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宇斌 | 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第186-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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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傅宇斌，1976年生，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研究生导师团队首席专家。曾获云南师范大学联大青年学者、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福建省“闽江学者”称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在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现代词学的建立》《广箧中词》《宋词史话》等著作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等著名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荣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4次，并获2021年度“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学术奖”二等奖。

［摘　要］晚清民初词坛为常州词派所笼罩，浙江词人虽有其浙西词派宗风，但亦因时代风气之发展，词学内部之变化，而受到常州词派比较大的影响。在词学门径上，由以师法姜、张为主变成出入诸家之间；在词学风格上，由南返北，风格更为多元；在词学宗旨上，则由浙入常，浙江词人对于常派，或自觉地融入，或依违于浙、常二派之间而实以常派为主，或开径独行，但仍可清楚看出常州词派的印迹。这说明晚清民初词学发展的大势，正是因为这么一批浙江词人参与主流词学建设，常州词派的词学影响更趋广大，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更趋圆融，也使得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演进加快了进程。

［关键词］晚清民初；浙江词人；词学选择；词风嬗变；常州词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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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

一般论者以为，清代常州词派风行词坛始于周济鼓吹“寄托”说。谭献以后，常州词派更为壮大。叶恭绰评及谭献贡献时说：“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益廓，遂开近三十年之风尚，论清词者，当在不祧之列。”这种评论不仅反映出晚清常州词派的一统局面，也道出晚清词风之嬗变及常州词学之融通变化。

谭献以前，主持常州词派宗风者多为常州籍人，如张惠言、张琦兄弟，后来如董士锡、周济，再后来如庄棫、陈廷焯等，大都为此地文人。流风所被，南京、苏州以至浙江嘉兴一带，莫不受常州词派之影响。

江苏地区词风浸染于常州词派，理固宜然。而浙江地区，自清初以来，即为浙西词派所笼罩，至晚清谭献揭橥“柔厚”词旨，浙江词人在词学及词风上，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考察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和词风嬗变，我们可以对现代词学的进程进行更为细微的捕捉。

关于晚清词学，龙榆生曾言：“近百年来之词坛，殆无不为张、周二氏所笼罩，而成就之大，则有后来居上之感。”可见，晚清词学之辉煌，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常州词派理论的风靡。而浙江词人，虽宗风有自，但在这一时世激荡、常州词派盛行的时代，亦与时俱进，词学宗尚也发生了变化。

一、词学门径上出入诸家

同治以后的浙江词人深受常州词派影响，在创作实践及理念上均发生很大变化。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习词门径上由以前的师法姜夔、张炎为主转而出入诸家之间了。较有代表性的是“浙西三家”在词学门径上的转变。

谭献学词凡经三变，其30岁以前是以姜、张为旨归的，嗜浙西词派之作，30岁以后经由张惠言、周济，至50岁，则已拓展常州词派之藩篱，其见乃定。其自作词在30岁左右即遍法诸家，尚“意内言外”之旨，庄棫同治初年序《复堂词》云：“近世作者，竹垞撷其华，而未芟其芜。茗柯溯其原，而未竟其委。意内言外之趣，仲修所作，殆无憾焉。”陈廷焯则评谭献词“匪独不屑为陈、朱，尽不甘为梦窗、玉田处”；又言其词“逼近五代人手笔”，“深于周、秦”等。

张景祁早年词便以浙派面目示人，晚年游台湾词作渐多悲慨，浸染于美成、欧、晏乃至于稼轩之间。谭献对于张景祁的词学转变有清楚的认识：“韵梅早饮香名，填词刻意姜、张，研声刌律，吾党六七人奉为导师。……中年哀乐，登科已迟。又复屈承明之著作，走海国之靴板，不无黄钟瓦缶之伤。倚声日富，规制益高，骎骎乎北宋之坛宇。江东独秀，其在斯人乎？”《箧中词》评张景祁《小重山·几点疏雅眷柳条》云：“高寻欧、晏，参异几之长。”评《秋霁·基隆秋感》云：“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张景祁本人也有明确的词学追求。他在《新蘅词自序》中除论及姜夔外，对于周邦彦也有明显的效法。其论云：“其尤异者，梦窗之步石帚，累黍无差；千里之和清真，四声如一。词虽小道，向非剖析豪芒，其能洞窥阃奥乎。”词史上周邦彦词最严求声律，而方千里、陈允平、杨泽民皆有《和清真词》传世，一时誉为佳话。张景祁对于词律多有研讨，对清真词也同样是亦步亦趋，从其序可见一斑。

