴后，还是逃不了被大人宰来吃掉的命运... ...
惧怕孤独，是人的本性。
可是孤独，常常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引路石。
热闹的场景，总能让人产生幸福的假象。
于是，我们乐此不疲地沉迷其中，直至忘记思考。
然而，人一旦停止思考，命运就不可避免地与悲剧连为一体。这是比孤独更可怕的事情。
从这一点看，张慈的孤独，显得并不那么悲惨。
2.
1979年，不得不面对孤独，不得不在一次次失去与得到中成长的张慈，以新平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
不停止思考的大脑，哪怕身陷囹圄，也有机会冲破云霄重见天日。
这，或许是孤独回馈给张慈的礼物。
虽然家境并不如意，但无论功课，娱乐，还是衣着打扮，张慈丝毫不输于他人。
在这所大学里， 她是第一个穿牛仔裤、留披肩发的女生，也是多次在《他们》等先锋杂志上发表过诗作的学生。
当然，她也喜欢电影。大学4年间，昆明电影局的片子都被她看了个遍，就连毕业论文也在探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
和所有步入大学的青年一样，张慈的大学生活过得充实而有趣。但这一切，在毕业后似乎又被打回原形。
那时的大学，大都包分配。张慈毕业后，被分配到《个旧文艺》当编辑。
编辑部的工作很清闲，同事们也几乎不往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但在张慈看来，眼前的一切，就像个旧阴雨不断的气候一样，叫她苦闷不已。
1987年，带着对现状的不满，张慈独自来到北京。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牙度过了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
过去了，这便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这就是你的无底洞。
北京这座城，倾注了太多人的梦想。而张慈，只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1988年初春，《流浪北京》拍摄初期，张慈住在海淀区新胡同的破旧老屋里。
那段时间，写作之余，她要做两份兼职，干三个记者的工作量，但最终获取的酬劳也只有工资的一半。
3.
吃饭只能靠蹭，生病了也没钱去治... ...
北京的这段日子，并没有让张慈的生活变得更好。
不怕吃苦也不怕吃亏的她，不论怎么努力，似乎都逃不开被这座城摒弃在外的命运... ...
“女性创作者有一种天然的才能，她们敏锐、柔软，有温暖和善心，这使得她们对世界有独到的关注和切入角度。它们会一下子飞翔起来，也很容易就坠落下去。
我经常为这样的女性扼腕叹息，在女性身上，与敏感特性相对应的，是巨大的黑洞，她们必须找到自己身上的黑洞是什么，才可以继续飞翔。”
《流浪北京》的导演吴文光的这段话，精准地应验在张慈身上。
1988年8月，拿到美国护照的张慈，与一位在昆明大街冷饮店认识的大她十来岁的美国航海家乔治结婚，并定居夏威夷。
有人说：每个女人都是赌徒，在她们的人生中至少做过一次豪赌，那就是婚姻。
张慈的人生中，有过两次这样的豪赌。
1990年，张慈再婚，丈夫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这场婚姻，是张慈主动争取来的。
婚后的她，虽然也有写作，但更多的精力都在两个可爱的女儿身上。
基因里的中国血液，导致张慈和丈夫在育儿理念上时常出现分歧。
和许多中国妈妈一样，张慈特别看重孩子的成绩，一心想着让她们上各种兴趣班，为进名校打基础。
丈夫一家几乎都是美国名校毕业，他们更看重的却是孩子的心理健康。
婚姻就是两人大吵一架后，妻子夺门而出，回来时还顺带买了菜。
有过无数次想要离婚的冲动后，张慈和许多女人一样，每一次都因为孩子选择继续。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婚姻的不幸，有时候，吵不散的婚姻，反而更牢固。
4.
