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湖北青年遇害，以个体生命为代价，改写收容遣送制度

“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这是枉死于2003年的湖北青年孙志刚的墓志铭。从某种角度与意义上说，正因为他的死，也推动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他以被动地牺牲自我，令一部人们口中的“恶法”得以终结。

中国公民孙志刚，湖北人，大学毕业，在广州从事着一份正当且稳定的职业。但是这个小伙子仅仅是因为出门时没有随身携带证件，就被广州警方强行收容。其后在遣送过程中遭遇不测，被人活活毒打致死。一个27岁的生命，以惨痛的方式永远定格于2003年3月20日。

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人们每当提及此事时都是小心翼翼，因为怕痛，真正戳心地痛。在其遇害的第十个年头，还有人专门为此撰写十年祭文，文末写到：请铭记孙志刚，仅因你我不愿不能重蹈孙志刚的梦魇。

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孙志刚承载着家人的骄傲步入社会。只是没想到，社会给他上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然后便再也没给他留下一点重新认识社会的机会。

2003年2月，孙志刚应聘来到广州的一家公司工作，自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根本想不到自己已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3月17日的晚上，孙志刚外出上网冲浪，这是他工作之余的唯一爱好。不幸的是他遇到了盘查，被要求出示暂住证。可那时他才来广州20来天，公司方面给他办的暂住证还没有下来，更要命的是身份证也没能随身携带，因此他就被直接抓进了派出所。

如果那天处理此事的民警但凡有一点职业道德与素养，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悲剧也完完全全可以避免。可生活就是如此现实与残酷，发生过的事就发生了，没有如果，也不可能重来。

若是按照正常程序，没有带身份证的人被抓住后，是不会被直接收容遣返的，而是会给这个倒霉蛋一个打电话的机会，让他的亲朋好友或同事把相关证件和罚款给送到派出所，这样就可以将人领回去。

可孙志刚却没享受到这个待遇，他莫名其妙地被直接认定为三无人员，也就是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来源的人。而被鉴定为三无人员的后果，就是直接送到收容站。

当天夜里11点左右，孙志刚给室友阿成打来电话，说自己被派出所扣了，要他带着钱和身份证去把自己给保释出来。

阿成马上与另一位朋友赶往派出所，连续找了好几个民警，在提供了合法证件、工作单位、常住地址，以及表明自己带来了“罚款”后，仍是没能将孙志刚保释出来。

眼看着30多名被同样理由“搂”进来的人陆陆续续被家人朋友领走，一头雾水的阿成只得求助于一位熟悉本地路数的朋友。对方告诉他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孙志刚在口头或是态度上顶撞了民警，把他给直接送到收容所，就是为了要让他吃些苦头。

虽然不是犯罪分子，但进了收容所就要挨打，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阿成尽管很是着急，可时间已过半夜，而且接待的民警们也都没松口的意思，他与朋友也只得先行退回，想等到第二天让孙志刚的老板前来处理。

然而，还没等到第二天上班，孙志刚就在凌晨被押到了广州市收容遣送中心。没过多久，孙志刚就给另一位朋友打去求助电话，交谈中他显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透露着恐惧之情。

孙志刚被打了，这位朋友立即找到他的老板前去捞人。老板一刻也没敢耽搁，马上就派人去保释孙志刚，可在到达收容所后，被对方一句“手续不全”就给打发回来了。

在重新将手续办好后，老板于18日下午亲自来到收容遣送站，要赎走孙志刚。怎知对方又是一句“马上下班，明天再来”，将孙志刚的老板也给挡在门外。

到了3月19日，孙志刚的老板早早就跑到收容遣送站，却发现孙志刚早在头天半夜就被拉走了，他现在正躺在收容遣送站的下属医院。老板询问医院的位置，却被告知去了也没用，因为只有收容人员的直系亲属来保释，人才可能被放出去。

这位老板不知道，从18日凌晨到现在，就在他们为孙志刚四处奔走之时，孙志刚已经连续被打了好几次。而将他送到医院，也是被牢头狱霸打伤的结果。

如果说收容遣送站只是监狱的话，那么其下属的医院则是地狱。孙志刚在那里遭到非人的折磨，他的每一声撕心裂肺地哀嚎，都充满着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疑问与不解。

从四川来广州打工的张明君，当时只有23岁，他与孙志刚在同一天以近乎相似的原因被派出所扣留。不同的是他随身携带了身份证，甚至还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和单位的工作证，但仍然不好使。因为他缺少了暂住证，而且还赶巧一时没能找到保人。