张鸣珂词同样体现了浙西词人的转变过程，一般学者认为张鸣珂是晚清浙西词派的代表，如严迪昌《近代词钞》评云：“玉珊词实浙派之晚期具体而微者，得失优劣备见。”实际上，晚清以来的词学家也多作此论。如马兰芬序其词云：“张君玉珊……以温李之才，写缠绵之格，春情丰繁，秋思往复，笔意最近静志居。”戈载评《寒松阁词》云：“尊词清而腴，婉而丽，缠绵悱恻中妙有痡峭之致，是于君家乐笑翁，升其堂而入其室矣。”显然，这些学者都认为张鸣珂词归趣乃在张炎和朱彝尊。

谭献作为张鸣珂的好友，曾经全面地评论了张鸣珂的词风，其序《寒松阁词》云：“吾友嘉兴张公束，陶灵碧山，标体白石，撷梅溪之秀，而芟其芜，玩梦窗之奇，而割其颣……公束以稚圭揭橥，不佞以止庵津逮，以为树比兴于慢令，通弦雅于犯引，譬之染黛妆蛾，短长入镜，成尘拂麝，冷暖皆香，琴绪分明，酒乡栖逸，抑亦磊落如昔，颦笑无端者已。”这一评价当然大体是认为张鸣珂词不脱浙西面目，师法对象仍以姜、史为主，但也让我们看出张鸣珂也多方取法，如王沂孙、吴文英。此外，更重要的是，张鸣珂作词之宗旨实以周之琦为法，这显示了张鸣珂已向常州词派靠拢的倾向。周之琦，字稚圭，河南祥符人，道光时期著名词学家，辑有《心日斋十六家词录》。谭献对这部词选评价甚高，《箧中词》评云：“稚圭中丞撰《心日斋十六家词选》，截断众流，金针度与。虽未及皋文、保绪之陈义甚高，要亦倚声家疏凿手也。”《心日斋十六家词录》刻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此年周济《词辨》和《宋四家词选》均未刊行，而张惠言《词选》早风行于世。可以说，周之琦的词选恰是张惠言和周济词选的过渡性选本。从周之琦对温庭筠和张炎的词评可以看出他是受到张惠言的影响的。在《心日斋十六家词录》卷末，周之琦题有论词绝句16首，分别论词选中的16家词人，其评温庭筠云：“方山憔悴彼何人，《兰畹》《金荃》托兴新。绝代风流《乾　子》，前生合是楚灵均。”这与张惠言对温庭筠的评论如出一辙，张惠言《词选》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周之琦评张炎词正显示了他与浙西词派的不同宗旨，其评云：“但说清空恐未堪，灵机毕竟雅音涵。故家人物沧桑录，老泪禁他郑所南。”尽管周之琦词选中仍以南宋姜、张一派为大宗，但他的着眼点已是注重词作中的寄托之意。张鸣珂尽管师法姜、张，却已不像清初以来的浙西词派一样，徒流连于咏物了。

民国初年的词坛为常州词派所笼罩，浙江词人亦莫能外，如果说晚清浙江词人尚依违于浙西、常州之间的话，民国浙江词人则明确地宗奉常州词派，因而在词学门径上大都上溯至北宋、五代诸家。此时期有名的浙江词人，大都如此。民国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浙江词人有朱祖谋、沈曾植、张尔田、邵瑞彭、俞陛云等人。

朱祖谋，浙江归安人，“清季四大词人”之殿军，有《彊村语业》，前人论述已多。概而言之，其词学由吴文英而入，遍法两宋词人，既有近姜夔者，又有近周邦彦者，也有近苏轼者，也有学欧阳修、王安石者。故蔡嵩云论云：“彊村慢词，融合东坡、梦窗之长，而运以精思果力。学东坡，取其雄而去其放。学梦窗，取其密而去其晦。遂面目一变，自成一种风格，真善学古人者。集中各词，皆经千锤百炼而出，正如韩文杜律，无一字无来历。”

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季民初著名学者。于词也多当行之作，有《曼陀罗呓词》，并撰有词话《菌阁琐谈》。词话述及其少时习词门径，如云：“自明季国初诸公，瓣香花间者，人人意中拟似一境而莫可名之者，公（按：指王世贞）以香弱二字摄之，可谓善于侔色揣称者矣。皱水胜谛，大都演此，余少时亦醉心此境者。”可见沈曾植学词初醉心《花间》。至于沈氏后来词学，也可窥见端倪，似对苏轼、陆游等豪宕词人情有独钟，如辨别陈师道论东坡以诗为词非本色语，肯认宋人汪莘论宋词以东坡、放翁、稼轩为三变语。冒广生认为其词是浙西词派，当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张尔田序其词似能得其词旨，序云：“余既退而卒业，乃复于公曰：‘古人称意内言外谓之词，夫琼楼玉宇，烟柳斜阳，常语耳，神宗以为忠，而寿皇以为怨。五季割据，韦端己独抱思唐之悲。冯正中身仕偏朝，知时不可为，所为《蝶恋花》诸阕幽咽惝恍，如醉如迷，此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为作也。公之词将毋类是？’公笑曰：‘有是哉！子之能知吾词也。然而见其表未见其里也。’……故辛壬以后词，苍凉激楚，又过前编。……合骚玄于一冶，喻鲲鹏于一指，陆放翁之掉书袋，元遗山之嗜金头大鹅，又未可一二尽状也。”可见，沈曾植词又曾取径于韦庄、冯延巳、陆游、元好问等人，足见沈氏词之曼妙多姿。

