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袁剑 | “统一环”结构 :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历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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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关于历史时期边疆民族关系的连续性图景，并深刻理解其内部的特定逻辑关系与时代概念。在既有的断代史与分族史叙事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共时性群体关系与日常生活关系视角，从而更系统地来揭示这种从区域到整体、从“多元”到“一体”的共同体关系，最 终构筑整体性的中国疆域与中华民族关系认知， 真正实现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文章来源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

提 要

增进对于中国疆域版图与生活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理解，并在学理上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叙事，不仅有助于认识国家历史、深化国家认同，更是构成系统性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基础。文章力图通过对文明与地缘的系统性揭示来理解一个广义上的中国，并以此为前提与基础，经由“山”“水”意象及其所蕴含的具有超越性的共有精神价值的解释，来探寻“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生态结构关系及其 特征，以及这种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连接性意义。在此过程中，理解并揭示一种贯穿中国边疆各区域及生活其间的各民族之间“统一环”的历史生成与延续，从而提供一种理解中国边疆－民族整合关系的思想史方案，以助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与实践。

正 文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与地理特质，这为中华民族的生息与发展提供了多彩而广阔的舞台。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 同志在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 曾这样描述中华民族与中国大地之间不可分割的命运关联: “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 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 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 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 有很 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 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这种基于革命实践基础的整体判断，构成我们面对和思考中国、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相互关系的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尤其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绵延接续，中国自身又兼 具传统文明与现代政治的要素，这种并存特质构成我们在理解与认知层面的复杂性。当然，与璀璨辉煌的历史传统遥相辉映，这种复杂性的背后隐含着内生型的特质。夏鼐先生在论及中国文明的特质时，曾这样指出: “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上面所讲的，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这一判断至今依然充满意义，正是以对土地的眷恋为基础，以东亚为基本历史地理单元，中国文明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关系类型，并随着 整个中国自身疆域版图的发展与巩固，在认知边 疆民族的独特路径方面提供了基于历史与地理传统的深厚根基。

如何完整地理解“中国”的内涵，是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不断探讨的重要议题，而每次讨论的高潮，都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彼此印证。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指出的: “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可以说，时代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理解历史与当下关联性的思想背景，同时也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在理解时代语境的人－地结构中探寻中国内部社会的关联性，进而发现区域间关系构成社会与国家整体结构的逻辑与事实。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萌发并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国家特质的讨论，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华民族结构关系的争论，不仅涉及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疆域版图的历史发展及其与之相关的边疆民族社会的传统，更在于如 何面对和处理自19世纪末以来边疆民族分类的 复杂现实与国家内在的统一认同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在当今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如何历史性地理解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更为深入地回顾、反思和展望百年来边疆－ 民族问题与中国救亡、发展与崛起的内在结构关系，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在这当中，基于对中国疆域版图发展与巩固历史进程的认识， 共时性地理解生活在这片广阔疆域版图上各民族融汇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就成为一个关键的思想入口。

当然，实现这种对于这一局部融汇成共同体的共时性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单单是对整个版图内部空间结构的本质化认知，更需要在理解各个内部区域变动性的基础上，获得对不同时期变动关系与结构的系统认知。为此，它需要对构成区域间关系的特定文化符号及其关系本身进行专门论述，尤其是对其中的关键议题或概念群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释。鉴于中国历史古代、近代与现代分期与议题内在的复杂性，本文所述内容主要围绕古代与近代展开，关于现代的讨论将另外撰文。

一、边疆汇聚成中国:“统一环”及其结构意义

回望过去，前辈先贤为我们提出了既充满历史与哲学智慧，又体现文明传统与延续特质的诸 多思想学说，使我们得以不失诗意而又结构性地理解“中国是什么”、“中国文明是什么”和“中华民族是什么”等重要问题。这些议题在不同的时期曾有过相应的讨论，激荡出诸多有启发性的观点。就思想史的意义而言，这些议题之所以提出 并得到持续讨论，本身就呈现出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历史与现状、国内因素与域外影响之间微妙关 联的理解与认知，并力图为分析和理解中国内部 群体关系与疆域结构提供可供选择的实践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观察与讨论对象的“中国”与“边疆”本身就存在着一个概念范畴变迁的过程，理解这种变迁也就构成了边疆思想史的重要议题。从一般意义而言，关于“中国”与“边疆”概念层面的演变，涉及特定的时代节点，并在古代与近现代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折， 即从古代在空间层间具有较大伸缩性与变动性， 逐渐转向近现代在规则约束下的相对固定，当然， 这只是一种极简概括，同时也涉及地理大发现以后整个世界的变局。真正的变迁过程要复杂曲折得多，也更多地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治理实践密切关联。鉴于本文所涉及的是一种框 架性讨论，为便于分类与分析，主要还是将“中国”与“边疆”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象加以考量。