被送到收容遣送站的他同样吃了苦头，第二天就因被打到消化道出血送到了收容所下属医院。

如果人有预知能力，那么他打死也不会去医院的。因为在那里他的角色将来个180度的大翻盘，他会以打人者的身份出现，并且还是打死孙志刚的凶手之一。虽然是被看守威胁着下手的，但他手里出了人命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他付出了1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

据张明君说，他刚到遣送站就让人给打到站不起来，伤得躺在地上连爬起来都不可能。没原因，刚一进门就遭到痛打，然后再向你索取“上贡”的财物。

孙志刚是大学生出身，不是社会上的混混，没有经过历练的他在被打之后想到的不是服软，而是倔强地认死理，一定要搞清“凭什么”与“为什么”。可想而知，他的态度会换来怎样的结果。

转到医院后的孙志刚并没能得到及时的诊治，他被安排在都是精神病人的201室，并且再次面临看守的敲诈勒索。见到不能从他的身上卡出一点油水，看守们自然也就不会让他好过。

当时刚好有一名“盲流”被家人接走，孙志刚就隔着铁窗向他们喊出自己的姓名与工作单位，想让对方帮着通风报信，好尽早离开这个鬼地方。或许是出于不想惹麻烦的心理，对方并没有回应他的请求。

看守们见孙志刚竟然还敢来这一手，一怒之下就让201室的两个人牢头将他猛打一顿，然后又命令其他人一起打孙志刚。

可是由于这个房间里其他人的精神病都比较严重，根本就不听指挥，于是看守就将孙志刚给一路踹到了206室。206与201不同，这间房里有8个人，都是被打过好几次的健康人。现在他们为了活命，不仅要拿出财物来“孝敬”看守，而且还要听看守的话，充当他们的打手。而这其中，就有刚来的张明君。

在接到动手打人的指令后，这些人毫不手软，肘击膝顶，甚至跳起跺向孙志刚倒在地上的身躯。在此期间，一名富有正义感的女护士通过监控探头发现了异常，连忙跑过来制止，但是看守们却示意大家再狠狠地重打一遍。

遭到二次殴打的孙志刚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一开始还能叫出声来，但到了最后也只是躺在地上光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在慢慢恢复清醒后，无法起身的孙志刚终于盼来了查房的护士，就哀求着给他换一间屋子，以避免再次遭到这帮人的殴打。

当护士将他推到205号房后，一名叫吕二鹏的看守也拎着警棍进入到里面，在一阵惨叫声过后，孙志刚突然没了动静。

20日上午9点钟左右，有护士来接班查房，这才发现奄奄一息的孙志刚。在被抬走抢救10分钟后，孙志刚被宣布死亡。彼时，孙志刚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而值班医生却仍然坚称他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

90年代的收容遣送站以及下属医院可以说是个法外之地，出了人命也是稀松加平常，跟死个蚂蚁没什么区别。就拿孙志刚出事的广州收容所来举例，从2002年10月到第二年1月份的下旬之初，一共死亡58人，平均两天一条人命。

因此，即便是孙志钢的家人、同学、朋友们要为他讨回公道，也只能是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根本没有方向与进展。

当初这事有多难办，看看孙志刚父亲的遭遇就知道了。一次他来到市公安局信访室，刚一进去就被里面的一个小民警呵斥着“站好”。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志刚的遭遇被知情者发到网络上，尽管很快成为热帖，但依旧死水微澜。直到有良知的媒体记者将此事公开报道出来，这才令孙志刚一案峰回路转。

经过法医尸检，孙志刚的尸体上除了重击创伤就是烟头的烫伤，伤势惨不忍睹。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身上没有一块好肉。由于其内脏没有病变及受伤，可以断定，他就是被人给活活反复殴打致死的。

从建国之初到2003年为止，我国曾多次出台关于流动人员的管理办法。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员”，主要是指进入城市的无业游民，也就是我们过去经常所说的“盲流”。而“盲流”这个词，则源于1953年4月政务院首次发出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到了1961年，国家又颁布了《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以及通过了《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以此应对基层单位处理遣返流动人员所面临的难题。至此，收容遣送制度形成，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将那些流入城市又没有介绍信的农村人口收容起来，然后再分别遣送其回到原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人口流动量猛增。步入90年代后，打工潮如洪流席卷全国，不仅农村劳力，就连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也开始南下。此时，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明显不再适用。随着孙志刚事件的发酵，收容制度终于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之中于2003年被废除。

尽管收容制度存在瑕疵，但实际上导致孙志刚事件及类似事件发生的，主要还是出在人为的因素上。就在收容制度刚刚被废除后，沈阳北站地区就出现了一桩命案，7个十来岁的未成年小盲流活埋了两个成年盲流，这个案件又为流动人口治理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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