张尔田词为民国一大家，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比之为林冲，足见其词史地位之隆。其词出入于美成、屯田、白石、梦窗、东坡、稼轩、遗山诸家之间。叶恭绰谓张尔田所作“亦具冷红神理”，即言张词脱胎于郑文焯氏，郑文焯论词极宗周、柳、姜、吴四家，则张尔田词学门径也由此入。张氏晚年则于苏轼、辛弃疾、元好问词颇有会心。如1930年代，张作有《再与榆生论苏辛词》，对其门径直言不讳：“弟才苦弱，望苏、辛如在天上，亦只能勉强到遗山耳。知遗山与苏、辛之不同，则知东坡、稼轩之不可及矣。”则张尔田词学取径亦为宏广。

邵瑞彭，浙江淳安人，有《扬荷集词》。其词亦为民国一大家，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云：“次公词清浑高华，工于熔剪，残膏剩馥，正可沾溉千人。”其词尤宗周邦彦，夏敬观评其词云：“宗尚清真，笔力雄健，藻彩丰赡。”其论词则推崇北宋，畅谈北宋词神理在南宋之上，亦可见邵氏词学取径所在。

俞陛云，浙江德清人，俞樾之孙，论词不坠家风，有《乐静词》《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前人多认为其词承接浙西之风，如夏敬观评云：“钱塘俞阶青编修陛云，曲园先生之孙，其词清空，颇有家法。”钱仲联评云：“乐静词安雅俊爽，犹有朱、厉遗轨。”然而俞陛云词取径甚广，不仅取法宋贤，更上而之晚唐五代。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学词当从唐五代入手，首先，词起源于唐，有六朝乐府风华，初学为词，当取正宗；其二，唐五代词以曼妙之词，寄忠爱之意，“其肫然忠爱，蕴而莫宣，则涉笔于翠帘红袖间，以达其怨悱之旨”，得比兴之旨；其三，唐五代以文辞而言，“其文丽以则，其气高而浑，卓然风人之正轨也”，开启后代诸家法门。

二、词学风格上由南返北

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取径既已发生如此变化，其词风便也展现出多元的面貌。约略言之，嘉道及以前的浙江词人大抵遵奉浙西词派，词风以清空、清艳、清新为主，或言，偏重的是南宋词的风格。词之南北宋之争，一言以蔽之，周济所论较得其实：“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则清泚、秾挚之说可为南北宋词风之分野。考察谭献以来的浙江词风，可以发现，有一部分词人仍追求清空之旨，但与浙西词派又有区别；另有一部分词人则转向常州词派，追求绵密、秾挚的词风；也有一部分词人主旨上靠近常州词派，但词风上更接近晚唐五代，清新婉约。兹论列如下：

（一）以清空醇雅为旨，而于冷香幽清中表现出孤愤哀怨之情，超越了浙西词派或重巧构形式之言的词句涂抹，也不同于浙派一味清空，表现幽寂之景、孤洁之怀的风格。浙西词派自嘉道以后，渐趋衰歇，然而它的影响始终还在。自郭麐以后，浙西词派内部就开始理论反思，振衰起弊，对浙西词派的创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跟进时流，开始容纳常州词派的理论。至同治以后的浙江词人虽也有以姜、张为法的，风格虽也有清空之趣，但创作主旨其实已发生变化，词中体现的情感也变得多样。张景祁、张鸣珂、徐琪可为其中代表。