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历经20世纪的思想激荡，到了当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背景之下，对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如何加以细化理解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与当代国家形态进行充分认知与分析的基础上，除了对具有普遍性的国内区域间关系结构的理解，我们如何系统解释从局部到整体的结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从而更好地理解其整体性关系，就成为未来值得进一步加以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关于这一议题，前辈学者为我们作了很好的铺垫，并提供了对于中国内部区域与整体关系的整合解释框架。例如，苏秉琦先生在努力“重 建中国上古历史”的过程中，就曾提出需要我们去理解历史上中国文明各区域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发展，认为有必要“通过文化类型的划分和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以达到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他进而罗列并分 析了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 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等诸区域的考古文化特质，以及周邻区域之间存在的文化关联问题。在这当中，如何理解区域形成整体的历时变迁以及古代与现当代的时代关联，作为“横”的关系与“纵”的关系的体现，就成为我们认知中国文明及其民族共同体生成发 展的重要切入点。依靠这种“纵”“横”关系的阐发，我们将得以揭示中国文明在疆域版图层面“地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人缘”的并行状态，而正是这种并行特质，构成了我们认识历史与当下中国之间连续性的基本思想框架。在历史上，既有的地域传统与家族纽带蕴含某种内在的兼容动力，以形成具有人－地关系结构的共同体社会，这种例子在古代中国并不少见。如许倬云先生所言: “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种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 中国的扩大政团遂是以亲缘的团体扩大的。反映在词汇上的是‘天下一家’，我们的国与家不分……照理说，亲缘系统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但是 我们可以超脱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可以说，从商代实践中所呈现的兼容“邑”与“族”的“人－地”兼容结 构，经由后世的拓展，更进一步融入了亲缘的因素，从而具有了更大的超越性，也为贯通性地理解和揭示中国文明整体的结构性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

基于上述关系的呈现，寻找一种反映历史与传统、具有共识基底的边疆民族区域之间的“统一环”结构，就显得尤为必要。正如笔者在已有研究中所指出的，这种“统一环”结构是对与中国历史 发展并行的边疆民族汇聚成中华民族总过程的一种认知框架，它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其关注的内容更多地涉及关系的维度，尤其重视对于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外部圈层的机制性分析，并在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外部圈层的历时性发展与向心凝聚过程。在具体指向方面，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上中央王朝关于边疆区域以及在这些地方生活着的各个族群的治理策略以及相关思路，而特别关注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这些地域内部的创造性转换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体现其中的内部关系逻辑和内在网络。更进一步来说，在由中国历代正史所记载和揭示的边疆区域关系之外，我们有必要对底层与中层实践加以更多、更为深入的关注，从而在顶层制度框架之外构筑一种基于底层与中层经验的结构关系，以寻找一种更具历史延伸性和传统穿透力的边疆区域间关系网络，从而得以真正历史性地揭示一种能够在宇宙观、语言结构和社会组织传统上实现相互嵌合的知识集群。

如何形成一种对于边疆－ 民族地区间关系的整体性解释框架，进而在叙事层面真正实现对于区域间历史关系与现实关联的有效呈现。概言之，如何寻找到新的路径与可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中的某些节点尤其是节点的关系生成逻辑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将能够从整体上构筑起系统的结构化理解。在具体的实践中，对中国既有历史资源与实践传统的吸纳与解读，进而形成对于中华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全新认知，是其中应有之义。

