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不单是私人领域的问题”：学者赵刘洋谈婚姻家庭中的女性权利

清末上海一个平民家庭。 （视觉中国 William Saunders/图）

清朝时，山西安邑县妇女张氏被杀的那天中午正在家里做饭，她嫁给商人崔二珩还不满四个月。前一天，她借故缺席了母亲的生日，没有人知道原因。崔二珩只得自己一人去祝寿，并留宿了一晚，并未回家。

此前一年的11月，丧妻的崔二珩花了41两银子续娶了这位安邑当地女子张氏。老丈人张世珍当时说，女儿寡居，而且愿意写立婚书。崔二珩很满意，因为彩礼尚可，张氏年纪轻、好生育。

张氏做饭之时，自称“姑舅兄”的阎洪廷突然闯入，一言不发，抽出刀子在张氏的脑后猛扎数刀，张氏就这样死去了。她的一生过于简单：14岁嫁人，17岁生子，26岁再嫁，27岁最终死于一场谋杀。

张氏死后，这场谋杀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阎洪廷与张氏本是一对贫困夫妻，不得已把妻子“卖休”（先休后卖），并约定拿到钱财后再逃走。张世珍同意了卖女儿，阎洪廷的父亲同意了卖媳妇，双方对外称阎洪廷已死。结果，嫁给崔二珩的张氏不愿回来，最终被杀害。

“卖方出卖妇女的身体以获得钱财，买方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延续其家族。妇女则显示对男性欲望的服从。”两百七十余年后，在收录此案的乾隆皇帝的内阁刑科题本中，学者赵刘洋读到了这个心碎故事的结局，“阎洪廷依谋人造意律，拟斩监候”。

“张氏之死”是清代女性生存境遇的一个缩影，大量底层群体“典雇”“卖休”，女性作为一种财产在社会中流通。法律中关于女性道德、婚姻的种种规定，又加大了夫权的强势，强化了当时女子为男性附属之物的社会认知。

复旦大学学者赵刘洋在论著《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中，从女性“自杀”“离婚”两个议题出发，透过具体的诉讼案例，分析了清代以来关于女性的法律规定与实践、社会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以及女性权利的变化。

“妇女选择权限的拓展并不意味着妇女就获得主体性地位。”赵刘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在扩展妇女在家庭纠纷中选择权限的同时，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性因素。”

“她们既非简单的被动-受害者，但和主体性也相距甚远”

南方周末：清代至现代不同时期的法律中，女性被法律预设的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赵刘洋：妇女权利的独特性表现在，她们相对于男性属于弱势，平等权是其核心。清代法律之中会有许多关于妇女家庭等级秩序的内容，它显示了一种对于妇女遵守这种等级秩序的期许。民国以后逐步弱化。民国是一个过渡期，尽管法律给予妇女一些自主权利，但在法律实践中仍然还有很多限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打破了这种家庭等级秩序，无论是来自丈夫或是家长。

对性别的理解一直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性别的生理属性，另一种则将性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法律是对这些方面的共同回应，妇女确实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男性，比如生理、社会劳动方面等，这需要法律认真思考和对待妇女权利。同时，妇女权利保障是社会发展很重要的方面，从价值导向上来看，需要重视妇女权利的保障。除此之外，由于社会中还存在一系列影响妇女权利实现的问题，法律因此会特别强调对妇女权利进行相应的保护。

南方周末：在政治、文化教育、劳动等各种女性权益之间，你为何选择以女性自杀与离婚两种视角切入？

赵刘洋：如此选择涉及贯穿这本书的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从传统儒家仁治理念去看中国妇女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地位问题。西方性别史研究学者特别突出传统社会中妇女的主体性，我在书中则强调传统社会妇女在家庭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她们既非简单的被动-受害者，但和主体性也相距甚远。第二条线索是（中国）法律演变是否仅仅在往个人权利理念的方向发展，比如婚姻和家庭越来越像一个私人领域，是否就意味着妇女权利就能实现相应保障，从长时段视野去看待妇女权利的演变，其实是在回应上述两种看待妇女权利问题的主要理念。

单一以上述一种理念去理解妇女权利都存在问题，我在回应和批评这两种理念的最终目的时强调，保障妇女权利一方面需要个人权利理念，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和考量弱势群体的道德原则，融合权利理念和道德原则。与此同时，法律应当面对社会实际情况，处理好和道德的关系，即非简单的道德法律化或法律去道德化，书中对妇女自杀和离婚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简单的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去道德化做法都会造成相应问题。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谈到了清朝大量的“卖休”“典卖”现象，女性成为一种资产或附属品，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共同所致？

赵刘洋：清代的法典、家庭和社会设定了一整套等级性秩序，妇女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在经济生活中，底层社会贫困，妇女没有办法走出家庭，没有别的劳作来支撑家庭经济，为自己的自主地位来提供某种经济支撑。