张景祁词，谭献以为“组循石帚，真无缝铢衣”。如其《秋霁·基隆秋感》：“盘岛浮螺，痛万里胡尘，海上吹落。锁甲烟销，大旗云掩，燕巢自惊危幕。乍闻唳鹤，健儿罢唱《从军乐》。念卫霍，谁是汉家图画壮麟阁。　遥望故垒，毳帐凌霜，月华当天，空想横槊。卷西风、寒鸦阵黑，青林凋尽怎栖托。归计未成情味恶。最断魂处，惟见莽莽神州，暮山衔照，数声哀角。”《秋霁》词是张景祁赴台后所作。其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法国进攻台湾基隆，张景祁正在刘铭传幕中效力，目睹中国军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壮举，因而写下了这首词。谭献对张景祁赴台后词作十分激赏，对这首词，他评云：“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上阕写尘氛四起、勇士从军、国盼良将之悲慨，下阕前七句写战后战场的枯凋场面，末五句写游子之情以及忧国之思，气势顿感苍凉，让人想到姜夔对战后扬州“四顾萧条”“清角吹寒”之感。可以说，张景祁在这首词中是将稼轩之苍莽和白石之清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张鸣珂早年师黄燮清，中年以后则私淑周之琦。早年词“清洁淡雅”，中年以后词则多寄托之旨。谢章铤序其词云：“唯能甘淡泊之境，始有情至之言。情愈至，品愈高，诣愈深，蕴抱愈厚，激发愈雄。将得已哉？不得已哉？然则君之词，殆其嚆矢矣。”如其流传较广的步张炎词韵而作的《南浦·春水》：“溪雨夜廉纤，趁东风著力，溶溶流晓。新涨渐平堤，垂杨外、一带林塘如扫。偷窥镜面，理妆十五渔娃小。南浦那时曾赋别，肠断绿波春草。　年年开遍桃花，数江乡又是，鳜鱼肥了。杜若暗生香，汀洲畔、可有搴芳人到。烟波杳渺。湔裙伫立风前悄。回首画船天上坐，载得落红多少。”谭献评张鸣珂此作为“今之张春水”。在摹形体物方面，张鸣珂的确效法张炎，但在情韵上却有很大不同。张炎《春水》词纯以体物见胜，张鸣珂词则有比兴寄托之意。其词结构与张炎词如出一辙，上阕咏物，下阕抒情。不同之处则在于所咏之物不同，体现风韵便有区别。张鸣珂写的是溪雨江乡，其清朗实胜于张炎，上半阕言“溶溶如晓”，言“新涨平堤”，言“林塘如扫”，让人感觉到春天的流光溢彩，活泼跃动，其格局已显阔大；下半阕写“江乡鳜鱼”，写“汀洲杜若”，写“风前伫立”，写“天上落红”，其情感之飘杳深沉，亦非张炎可比，颇有奇情壮彩之谓。故其中或有寄托亦属正常。周之琦亦宗法姜张，而词旨则求寄托，所以张鸣珂虽学姜、张，其情感的生发却多从常州词派而来。

徐琪，浙江仁和人，有词集两种，其中《广小圃咏》特别具有革新的意味。据其自序，此集实继苏轼《小圃咏》而作。苏轼《小圃咏》作于贬官惠州时期，已是晚年，其分咏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五种药材，实有以自喻。徐琪仿前贤而作《广小圃咏》，亦见其用心所在，对于浙西词派常见的咏物题材当然是一大超越。如其《洞仙歌·古槐》：“千年古木，阅沧桑多少。留与诗人助吟料。护深深庭院，一片浓阴，人语悄。百丈红尘不到。　午风清昼睡，不独斜阳，时听高枝晚蝉噪。认是碧梧桐，也么凤来巢，颜色好。罗浮仙鸟。又天半笙歌送音声，对晴雪梅花，共呈佳兆。”

此词上阕写古槐之生长之地与其年龄。其生长于乡村院落，与滚滚红尘之世隔绝，然而其阅尽沧桑，故尤显其隐居生活之适意。下阕写其隐居之邻友，有“高噪晚蝉”，有“罗浮么凤”，有“晴雪梅花”，皆极为高洁雅致之物，则古槐之高古风雅亦由此可见。徐琪创作《广小圃咏》时正赋闲居家，已至晚年，故其以古槐自喻十分显然。