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过程。在春秋以前，“所谓华夏文明只限于今河南、陕西、山东、 山西、河北诸省境内，此一区域即当时之所谓‘中国’。此外则谓之‘蛮方’，蛮方在中国人之意想中已距离甚远矣”。战国、秦汉时期是一个关 键转折，它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期，同时也是“天下中国观”得以确立的重要阶段。在这之后，“天下中国观 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 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带，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的复 杂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心与边缘区域彼此的互动交融，以及在这些区域生活着的人类群体交往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华文明逐步拓展，并经由社会与群体关系而在行政层面日益向底层延伸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理解“胡焕庸线”所呈现的中国地理生态结构，以及在历史叙事中具有深厚传统的、以《禹贡》所代表的九州格局与五服制度，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疆域与民族结构变迁的地缘基础。这种地缘基础，一方面具有型塑“天下”观的 历史弹性，另一方面则构成历史疆域版图发展变动的事实空间。在具体实践层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如李大龙所言: “在传统 ‘天下’观念下，理想中的‘天下’和现实中王朝的 疆域几乎没有重合的可能性，但为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可供凝聚扩大的宽松环境，直至清代《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二者实现了重合。”只有到清朝鼎盛时期，随着中国疆域版图的发展与巩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才真正构筑 起一个现实的地缘基础与实践空间，朝贡体系在当时也经历了长时段的实践，为系统理解中国古代与近代之间的疆域与时空关联性提供了现实与 实践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践空间内部依然是具有圈层结构的，在具体的治理与关系维度上，核心区、中间区与外部区构成三种基本单元，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原、边疆与域外这三种区域分类的具体折射。在中国国家发展与转型的历史实践中，边疆区域经历了古今之变背景下最具指示性意义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双重考验，并激发起学界对于这两种认同间复杂关系的思考。在这当中，如何在兼顾古今连续性的基础上，实现对于中原－边疆结构的整体认知，进而理解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与中国文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使命。对此，王铭铭曾有过启发性的评述: “如何使境内的核心圈与中间圈的研究得到并 举，同时看到两个地带和元素对于整体中国社会构成的同等重要的作用，并看到超越于二者的‘凝聚力’的历史，是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可以专注回答的问题。……研究中间圈里活跃的上下关系、族 群相互性及文化流动性，为局限于民族国家疆界的近代知识，打开了一扇窥见社会科学新诠释的窗户。”当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相关议题的热烈讨论，正凸显了这种结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内部流动性与稳定性的关键价值。

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需要理解和揭示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处的边疆区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多元”间关系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结构即统一环，进而在一般意义上的边疆－中原关系的论述框架之外，构筑一个对于边疆间稳定结构的系统解释框架。这种框架，将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边疆圈层 与外壳，并形成某种具有历史连续性与文化互润性的区域关系解释路径，进而对稳定的共同体意 识结构中存在的地域－群体共生关系形成一种关联性叙事。以此为切入点，我们能够型塑一种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历程的整体和结构化认知，并在这中间理解“地的团结”与“人的团结”的并行历程，最终在认识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发展的认知与共识。

