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底线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的前提是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取得的伟大成就。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病毒大流行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衰退与减贫阻滞，可能对中国形成风险溢入效应，加上国内疫情反复、极端天气及灾害多发的影响，必须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审视灾疫冲击下的规模性返贫这一全球“新贫困”现象及减贫新挑战，有助于防范化解返贫致贫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规模性返贫：冲击与脆弱性共同作用下的群体返贫现象

　　中国刚实现全面脱贫，受特定阶段经验事实所限，规模性返贫作为一个描述概念，尚未发展为独立的学术范畴，针对风险冲击下的规模性返贫机理，也缺乏系统的预见性考察。相比偶发、零散的个体返贫现象，规模性返贫呈现突发、密集、群体性返贫特征：第一，短期集中爆发，易产生在脱贫初期；第二，局部密集返贫，如乡村整体返贫、种养户群体返贫；第三，存在传染效应和链式反应，如主导产业失败导致村户大面积返贫，影响区域经济稳定；第四，可预测、可防控。

　　不同于由于变故或生计挫折所致的“摩擦性”个体返贫，规模性返贫是外部风险冲击与群体贫困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进入脱贫巩固拓展期，可能出现的规模性返贫是不稳定脱贫或边缘人口在风险冲击下的暂时返贫，冲击包括疫情、极端天气、地质灾害、农副产品价格下跌、劳动力失业、产业或搬迁项目失败，以及帮扶政策不当或退出失序等。冲击性质直接影响不同脆弱性群体的返贫可能及社会风险演化。只有对疫情、灾害冲击的致贫路径进行分类解析，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才能实现对规模性返贫的预警、阻断与长效治理。

　　从全球视野看，规模性返贫致贫可能源自经济、金融危机，也可能是自然或社会风险冲击所致，如极端气候、流行病、产业或工程失败下的破产失业潮。世界银行指出，病毒大流行加上国际冲突和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反贫困阻滞和“新贫困”的出现，2020年极端贫困率出现了20年来首次增长。“新贫困”人口包括脱贫不稳定的返贫人口、生计脆弱的新贫困人口、未按预期脱贫的人口。不同区域或类型的人口遭遇疫情、气候及政策冲击不同，因其脆弱性差异，压力反应也不同，有些陷入赤贫，有些财富激增。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共享繁荣率的提升从2019年到2021年停滞，82%的新穷人在中等收入国家，南亚占比最大，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联合国2021年的报告表明，极端贫困人口新增1.2亿，主要来自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印度中产阶级预计缩减1/3，非洲贫困人口急需粮食援助。

　　因“疫”而贫：新冠大流行导致的“减贫”进程逆转

　　因“疫”而贫产生于：第一，人员损失、活动停滞、供应链和产业链阻断；第二，防疫副效应，如由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的“通胀”。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疫情及通胀对美国贫困边缘人口产生冲击，46%的低收入者支付账单时存在困难，食品补助券因“通胀”降低了价值。因“疫”而贫呈现不均衡性。第一，最贫穷地区和人口遭受失业、减收、粮价的严重冲击。IMF预估，疫情所致的全球GDP损失中，超过2/3由中低收入国家承担。第二，疫情加重了公共体系脆弱国家的居民债务风险，世行统计，发展中国家人民医疗费自付部分超5万亿美元，给9亿多人造成财务困难，疫情使这部分脆弱人群举步维艰。第三，疫苗分配不均加剧不平等。

　　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下的衰退返贫潮，国际社会有如下共识：第一，开展对数字化、绿色经济、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投资以减轻国家脆弱性，实施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水资源和公共卫生设施的项目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率并刺激创新。联合国倡导可持续的政策干预和公共投资，改变食品、能源和水的消费模式，应对疫情下的不平等、债务和环境破坏，创建更好地复苏的社区，推动1.46亿人摆脱贫困，走向公平、有韧性和绿色的未来。第二，以财政刺激减少失业和不平等。公共就业项目增加、最低工资提升、雇主社会保障缴款增加对保障家庭收入、维持需求和降低不平等至关重要。IMF和世界银行指出，财政支出应集中在改善医疗和教育、加强气候保护、扩大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获得金融产品和技术的渠道上。通过紧急收入转移解决零工和非正规就业“保障排斥”问题，建立涵盖非正规和自雇工人收入损失风险的包容性收入保险制度，增加公共投资以提升数字和信息包容性、技能培训针对性和基础教育质量。第三，衰退转为可持续复苏取决于不平等水平的降低，机会公平关系到可持续增长。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避免疫后短期、失衡的复苏，实现可持续复苏关键在于收入再分配，须调整社会规则和制度，使工资、生产率和生活成本同步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增长。第四，降低金融脆弱性。IMF指出，有金融包容性的国家GDP增长有2~3个百分点的优势。家庭和企业因疫情而提升了私人债务水平及非金融部门债务比率，政府可通过对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的适当担保来降低风险。第五，疫苗不平等制约经济复苏和减贫的均衡。采取多边行动确保疫苗快速普及，可促进全球增长。IMF提出，应确保到2022年中期为60%人口接种疫苗，这须通过国际协调，大幅增加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供应。

　　气候贫困：气候事件及气候变化的致贫影响与不平等效应

　　气候贫困包括气候事件冲击下的致贫返贫，以及气候演化（如温室效应）下的致贫返贫。英国《自然·通讯》研究指出，国际社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以内的过程可能增加5000万贫困人口；到203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非洲国家损失15%的GDP。气候经济文献表明，穷国更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形成经济劣势。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致贫效应，重在预警与防治。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全球变暖趋势无法通过气候政策扭转，应重在提升人类对抗环境威胁的能力，通过更好的社会安全网络和健康覆盖、灾害预警、洪水防御，削弱气候变化致贫影响。2021年12月美国中部6个州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由于缺乏充分的预警反应，近百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被破坏。第二，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综合策略。气候变化并非孤立现象，应将之与发展、“双碳”战略、可持续减贫置于综合治理框架下，开展经济转型、灾害管理与防止返贫综合研究。第三，气候政策制定应考虑其对国（区域）内外的减贫影响，将气候政策与补偿政策结合，公平分摊成本，在缓解气候变化时避免对贫困人口造成重大负担。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内收益不足以补偿气候政策的副作用，须进行国际气候融资。

　　中国的应对：优势、挑战与策略

　　中国得益于对疫情的控制，至今未出现大规模返贫潮，并克服疫情及灾害的影响，提前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经验表明，抗疫与减贫并非不可调和。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享中国抗疫与减贫经验，建设隔断灾疫、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在世纪疫情冲击下，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国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疫情、灾害以及气候事件的各种冲击，存在“因疫因灾返贫”“气候致贫”等规模性返贫致贫风险。应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完善体系化对抗疫情和灾害冲击的体制机制，构建规模性返贫致贫预警、阻断和治理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风险隐患，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