（二）章法绵密，格律谨严，谨依常州词派创作法门。风格或密丽，或豪宕，或秀婉，或富艳，或悲怆，局面宏大，多有词史之概。这类词的代表词人有沈曾植、张上龢、张尔田等。

沈曾植词学取径甚宽，前有所述，至于其词学宗旨，则属于常州词学。其词集自序云：“夫其不可正言者，犹将可微言之，不可庄语者，犹将以谲语之，不可以显譬者，犹将隐譬之。微以合，谲以文，隐以辨，莫词若矣。张皋文氏、董晋卿氏之说，沈子所夙习也。心于词，形形色色无非词，有感则书之，书已弃之，不忍更视也。”这样的言论大体从张惠言“意内言外”而来，而又有更为深沉的个人体验。例如下面这首作于他逝世之年的《摸鱼子》：“谢阇黎、十年禁足，玉鞭忘了春骑。夕阳漫想亭亭影，烘入澄江霞绮。呼甪里。道收拾商芝，移种秦源里。鹧鸪啼起。便红雨纷纷，道人悟了，作饭了非计。　伤春目，多少蜂酣蝶戏。不是凉州乐世。散花天姊含颦见，不断花间兴废。楼笛倚。便吹彻、苍龙难遣悲华意。东风休矣。只笑也堪怜，开原多事，鹃血渍巾泪。”此词题名咏桃花，其实并没有纠缠在摹形体物这一传统的咏物手法之中。起句点明题旨，也道出心曲。“十年禁足”龙华桃花，在这里并非虚指，自1912年民国纪年开始，至此恰恰十年。四、五句是对桃花盛开的想象，这种想象可以说是脱尽前人窠臼，既非描写大好春光下的绚丽桃花，也非描写春光将尽时桃花的红艳，既非惜春，也非伤春，而是写十分壮丽的场景。夕阳之红霞与桃花之绮艳相映江中，可以想象江中之景是如何的秾艳壮美。沈曾植对桃花的想象实则包含着他对前朝的眷恋和痛惋。后面几句则述其隐退的志意。其中“移种秦源里”和“作饭了非计”都很有意味。一般“桃花源”指的是逃避前秦的暴政而隐居，沈曾植却直称为“秦源”，似有为秦隐居之意。据《史记》记载，商山四皓之隐居也是逃避暴秦而待天下一统。沈氏在这里反用其典，矢志为清王朝守节。“作饭了非计”典出《楞严经》，经云：“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砂。”此句虽似答僧，实以自励。去除各种贪妄，自能贞操自守。这与沈曾植晚年的政治态度是相合的。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沈曾植民国时与友人书札多署“宣统”年号。这可以看出沈氏志意之所在。上阕明志，下阕伤时。在花开花落之间，不再像传统文人一样感慨春天的消逝，而是悲痛人世的变换。至于面对片片桃花，倚楼吹笛，其情景凄美而悲怆，让人想到作者心中实有不得已之悲情。此词结句“鹃血渍巾泪”也十分沉痛，颇有孤臣白发之感。总观此词，其情感十分鲜明，悲凉怆伤之感贯注词中，而其内容指向却模糊不清，这也符合沈氏创作之旨，“不可以显譬者，犹将隐譬之”。

张上龢所作极近晚清四家，而与郑文焯交谊甚深。郑文焯词得清真、白石之长。张上龢与郑氏切磋既多，风格也近似。格律上也谨步宋人，不敢稍失。如《六丑·春暮》：“正东风渐老，把笛里、关山抛掷。絮云未停，单飞无彩翼。怕觅行迹。为问春归路，玉楼高处，送怨红南国。青袍点点沾芳泽。燕掠烟堤，骢嘶故陌。尊前教谁怜惜。奈灯阑酒醒，歌梦愁隔。　新莺声寂。但垂杨自碧。换了啼鹃泪，同叹息。梁园那有游客。只危栏独倚，暗尘何极。搔霜鬓、半侵簪帻。浑不见、故苑斜阳，一树野棠吹侧。销魂事、莫付寒汐。纵隔墙、笑落秋千影，何由唤得。”此词与周邦彦词不仅韵同，其实题材也相若。周词虽以咏蔷薇为题，实则写暮春时节羁人的伤春意绪。在周词中个人落拓不偶、感叹时不我待的情绪十分浓厚，故而多伤感之音。张上龢此词所感则不仅限于己身。如上阕言“把笛里、关山抛掷”，其所痛者则似有家国之痛。“青袍点点沾芳泽”，也让人觉得其所悲之深与个人不遇似无大关联，不似周词中“钗钿堕处遗香泽”之怅惘香艳。至于下阕中所述“啼鹃泪”“故苑斜阳”“莫付寒汐”等词多为清刚变徵之旨，也不似周词中“长条行客”“残英小、强簪巾帻”的凄婉。所以尽管两词题材一样，所托之旨却异。周词全为个人而发，张词则更多忧世之思。而在风格上张词的确与姜夔词有近似处。如言“笛里关山”，言“青袍”，言“垂杨自碧”，言“暗尘”，言“野棠吹侧”，言“寒汐”等，俱有清幽孤寒之气。

张尔田为民国著名学者，词亦著名。他与朱祖谋的词学交往更多。也被认为是民国常州词派之后继者。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云：“孟劬词渊源家学，濡染甚深，与大鹤研讨，复究极幽微，故所作亦具冷红神理。”夏敬观则不作如是观，其序《遁庵乐府》云：“其寓思于词也，时一倾吐肝肺芳馨，奧吟斗室间，叩于窈冥，诉于真宰，心癯而文茂，旨隐而义正，岂余子所能几及哉？”则其词当更近于朱祖谋。张尔田序《彊村遗书》云：“先生所为词，跨常迈浙，凌厉跞朱，逌然而龙鸾翔，鬯然而兰苕发。拟之有宋，声与政通，如范、如苏、如欧阳，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三薰三沐，尤近觉翁。”张尔田又与朱祖谋同选清人词集《词莂》，可见张尔田词学与朱祖谋契合处必多。