二、“山”“水”之于天下:边疆民族区域连续性叙述的生态可能

任何社会群体的生存都立足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而不同的生态特征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群体发展的路径与方向。地理要素构成我们连接过去与当下的重要媒介与视角，也成为我们分析与阐释某一历史空间之下区域关联性与整合性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如何寻找一种更具连接性与象征意义的山水结构，是我们构筑边疆民族区域间连续性叙述的重要方面。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人类通常将山作为确立与维系某种信仰与文化的标志，而依靠水来维系自身与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山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意象性符号，也塑造了中国人认识家乡与看待外部世界的阶序性过程。即由对家乡山水的认同逐步拓展到对于连接家乡与周边地区、周边区域之间山水的共同感知，即便这种共同感知以多样的知识编码方式呈现，但依然表达和巩固了共有和共享的中国文化符号。如果说凭借着历史绵延中对于“长 江之南”在经济、文化意向中的集中塑造与审美呈现，最终形成了对于中国文化中“江南”意象的共识，而江南审美视角的不断强化与“江南认同”的日趋成型，构成了江南意象历史生成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由区域而至整体，经由对山水意象 的审美呈现，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超越区域的、更为全面的中国空间的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揭示 “文化”在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整体性，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钱穆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时，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因 为中国疆域辽阔，土地广大，黄河、长江、淮水、济水、汉水、珠江、辽河、黑龙江、澜沧江，一条水又是一条水，一个水系又是一个水系，最先的文化核心，只在几条小河流几个小水系上面，孕育长成。 此后逐步扩展，逐步凝结，不知经历多少努力，多少奋斗，费却多少心血，增长多少经验，绵历着两千年的长时期，不断有新刺激，不断有新进展，不让它停顿壅郁，亦不让它轻易升腾，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充实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几句话，也可把来描述中国的文化人格。” 这种叙述具有典范性，事 实上通过对大川大河奔涌不息的生命力与永恒性 的揭示，型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当中“水”这一共享符号的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基于物理的基础，山构成了共享文化符号中具有强烈稳定性指向的内容，同时也型塑了某种具有区域与跨区域共性与特质的思想关联。这种关联本身并不一定是完全直接的，而往往存在某种具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基础，并与历史与传统形成特殊的互嵌状态。与人类群体及社会状态的流动不居相比，具有物质稳定性的山脉具有天然的持久性与符号化特质，并随着特定社会内部群体认同的世代叠加，逐步构成关于山川神圣性的整体图景。中国文化中的泰山、天山，莫不如此。关于山的意义，《山海经》中曾有一段论 述: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 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 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谷也，弋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这段 文字所述及的是山脉的天下分布及其与特定物产的关联，并由此与人类群体的生息聚居维系到一起。而更为关键的是，经由“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的方式，这些山脉还提供了一套规范内部治理的政治秩序。当这种秩序往外延伸时，区域内部秩序 逐步向跨区域秩序转变，最终构成了中国边疆区域间的内在结构关联。除了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山川形胜之外，在广袤的边疆地区，同样存在对于山的崇敬。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就曾指出，在西藏当地的“宗教中，每个统一的人种集团都想在可能的范围内，在他们所居住的地点或特定的时间内，把自己与先祖联系起来，并认为是他们的继承人。因为先祖往往是与神山不可分割的，作为圣地，这些神山居高临下，俯临先祖们所居住地方，并与天际相接壤。各个氏族及其首领同那些遍居于天上或地下诸神灵的关系被人看作是一种家族之间的联系(堂兄弟、舅甥等等)。我们至今尚无法解释这些 家庭关系。从此之后，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到分类的概况及其重要性” 。在西北地区，山脉 同样具有重要标志意义。清末学人王树枏所著《新疆山脉图志》中有这样一段论述，鲜明地体现了山脉对于理解当地与作为整体的中国之间的内在脉络联系，其中论及天山时这样描述: “国朝勘定回 疆，声教所通，讫于葱岭，为欧亚东西之脊。西洋之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至葱岭而极。中华之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至葱岭而极。故导山者，必始葱岭。葱岭者，中国万山之所出也。”如果说山岳构成了中国文明中的稳定性意象的话，那么河流及其关联的水的意象，则在继续保持数千年川流不息的同时，又体现着中华文明传 承与认同中流动与发展的一面。北魏时代的郦道元在其著名的《水经注》序文当中，曾这样描述“水”的意义: “《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 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 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今寻图访赜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 也。”川流不息的河流孕育了生命，构筑 了万物竞生的生命秩序并进而成为周域划分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于区域与整体的认知方式。

进一步拓展而言，在理解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基础之上，有一些建筑在山河之上的人造物，经由历史的积淀和岁月的洗礼，正逐渐形成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共享符号，并传之后世、历久弥新。

以长城为例，苏秉琦先生曾指出: “长城除了 防御外，也有个标志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即农牧区分界的作用，长城内是农区，长城外是牧区，长城也不应理解为当时的北疆。”我们如今所理解 和认识的长城，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战国和秦朝所修筑的这一最初用于防御邻国或北部游牧力量威胁的防御工事的意象，也超越了明朝长城所谓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一般性理解，而经由堡垒、城墙、烽燧等各种形态，已经与横亘其上、跨越其间、历史性地出没其中的燕山、祁连山、黄河、 塔里木河、黑河、大草原、西域戈壁与绿洲联系在一起，内化为一种能够超越时间与历史长河的自然之物。当我们谈长城作为外太空唯一可见的人造物的时候(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我们实 际上谈的是长城作为一种永恒持久之物的内在特 质。正是这种作为自然之物的长城，跨越了历史与功能的层面，而真正具有了一种连接与维系中原与广阔的北部与西北边疆区域之间持久性的生态意义，它 “表现了这一个历史进程”。这 种生态意义与山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延续至今 的共有认同与文明象征。因此，“我们必须在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区别天然环境及加到这种环境上 的社会作用。对中国长城地理的历史研究，需要确切了解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环境的适应， 以及各种不同社会在它们的环境范围中成熟、活 动并发展，而且企图控制它的方式”。理解长城的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历史奇迹，将为我 们理解中国社会内部基于互动而塑造的统一性提供重要的例证。