尤其，那场发生在大女儿香奈儿.米勒身上的近乎毁灭性的灾难降临时，婚姻和家庭对她来说，显得更为珍贵。
2015年1月，在张慈的印象中，是一年中最冷的一个夜晚。
那天，米勒陪妹妹蒂芙尼去参加斯坦福大学的派对。
中途，妹妹送醉酒的同学回宿舍，来回不过半小时，米勒就出事了。
因酒精中毒而昏迷的她，在一个偌大的垃圾桶旁遭遇性侵。
好在，两个骑自行车的瑞士留学生刚好路过，他们抓住罪犯后，将米勒救了出来，并送往医院。
醒来时，米勒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就连性侵的遭遇，也是在别人口中得知。
第二天，类似“失去意识的醉酒女人被性侵”的新闻便铺天盖地。
作为整个事件的受害者，米勒身上被贴上“引诱对方犯罪”的标签，而那个施暴者却因白人、名校大学生、游泳健将等“特殊身份”被美国法律优待。
尽管米勒极力回避报纸上的一切，努力让自己清醒。
但当她半赤裸的身体被警察用冷漠的语言描述时，当庭审时被问了无数个与性侵案无关的问题时，当所有报道都把她往“不检点”的方向牵引时，当罪犯仅被轻判6个月时，她彻底怒了！
于是她极力抑制心中的怒火和屈辱，以埃米莉·多伊的名义在新闻网站Buzzfeed上发表受害人陈述书。
之后，这封长达14页的陈述书，4天之内有1400万人阅览，美国国会将它当作重要法律文档。
拜登、希拉里等美国政要名人更是公开表达对埃米莉的支持。
那些打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只要不向不公屈服，命运的指针还是会倾向你的。
5.
米勒的愤怒一博，博出了美国77年历史中第一次罢免法官，博出了两项严惩性犯罪新法案的通过，博出了女性受害者有罪论的反抗之声。
案发4年后，一本震撼全美的勇气之书《知晓我姓名》问世，这本书的作者正是香奈儿.米勒。
米勒受到侵犯后，整个家庭都陷入阴霾。
一开始，她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间，每天起床都要拿冰勺子冰脸，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她也显得格外暴躁... ...
这一切，身为母亲的张慈都看在眼里。
她一遍遍地告诉女儿：这不是她的错，该自责和羞愧的是那个罪犯！
担心女儿有厌男情绪，她又开导女儿：这世上有坏男孩，也有好男孩，比如事后对她不离不弃的男友，比如一直疼爱她的爸爸，比如那两个救了她的瑞典男孩，爱她的人远比伤害她的人多... ...
当语言疏导不了女儿时，她便默默为她做可口的饭菜，好让她精力充沛地与恶魔斗争。
出生到成人，鲜少见到父母的张慈，直到26岁才第一次开口喊“妈”。
她太需要亲情，太了解不被父母珍爱的孩子的伤痛，她不能让自己的女儿也经历一遍。
尽管她竭尽所能地给予她们爱与能量，但伤痛还是发生了。
她能做的，也只有全力开导、支持、照顾，直到她们主动撕开伤口，重新出发。
曾经，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女作家，张慈在事业和面包中，选择了面包。
身在偏远的哀牢山，她用跨国婚姻改变一家两代人的命运，用暂停事业换取家庭的幸福和生活的安稳。
她自嘲家庭主妇是以前的自己最瞧不上的职业，但她却做了30多年。
如今，她肯定了当初的选择。
后记... ...
张慈第一次结婚时，《流浪北京》的另一位女性对她的选择满脸不屑。
只是，后来这位女青年也选择了出国结婚这条路。
事业&家庭，独立&依附于人，仍然使当今女性陷入两难。
吴文光评价女性创作者的话，很中肯也很现实。
但无论飞翔还是坠落，几乎都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必经之路。
选择哪一条路，势必都要付出代价。
不伤人伤己，便难以判定对错，张慈的选择，确实为她和后代们博出了更好的未来。
但如果没一点真本事和胆识，我想，一般人身处当时的环境，未必能有今天。
若干年后，张慈的女儿和她年轻时一样，走上写作之路。
在困境中，她们一个为未来铺了一条有利于两代人的路，一个为整个女性群体争取更多权益的同时，也让自己名利双收。
真正的疗伤不是粉饰太平，而是清楚看着伤疤，却依然满怀希望的前行。
这大概是张慈母女两代人的经历带给我们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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