（三）清新浅致，真率明白，以五代北宋小令大家为法，突破了浙西、常州二派的藩篱。这类词的代表词人有俞樾、俞陛云、王国维等人。

俞樾、俞陛云祖孙都喜为小令，风格活泼生新，清艳明媚，清婉动人。如下面两首：

一剪梅 俞樾

一抹胭脂艳夕阳。品字儿窗。卍字儿墙。个中光景费端详。清是花香。浓是花光。　无计能消酒一觞。燕与商量。莺与平章。五张六角逐年忙。老了秋娘。病了箫郎。

浣溪沙 俞陛云

风皱柔怀水不如。碧城消息近来疏。嫩凉人意倦妆梳。　锦幄明灯鸳索梦，文梁斜日燕窥书。瞢腾浑不信当初。

王国维词更是以南唐北宋为法，其《观堂长短句》以小令为主。历来论者较多。以其风格论，则深沉隽秀，颇近冯延巳与欧阳修。樊志厚序其词云：“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言外之意，王国维词之尤高者，则能合此数家于一炉。如其《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　怨春残。　坐觉无何销白日，更缘随例弄舟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三、词学宗旨上由浙入常

不管是词学门径的变化还是词学风格的转变，都缘于词学宗旨上的改变。晚清民初，常州词派盛行。浙江词人对于常派，或自觉地融入；或依违于浙、常二派之间，而实以常派为主；或开径独行，但仍可清楚看出常州词派的印迹。

自觉融入常派的谭献、朱祖谋最为典型，无须赘论。再如民国时浙江淳安大词人邵瑞彭，一意于周邦彦词，论词实承周济。其序张素《瘦眉词》：“词之为道，穷其情变，则通乎一世；撷其精气，则存乎其人。花间肠断，但有子奇；南宋赋物，别爨唐珏。匪惟独造之难，抑亦明志之难也。”此论实从周济“词史”说和“寄托”说而来，无须细辨。邵瑞彭在对南北宋词的态度上也同于周济，其《与龙榆生论词书》云：“北宋词神理在南宋之上，而词采不逮，虽佳什之中，亦患累句。”周济云：“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虽一言“浑涵”，一言“神理”，但南北宋之观感，实为一致。

兼宗浙、常二派者，不乏其人。如前述之张景祁、张鸣珂二人，早年皆奉浙西词派法嗣，中年以后皆主“意内言外”之旨，但在具体的词学法门上，仍以姜、张为主。应该说，根本主张已发生变化。二张论词之语较少，尚不明显。至于徐琪，则已弃“清空”“骚雅”之论，而融合浙、常，创“静”“正”“隽”“韵”之说。其序钱锡寀《闻妙香室词钞》云：“或问余学词之道安在，余答以四字诀，曰静，曰隽，曰正，曰韵。何谓静？自然超逸，一尘不惊，脱尽叫嚣之气是也。何谓隽？不拾牙慧，造语必新，出人之意表也。何谓正？华而不缛，艳而不靡，诗人之赋丽以则也。何谓韵？词藻多，则乏流丽之致；铺叙甚，则蹈质直之嫌。”可以看出，徐琪的四字诀是糅合了浙、常二派的特点的。其言“静”，诋“叫嚣之词”，实则是对“鄙词”的抵制；其言“正”，倡“诗人之赋丽以则”，实则是对“淫词”的批判；其言“隽”和“韵”，则在坚守姜夔一脉外，仍具对“游词”的否定。这一论点其实是融合“浙”“常”二派的。张惠言弟子金应珪序《词选》提出了词坛“三蔽”：

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第，污秽中媾，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

对比徐琪、金应珪二说可以看出，徐琪“静”“正”“隽”“韵”尽管有其独特趣味，但很大程度上是呼应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是针对后期浙西词派的一些逆流有感而发的。徐琪对浙西词派的作风的批判还可以从其为蒋廷黻《盥庐词》序中窥出：“词之一道，易于绮靡，难于清刚。君词从北宋入手，……以视俪黄、妃白、饾饤为之者奚啻上下床之别，必传无疑。”所谓“俪黄、妃白、饾饤”者，在当时即目为浙西词派之风格。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云：“至今日浙派盛行，专以咏物为能事，胪列故实，铺张鄙谚，词之真种子，殆将湮没。……岂词独可以配黄俪白、摹风捉月了之乎。”