此外，即便到了近代，这些具有地域关联性与强烈象征意义的古建筑符号依然能够引起我们对于整体中国的关注与理解，即便是外国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曾有这样 一段记载，描述他在陕北与我党领导人之一的邓发会见时的场景: “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 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 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 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地碰面的安全 场所，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二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中华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在这位年轻 的、 为中国革命事业深深折服的美国记者眼里，汉代的这一皇宫遗址具有某种独特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深深嵌入整个文化与国家历史的肌理当中， 并形成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联结，正是这种联结构成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的绵延不绝，也在那个时代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大抗战图景。

中国历史与文化有着与西欧全然不同的轨迹。“希腊曾经梦想过统一的历史，但在外来入侵时却不能团结一致，甚至不能统一它各个独立城邦的历法。在希腊，历史的时间变成了有意识的历史，但还没有意识到时间本身。”而在中国， 正如黄山、黄河、长江和长城那样，经由对山水的共同认知与团结实践，我们的历史时间不仅是有意识的，而且还在继续延续与发展当中。它构成中国边疆区域之间的关联性，并催生着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所谓生生不息，正是如此。

三、铰接关系:边疆区域之间的一种“互嵌”特质

国内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既是历史的进程，也是当代的实践。作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建基于山水的、具有文化共通性与共享特质的中华文明景观，构成了我们理解统一疆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以这种广义的人文－地 理关系出发，在形成对中国各边疆区域间铰接关系的框架性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相应地去认识和关注历史上中华民族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在这种关系中逐步生成、发展并熔铸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为此，我们必须理解中国边疆区域及其生活其中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历史性关系结构及其呈现 的“互嵌”特质，这种结构维度与“互嵌”关系由几个关联要素构成。

其一，它们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虽然我们往往将中国的各边疆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叙述，从而呈现出某种区域史的路径，但不管是在历史还是现实的实践中，这些边疆区域之间的跨界关联始终存在，并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而日渐构成边疆区域间的相互铰接关系，在这种基于“地”的团结关系之上，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各民族群体也经由不同的方式，打破了各自之间的界限， 进而构成了基于“人”的团结以及区域性的统一局面，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

其二，各边疆区域彼此之间的铰接动力是什么?在认识这种铰接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思考其内在的动力源问题。一般来说，这种动力既来源于边疆区域间从小的群体集合到大的民族团结之间的生活、社会与文化连接，也源于统一王朝在边疆区域治理层面所形成的制度性规范与在地化实践，而如何理解这种区域层面的生活、社会与文化连接方式及其日常呈现，以及如何理解统一王朝边疆治理层面的制度力量与实践特质， 将成为我们能够有效揭示这种内在动力源的关键所在。

其三，这种边疆区域间的铰接关系是如何历史性地发展和演进的?揭示这一铰接关系的历时 性延续，是形成某种一般性模式与框架的前提与基础，也构成我们对边疆区域贯通性理解的重要 切入点。对这种历时性延续的理解，建立在对各个时段的中国边疆历史与民族关系格局，以及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形势、欧亚与世界历史形势的深度理解之上，并强调对于这几种形势的共时性比较与理解。只有这样，我们对于边疆区域间铰接关系历史演进的分析才能够具体生动，而不再是机械式的、断裂性的。

