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女性参与的社区治理实验，带来了什么改变？

“让女性参与到社区规划、建设与治理过程中，本身就是女性友好。”

2014年至今，清华大学社会学、城乡规划等专业的师生开展了面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清河实验”。实验选址在包含单位制解体后的老旧小区、新建商品房小区和城中村等多种社区类型的北京清河地区，以跨学科团队力量，推动社区的全面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大文明，社区小细胞。女性友好城市，不仅提出了对大城市、大治理、大战略的总体性任务，也自下而上地设置了社区层面的“基层”考题，考校着生活层面上做实、做细、做深的“绣花功夫”，呼唤着治理格局上共建、共治、共享的“答卷能力”。

家庭本位观

“社区是城市微观层级，也是社会的细胞和生命单元。与整个层面的友好相较，社区层面的女性友好无疑更加细致，也更加贴近生活。”北京“新清河实验”社区规划组负责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佳燕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为了准确把脉女性真实需求，课题组首先从观察者做起。

“通过绘制社区中女性的一日路径——她经过什么公共场所、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处理什么样的家务，自然会对日常生活图景建立一种真实感知。”刘佳燕认为，女性友好落到社区层次，存在着家庭本位这个最大特点，“很大程度上，女性友好社区的逻辑是：以女性为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平台，最终实现全龄友好”。

“妇女与儿童、老人是天然关联的视角。”这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怡的观点。

扎根清河6年的女性社会工作者乐璇体会则更加具体。“从我的实务经验来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发现：女性总是优先考虑家庭其他成员的需求。例如，我们为改造社区广场征集需求的时候，女性会首先关心运动器材材料对儿童的舒适度，甚至细到座椅的形状，还有老人活动是否便利。很多时候都是女性在提意见。”

这也与调查数据保持一致。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女性是家庭活动的主力军，承担着照护孩童、赡养老人等主要的家庭内部劳动。

把握家庭为本这个基础认知，课题组在每个试点社区完成的《社区资产及需求调查与评估报告》，集中呈现了社区女性群体的需求谱。在接送孩子出行的时候，步行坡道是否足够友好？在购物买菜的过程中，生活圈层是否足够齐备？照护老人的阶段，无障碍设施是否便利？

一旦将家庭放置在社区层面的核心视域进行考察，女性友好社区自然便被拆解为细致的、日常的、生活化的家庭场景。

这正是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所主张的“日常生活转向”——应该用普通家庭主妇般的细腻与关怀眼光了解城市与社区。客观上，城市社区女性群体存在内部的差异性，形成了已婚女性、单身女性、离婚女性、职业女性等各种各样的亚群体，其社区空间行为特征也存在多种分化。但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段城江看来，基于女性家庭角色摹绘其全生命周期的空间需求特征，无疑“更具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

参与新清河实验北京美和园社区花园项目营造活动的志愿者合影( 张燕芸/摄)

参与规划

看见需求之后，女性友好社区的理想方案如何设计？

首先是让社区公共空间更贴合家庭为本的女性需求。一名规划师透露：“在社区调研中，很多社区女性表示她们承担较多的家庭劳动，休闲时间比较零碎。因此，他们更加希望社区内部有足够的绿地，以及更多休闲活动空间。”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红岭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女性更为关注公共空间，女性友好的空间实践，不仅要满足物质需要，更应当满足精神、交往的需求。

“新清河实验”以社区楼前屋后的公共空间、小微绿地为切入点，在社区空间资源存量基础上，推动公共空间更新与改造向女性友好、全龄友好方向转型，包括检修照明设备、实现人车分流，增加健体设施、完善无障碍通道，由此提高女性外出的舒适性与积极性，促进女性出行与休闲活动的开展。

在机制上，从“为人做规划”转向“与人做规划”，使得社区“友好化”改造走出“参与式”道路。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不去预设存在一个最佳的女性友好或者儿童友好的理想设计图，而是引导大家讨论社区美好生活存在的障碍、对美好社区的期待。”刘佳燕介绍，传统由规划师主导、聚焦物质环境的“空间设计”正在向规划师引导、覆盖多维度的“社区营造”转变。

目前，维也纳等国外一些城市在实践女性友好原则过程中，已经将构建机制作为支撑力量。例如，搭建城市设计公众参与平台，通过获取女性相关数据进行社会性别分析，达到量化数字上的“性别敏感”，或者聘请女性咨询员，征求女性特殊意见，让女性参与整体建设规划。

“新清河实验”通过空间规划与社区治理的整合路径，构建了“1+1+N”工作模式（1名规划设计工作者、1名社区社会工作者和N名社区规划员），不仅畅通了女性诉求进入社区规划的通道，让设计方案体现“性别公正”，也注重用专业知识赋能社区居民进行社区规划。

“不管是什么样的空间规划，我们都会设置专门的社区规划课堂，作为参与式规划的组成。”乐璇介绍。在楼栋美化、花园改造等项目之中，以女性为主的社区居民在专业规划师协作下，“让昏暗的楼栋变得更光亮，让垃圾堆放点变成街头花园”。

秦红岭认为，从现有探索来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参与机制对于推进女性友好社区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邻里规划会议、社区论坛等多种形式，主动邀请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参与”，增强女性参与公共空间优化的积极性和能力。

在刘佳燕看来，建设女性社区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最核心是人与人、人与空间关系的重构，让友好从概念、图纸、外在空间，真正变成行动、参与和生活图景。

清河街道社区花园网络启动会上，规划师程洁心（左一）、新清河实验社区规划组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教授刘佳燕（左二）带领居民用衍纸的方式描绘心中的花园景象（李志/摄）

女性力量崛起

“在街区设计、人居环境优化等方面，女性存在特有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质优势。”秦红岭表示。

当女性居民通过参与式规划成为社区“造景者”之后，更多的变化在发生。“即便是非面向女性的社区营造活动，女性志愿者参与的占比竟然也达到了80%。通过之前的活动，她们更愿意改变社区的环境，我把这个过程理解为女性力量的崛起。”一名社区规划师说。

在社区历史发展逻辑中，女性一直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参与者，为重塑社会公共性、促进多元参与、增强制度柔性发挥了女性特有的力量。

“目前基层干部中，女性参与社区管理的比例非常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专家组成员蒋永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近十年，城镇女性参与社区居委会竞选的意愿提升迅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居委会成员中女性占比为52.1%，比2010年提高2.5个百分点。在社会组织中担任负责人的女性占比由2010年的37.6%提高到2020年的46.6%。

“我们的社区规划师以女性为主，社工团队几乎全部是女性，居民代表也是如此，让女性参与到社区规划、建设与治理过程中，本身就是女性友好。”新清河实验过程中，女性为主的团队——包括以居委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积极议事的居民代表、提供专业支持的规划师队伍、第三方社会工作组织等，带来了社区系统性的变化，也支撑起了整个基层治理的格局。

这也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总体要求相契合，实践着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我们希望女性友好社区不只是空间更加令人安心、生活出行更加便利、公共设施更加人性化，更重要的是，女性成为推动社区向好的力量。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女性的家庭关系、自我认知、幸福感知也得到了提升，社区与女性，都在同时变得更好。”刘佳燕说。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廖芸卿

审签/乔虹

监制/席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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