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独创法门者亦有之，较为典型的是俞樾、俞陛云祖孙和王国维。俞氏父子前已述之，兹以王国维略示一二。王国维词学提倡“意境”，提倡“自然”和“真”，学界所论已多，兹不备述。至于其词学与常州词派的关系，则论者较少。有学者注意到王国维受刘熙载词学影响，但从《人间词话》实可以看出他受张惠言和周济词学影响也不少。兹略举例如下：

1.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

2.“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3.“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　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

4.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

5.先生（周邦彦）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

王国维虽讥张惠言“深文罗织”，但某些观点和说词方法还是受张氏影响。如对五代南唐词的重视，虽然张惠言以温庭筠为最高，评其“深美闳约”，王国维不以为然，然而其仍将此语移评冯延巳，则王国维与张惠言审美观点实有相似处。其评晏殊、欧阳修二人之词更明显受张惠言影响，认为他们词中“忧生”“忧世”，此显从“比兴”说而来。而王国维对词坛“三蔽”的批评和修正也同样是建立在张惠言的立论基础上的。第4则王国维述及南宋词为羔雁之具，当与周济所论有关。周济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则南宋之词作为酬应的特征非常明显，与“羔雁之具”意思是相似的。第5则王国维对周邦彦词之推崇，以“精工博大”“词中老杜”相比，同样与周济所论相似。周济云：“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王国维对常州词派的回应与肯定当然不只这些，但我们也能看出，词学至晚清民国，欲摆脱常州词派的影响已绝无可能。

四、词学转变的时代选择和内在驱动

晚清民初的词学转向既是词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时代变化的选择性结果。自嘉道以来，这种词学转变就开始了，如浙西词派内部的代表作家郭麐。咸同以后，这种转变更为明显了。如常州词派理论家谢章铤就说：“浙派不足尽人才，亦不足穷词境。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意。人既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辟之奇也。”此论约发于同治七年至九年间，与谭献感慨词坛当变约略同时。不同地域两词人同时生发此想，可见这是一个时代的自然选择。

谢章铤激于时势，认为浙西词派不适于兵穷离乱之世。而浙江词人也渐有此识，且在创作中不断呈现，甚至某些浙西词派代表词人，也有意识地选择“词史”之笔书写现实国难中的悲郁心曲，如姚燮，有学者注意到他晚年写作了不少反映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战乱的词作，尤其是《续疏影楼词》中的24首组词，兹录一首如下：

霓裳中序第一　故苑

江山易换局。昔苑今栖樵与牧，多少椒丹蕙绿。叹复道沉虹，香斜埋玉，觚棱一握，尽上摇天半凉旭。无回辇，草深花谢，那忍向前躅。　乔木。荒鸦来宿。便掖殿只游麋鹿。当年旄骑卫毂，想禁御秋栏，壶衔春束。才人遭乱逐，若卖唱，内家旧曲。陵台树，杜鹃哀魄，夜望紫烟哭。

姚燮这组词作于太平天国战乱以后，严迪昌认为这些词“在时空上糅合古今，极写兴亡替废时的种种惨败景象”。严先生的认识应该是十分准确的，但他认为“从手法和韵味看，还是‘浙派’的骚雅路子”。这应该还是可以商榷辨析的。以这首词而言，它的题材是咏物，是浙西词派一向的传统。但在具体写作手法上，它侧重于写实，通篇写景，将伤乱之情寓于景，这些景物具有较为明确的情感意蕴指向。上阕言“多少椒丹蕙绿”、下阕言“才人遭乱逐”完全是写实，与浙西词派“清空”之境殊不类似。而且词中交织着历史的想象与现实的荒败之感，时空的变化腾挪多姿，与吴文英词风实有相通之处。周济评吴文英词“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此词亦极近之。

其他浙江词人，如周闲词，多描写鸦片战争抗英将士的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风格豪壮悲郁。陈元鼎词，书写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满目萧然，风格凄怆伤怨。他在词集自序中也明确说到时乱对其词风的影响：“烽烟满目，故乡已沦为贼薮。家室飘摇，埋骨更不知何地！半生结习，敝帚自珍，有白江州其人乎？或听商妇琵琶而为之青衫泪湿也。”

浙江词风因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动而更多地关注于现实，词中富于寄托，认同常州词派的观点，在浙江词人中并非仅是个案或一时一地，而是一种群体性、普遍性的改变。其实浙西词派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点，此不详述。