倾听基层乡村社会妇女

南方周末：清朝“张氏之死”的判决是依据社会“礼义”而非“人”，清代以来，女性境况发生了哪些转变？

赵刘洋：妇女权利更为紧要的，不仅是相对于男性作为整体的妇女权利，尤其是要关注大量基层乡村社会妇女，真正去倾听她们的声音。重视她们的权利保障的实现，关注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婚姻家庭生活的地位、就业权利的实现等等，让这些人能够说话和发声其实是很重要的。清代至今妇女境况转变，是越来越多原本失声的底层妇女声音被听到和被重视的结果。近代以来，法律打破了等级规范，形成了三种理念的混合，一种是现代个人权利理念，这是现代法律的主导性理念；另一种是源自传统的对家庭的重视和保护；还包括革命过程中对妇女群体的重视和保护。这三大理念贯穿于我们目前的法律范式之中，保护妇女的人身、财产和名誉等权利。

南方周末：法典层面妇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利，基层乡村社会中的传统规则和习俗是否还在延续？

赵刘洋：从我田野调查的经验来看，国家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与乡村在很多方面越来越趋于一致。传统家庭结构中丈夫对于妇女的压制越来越少，妇女家庭地位提高，与此同时，社会中包容性观念也越来越强。这与妇女在社会工作领域的自主性有关，妇女权利的实现不单限于家庭领域，家庭之外的与就业相关等一系列权利的实现，也深刻影响着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南方周末：婚姻家庭中由于维护个人权利而产生的事件，诸如财产权、姓名权等经常在互联网上引发讨论。你怎么看目前社会中出现的“对个人权利的片面强调”现象？

赵刘洋：权利理念很重要，这是现代法律的主导性理念，尤其是在离婚诉讼方面。但是在两性实际相处过程中，如果单一以个体权利理念来看待婚姻家庭，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婚姻家庭同时意味着一种责任，一方面，每个人都拥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基于个体意识之上的互相理解和包容。婚姻不是对于个体权利的一种限制，而是在两性基础之上的一种交往、理解、包容、认可。两性相处之中，单纯把对自我的一种期许、自我的理解放置到一种至关重要的地位，很容易忽略了家庭本身也意味着责任和包容。

“妇女权利的实现，不单是离婚能解决的”

南方周末：不同时代的女性要离婚似乎都面临社会道德的约束，加上法律判决标准不同，女性往往较难掌握主动权，你怎么看？

赵刘洋：清朝的时候，妇女的离婚权不在于夫妻双方而在于国家；民国的时候，权限在夫妻双方那里，但是法律实践之中妇女权利的实现会有相应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越来越重视夫妻双方的感情状况，尊重双方的意愿。

但是，婚姻家庭不单是私人领域的问题，离婚会牵扯到一系列问题，比如子女的保障怎么办，财产性的问题怎么处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社会某种程度上都希望家庭幸福，或者至少希望家庭秩序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国家往往会有某种干预或者引导。

但在引导的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什么为主，尤其是避免法官在法律实践中一刀切的现象，而以夫妻双方相处的具体感情真实情况作为判断根据。比如，夫妻双方实在不能继续相处的，尤其涉及一些明显过错的，该判离的就必须要判离。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离婚冷静期”？

赵刘洋：事实上，一些城市的民政机构在法典化之前就已经出现“离婚冷静期”的做法，后来被纳入到法典之中。我国法律实践中，法院通常初次判决不离，第二次判决离，这类似“离婚冷静期”，这背后的考虑正是在于，婚姻并非简单“私人领域”，法律会有相应引导。但是，婚姻家庭中夫妻相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单纯用一种办法去处理又是一种一刀切做法。如果真的感情破裂，夫妻无法相处，当事人可以诉讼离婚。增加“离婚冷静期”，法院初次判决离婚的案件比例应该会有所提高。

南方周末：为何当妇女选择权增加后，有时实际权益反而无法得到保障？完全去道德化、以个人权利为核心是否可行？

赵刘洋：如果道德干预从家庭领域中完全退出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妇女权利的实现，不单是离婚能解决的。由于女性在社会实际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如果完全把道德干预去掉，反倒会造成地位的更加弱势。

在日常生活中，女性要承受很多压力，尤其是很多没有工作的女性。如果法律在判决的过程之中，单纯将婚姻案件作为私人领域去处理，很可能造成离婚之后，女性面临生活困难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推行“无过错”离婚以后，就出现了诸多妇女生活困难的情况，尤其是在底层社会。此外，法律在判决的过程之中，需要去重视和保障女性权利的实现。比如，涉及家庭暴力、婚姻财产的调查取证的两个方面，由于采取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女性本身在家庭之中可能就比较弱势，取证十分困难。这时如果仅仅是把婚姻家庭问题作为私人领域，那就会加剧对这些妇女群体的不公。

如何回应这样的问题？第一，法官以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具体分析夫妻双方相处的状况，依据夫妻真实的相处情况作出判决，实事求是，而非一刀切、形式化做法。第二，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实现跟社会实际中的就业等有一系列关系，这又会对妇女家庭生活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形成相应影响。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