其四，边疆区域间铰接关系在某些时期的松散与脱嵌如何加以有效阐释?任何历史性的区域 间铰接关系都会存在一个松紧不一乃至部分脱嵌的阶段，我们无法回避对这些阶段的讨论，因为这些关系深处中国历史演进的具体过程当中，并呈现出对于整个中国及其人群共同体状态的反向影响。如何自洽地去理解这种铰接关系的松动甚至脱嵌状态，并提出某种关系性的贯通性解释，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铰接关系的现实实践有效性，它不单单是一种理想状态模型，而是能够转入实践层面的某种方案。“人”的因素在这方面具有特定的能动性。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宋仁宗曾围绕西北边务征询臣下意见，鱼周询曾有过这样的建议: “(陛下)患西北多故，边情罔测，献奇谲空 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豫不虞，理当先物。臣闻国家合约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逾四十载。而守边多任庸人，不严武备，因循姑息，为敌所窥，致元昊悖逆，耶律张皇。未免屈己为民，息兵讲好，皆用苟安之谋，而无经远之策。此班固所谓‘不选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者也。愿陛下特议减三路兵马之驽冗者，以纾经费，以息科敛。然后选将帅，择偏裨，使戢肃骄兵，饬利戎器，识山川形胜，用兵奇 正。河朔旷平，可施车阵，亦宜讲求其法。虽二边异时侵轶，恃吾有以待之，庶几无患矣。”人的因素在处理边疆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有针对性的分析与研究。考察既有的实践传统，当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上诸多“民族走廊”的结构－生态特质时会发现， 在历史和现实层面，这些“走廊”实际上还蕴含着 某种超越性特质，而呈现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层面的互嵌与传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等。这些历史时期充满人文底蕴与文化共识的互动通道，事实上成为连接中国边疆各区域及其生活其中的各民族的重要纽带，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传统的互动地带逐渐被近代意义上的公路和铁路所取代，与此同时也实现了纽带功能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围绕这些走廊地带的民族－地域互动，既是基于历史实践的，同时又是面向现代化的，具有沟通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枢纽意义。

四、作为历史资源的理藩院: 清代边疆治理实践的关键部门

基于对元明清三朝大一统的共识，以及对清朝奠定中国统一疆域版图的重要性的理解，我们对于清朝边疆政策与治理实践的探究就成为理解疆域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相互间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也为我们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

清朝自东北地区崛起，在明末内乱危局中纵横捭阖，最终于1644年击败李自成的势力入主中原。在观念层面，清朝对中国历史中原有的“正统 观”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重建，通过强调疆域版图远迈前代的伟业，突出了“正统观”因素当中“大一统”的重要性，同时又改造了传统的“五伦”秩序， 将“君臣之义”列于“父子关系”之前，对既有的宋明“正统观”进行修正，从而构筑起君权至上的独特思想体系。在制度方面，清朝诸多方面承袭明 制，但又有很多创新，尤其是在边疆治理方面，其兼容满汉蒙的制度化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清代边疆区域间衔接关系的历史图景。

以蒙古衙门－ 理藩院为例，作为清朝中央层 面的边疆区域治理机构，其形成、发展与变革的过程甚为久远，也呈现出阶段性的意义。学界一般认为，在清朝入关之前的1636年，这一机构初建 时定名为“蒙古衙门”(满语名为monggoijurgan)， 作为后金－清朝与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争夺蒙古诸部的产物，最初处理和经营蒙古事务，负责组织会盟、指画牧地、颁布法规、审理讼狱等。这就构筑了当时被称为“满洲”的东北地区与蒙古地域之间的制度性关联。1638 年，蒙古衙门改称理藩院， 最初属礼部，这体现了其内政系统之一部分，参考了明朝制度的传统。“理藩院设立对清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清朝管理西、北边疆地区从而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基石之一。”

到了1644年，理藩院改为设置尚书、侍郎，在康熙 皇帝继位之后，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治秩序逐步确立，清朝疆域版图也日渐稳定，理藩院正式与六部平行，这体现为理藩院地位的上升，以及在职权方面兼管整个蒙古地区事务以及俄罗斯事务。到1730年，因雍正皇帝“八旗游牧地方，甚属紧要”之谕令，理藩院又专门增设了巡按游牧御史一职。 乾隆时期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地区后，谕令理藩院专理蒙古事务，兼办回部，并将理藩院五 司中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其职权进一步扩大，增设徕远司专管新疆南部事务，这就在治理层面构筑了蒙古地区、新疆南北部的制度性关联。此外，其职责还包括管理喇嘛事务等，这成为构筑蒙古地区与涉藏地区制度性关联的关键环节。在 各边疆地区官员的统属方面，当时蒙古地区各旗 札萨克官员、新疆回城伯克等官都受理藩院管辖， 而西藏地区的戴绷、碟巴、堪布等也由理藩院给予执照。进入近代，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巨变，清朝传统的边疆治理面临新的挑战，至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理藩院不 再处理之前所掌管的对俄外交事务。1906年，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辛亥革命之后最终改制为蒙 藏委员会。总体而言，清朝经由理藩院的治理实践，在制度性层面确立起当时各边疆区域之间的结构互嵌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较为持久稳定的大一统局面，最终奠定了当代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格局也在这片广袤的疆域版图上成型与发展。