浙江词风的改变除了其时代的驱动因素外，还有词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宏生师指出：“清词流派在立派之初往往畛畦分明，持论甚严，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往往带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因而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此论十分精辟，说明了词学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词学在清代为鼎盛，清初词学矫明词之弊，力倡清空醇雅；至张惠言出，直陈词坛“三蔽”，所谓“游词”之说是针对浙西词派的弊端而发；周济提倡“寄托”“词史”之说，则是对浙西词派的全面围剿，从而词体乃大；至谭献、陈廷焯等人，又倡“正变”“柔厚”“沉郁”之说，则是在对浙西词派理论和创作进行扬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常州词派；至于王鹏运、况周颐等“重”“拙”“大”之说以及“性情”“襟抱”“学问”之语，更在词学上跨越前人而臻集大成之境。

这是词学发展的大势，具体到浙江词坛，浙江词人也对词学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嘉庆年间吴衡照就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苏之大，张之秀，柳之艳，秦之韵，周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吴衡照是浙西词家的代表，他已清楚朱彝尊创派之初衷，而至清代中后期，词已无明人流弊，但新弊又生，故吴氏倡北宋词以救之。咸丰年间贾敦艮也认为当南北宋并举，对浙西词派过尊南宋也不认同，他在序刘观藻词集时说：“今之言词者曰，必以南宋为正宗，然则北宋诸家皆不足正乎。噫，亦太甚矣。昔东坡訾少游效柳七而少游愠之。盖耆卿之词，未免夹杂俗艳，若苏与秦则一代雄才也，而亦可谓之不正乎。要之北宋之词与诗合，南宋之词与诗分，北宋犹争气骨，南宋则专精声律，是南宋词虽益工，以风尚而论，则有黍离降而诗亡之叹矣，安得独指为正宗乎哉。”同治以来，浙江词人更受周济词论影响，不仅作词上追北宋五代，而且接受“寄托”之说，如杜文澜与吴中词人相鼓吹，注重声律，但他认为周济论词“深得词中三昧”，认为周济《宋四家词选序》“示人从学之径，为阅尽甘苦之言”，又认为周济“词史”“寄托”之说“持论甚高，阅之自增见地”〔64〕，可以看出杜文澜对常州词派的理论是一种主动的认同。光绪以后，浙江词人对于常州词派理论则不仅是接受，甚至在创作上也成为了常州词派的中坚。谭献、朱祖谋且不必论，沈曾植同样也以张惠言、周济之言为圭臬。其词集自序云：“微以合，谲以文，隐以辨，莫词若矣。张皋文、董晋卿氏之说，沈子所夙习也。心于词，形形色色无非词，有感则书之。”此论与周济之说若无芥也。因而，晚清民初浙江词风的变化实是词学发展的大势使然，也是浙江词人对词学大势的自主选择和接受。

五、结论

有学者认为，晚清的词坛呈现出浙、常合流或者共存的趋势，并非某家独尊，而且晚清词坛呈现出风格多元的面貌，也非常州词派所能包容。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古代的文学流派非仅风格相近而成派，也非仅以地域相同而成派，实际上，江西诗派、桐城派等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都突破了风格和地域的限制，常州词派也是如此。它们之所以仍成为超大规模的流派，主要在于流派内部创作精神和宗旨的接近，以及每个时期均有卓出的创作者、批评家的推动，而在创作风格上不管是始倡者还是继任者，并不求风格的全同。而恰在于他们的通变和包融，才使此一流派长盛不衰。以常州词派而论，自张惠言始，周济、谭献、王鹏运、朱祖谋形成了每一代常州词派的领袖，张、周提出了词派的宗旨、主张，而谭、王、朱三人或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常州词派的理论，或在创作上不断光大常州词派，因而造就了常州词派在晚清民初的辉煌。

本文所讨论的晚清民初的浙江词人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地域词人，但他们大都能突破地域的限制，注意与主流词风的接轨。不管是他们的词学主张还是创作实践，都已经超越了浙西词派的藩篱，这表明了晚清民初常州词派的向心力作用。浙江词人并非都变成常州词派之一员，但都不同程度地认同了常州词派。他们的词都是有为而发，已经抛弃浙西词派的“淫词”“鄙词”“游词”的陋习，总的说来，都认同常州词派“意内言外”之旨，因而也融入了词坛主流。同时在词学门径上，又不囿于常州家法，如较早的张景祁、张鸣珂，晚年词风虽有大的转变，却仍然保有“清空”之气。民国时王国维、俞陛云等人更是取法唐五代北宋词，词风清新颖秀，扩大了晚清以来词学的视野。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么一批浙江词人参与主流词学的建设，常州词派的词学影响更趋广大，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更趋圆融，也使得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演进加快了进程。

附 本 文 题 录

1. 傅宇斌：《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

2. 傅宇斌.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J].社会科学辑刊,2022(01):186-196.

END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图文编辑：李冠莹

责任编辑：薛 勤

审 核：李学成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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