当然，清朝对于各边疆区域间关系的构筑远不局限于此。例如达力扎布教授曾在论及青海与清朝前期对西部疆域的整合时，用“金桥”进行相应的概括，鲜明体现了清代前期制度实践层面的具体效果。在中层和底层的治理实践与社会互动中，清朝各边疆区域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结构化关系。这些关系的历史延续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疆域版图的稳定与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与巩固，值得加以更深入的研究。

五、理解“统一环”:寻找从区域到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框架

在理解历史传统与现代实践的基础之上，基于对“边疆间关系”的系统梳理与分析，并经由对 历史时期尤其是清代相关制度实践的揭示，我们 将形成一种对于区域与整体关系的框架性认知， 并生成对“统一环”的深层理解。

事实上，这种“统一环”的文化特质，并不是晚近才出现的现象，在考古学上也有相应的佐证。对此，正如张光直先生曾指出的: “中国史前文化 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所以论‘中国文明’起源，做‘中国文明’定义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中国大系统的整个范围。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影响的历史。其他地区文化也有同样的历史。”我们还注意到，张光直先 生在之前的著述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不论是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就是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形成一个更大的文 化相互作用圈(sphereofinteraction)。……这个在 公元前四千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 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 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X，可是我 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就是说，在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各个区域 之间的相互作用圈与中国相互作用圈形成了一个“多”与“一”的辩证关系，经由从“多”到“一”的认 知变迁，以此组成了我们对于整体结构关系的综合理解。可以说，这种“统一环”结构有其历史性 的基础与考古依据，并经由历史上的制度实践而内化为理解中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结构的关系框架。

总体而言，这种“统一环”是彼此互嵌的，其相应各边疆区域之间，形成基于制度性实践与民族群体社会互动的关系，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制度铰接”与“生活铰接”。为理解这 种“统一环”的确立路径与可能，正如笔者在前文以及相关论述中所指出的，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各个边疆区域之间所存在的“编码”关系，并思考 这种关系之所以形成的内在因素。换句话说，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结构化地理解各个边疆之间独特的铰接与关联方式，才能得到全局性的理解。这种方式之所以是独特的，在于其编码形式不同于 农耕社会内部的一般组织化逻辑与运作实践，而是一种基于各自特定的区域生态与人文知识基础上的博物逻辑。这种博物逻辑涉及各个区域之间如何沟通各自的生态知识与日常生活场景，并形 成某种超越形态，从而达成“天－地－人”结构的 融通。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能够在宇宙论( “天”的指向)、地缘关系( “地”的指向)以及族群关系 ( “人”的指向)三重关系方面形成结构化认知，从 而构成我们全面理解中国边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 边疆区域与中原地域之间实现系统性的社会、思 想与群体关系榫接的重要基础。谷苞先生曾认 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成基础有二，其一为中华 文明与广袤疆域，其二则为历史上的移民与民族融合，而“统一环”结构可以尝试性地提供某种 框架性解释。

以此为基础，我们将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地 缘基础的中国疆域版图内部的关系结构，并进而阐释这种关系结构下的人群－地域关联性。这不仅是一种关系结构，更是一个思想史问题。在李泽厚先生看来，思想史既不是列文森所类比的“博物馆”，也不是史华慈所指称的“图书馆”，而是“去深入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 关系。我以为，展现为文学、艺术、思想、风习、意识形态、文化现象，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它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是一种民族的智慧。”在探寻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中，经由对这种共同传统、形态与现象的揭示，我们得以理解基于边疆区域间关系的社会与文化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认知。

总之，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关于历史时期边疆民族关系的连续性图景，并深刻理解其内部的特定逻辑关系与时代概念。在既有的断代史与分族史叙事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共时性群体关系与日常生活关系视角，从而更系统地来揭示这种从区域到整体、从“多元”到“一体”的共同体关系，最 终构筑整体性的中国疆域与中华民族关系认知， 真正实现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正如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所指出的: “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命运是相同的，兴旺就是大家的兴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为此，理解基于边疆区域间关系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变迁并形成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框架，将为我们更好地思考相关议题提供一种新的、具有连续性的可能。■（注释略）

文章来源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

图文编辑：郭慕哲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