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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在项目策划早期，主创团队其实曾经试图到国家天文台寻找科学顾问。进去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冲动了，因为连敲哪个门都没有头绪。他们只好回到车里，默默地抽了根烟，走了。”
因此，2019年大火的《流浪地球》，拍摄时并没有找科学顾问。
上映前他们终于请了几位科学家看片，结果被很直白地告知：
“地球推不走啊。”
3月25日，《独立日》《后天》《2012》的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科幻灾难片《月球陨落》在国内上映。
他的故事是：月球脱离公转轨道，逼近地球，三周后将摧毁一切，人类能否力挽狂澜？
但已有影评人接连指出影片那些“连文科生都无法忍受”的科学硬伤，还有评论者认为其“愚蠢却充满娱乐性”。
好莱坞导演与科学家经常搞“非诚勿扰”
在美国，科学界与好莱坞其实是深度绑定的。
一个代表性事件是——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好莱坞联合成立了一个名为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Science & Entertainment Exchange）的组织。
那些你熟悉的美国科幻大片，漫威英雄系列，《豪斯医生》《犯罪心理》等美剧，甚至连《疯狂动物城》《冰雪奇缘》《速度与激情》这样看起来并不科幻的体裁，背后都有这个项目组的身影。
“项目组已经给美国上千个电影项目提供了顾问服务。”林育智告诉《中国科学报》。他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常务副主任。
除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等机构都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力促科学家与电影人一起工作，让科学家帮助电影制片人创作科学画面、核查事实，为推理、幻想提供逻辑解释。
他们甚至负责指导演员如何更逼真地扮演自己（科学家）。
林育智说，在好莱坞，科学家与电影人的互动是一种类似交友的模式。
比如他们经常性地开展一项名为speed dating的活动，它源于一种快速相亲方式。
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会事先确定一个主题，以末日生存为例，一期邀请7位科学家，他们可能来自国家种质资源库、野外探险、医学、心理学、军事等领域，每人用7分钟时间作一个快速演讲，介绍自己本领域的工作、可能与电影结合的构思。这类活动规模不大，台下坐着二三十位制片人、导演、编剧。
“好莱坞大部分导演的手机通讯录里，都存有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组的联系方式。”林育智提到。
在他看来，美国电影界之所以热衷与科学界互动，主要是因为科学真实性会带来巨大的娱乐价值，也就是票房收入。而美国科学界则希望借助电影这种影响力巨大的媒介形式，让大众了解科学及科学界，树立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正面形象。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江晓原坦言，美国宇航局（NASA）由于经常性地面临经费削减的问题，于是竭力配合大导演，成功地将2015年一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拍成了NASA的“宣传片”。
科学顾问是谁？
2019年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由于《流浪地球》的带动，当年中国带科幻标签电影的票房，首次超过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
“《流浪地球》在项目策划早期，主创团队其实曾经试图到国家天文台寻找科学顾问。进去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冲动了，因为连敲哪个门都没搞明白。他们只好回到车里，默默地抽了根烟，走了。”林育智回忆。
一直到电影上映前，制片方才邀请了几位科学家看片。但实质性修改已经来不及了。
目前，《流浪地球》第二部正在拍摄制作中。导演从剧本创作阶段就邀请科学家参与，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组建了科学顾问团队，包括天文、物理、地质、计算机5大领域。
林育智介绍说，针对科幻电影创作，有五类科学顾问。
第一类是非正式顾问，可以为创作团队提供支撑影片剧情的科学素材和科学理论，甚至构架一个世界，完成世界观的铺设。
第二类是专家顾问，在剧本成型之后，针对某一类问题，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科学家。
第三类是现场顾问，他们需要给演员提供帮助，与道具师协助，甚至现场被问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
第四类是科学顾问团，解决一整部电影涉及到的所有领域的问题。
最后一类为跨界科学顾问，他们一方面受过非常专业的科学训练，另一方面具有丰富的影视从业经验。
林育智表示，在好莱坞，科学顾问早在电影策划阶段就会参与讨论，贡献他们的科学构想和创意。
“他们之所以重视科学顾问的角色，是因为电影人有这样一种共识，科学家拥有解析细节的能力，具备理解和找出复杂体系中相互关联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编剧、出品人和导演在充实电影情节的结构框架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从《侏罗纪公园》到《侏罗纪世界》的25年里，流水的电影主创，铁打的科学顾问——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著名古生物学家杰克•霍纳。
国内电影界现在也迫切希望和科学界携手，2020年10月23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就是为了“架桥修路”。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顾问不是一项义务劳动。“在美国，科影融合项目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包括组织机构本身、各类基金会以及企业捐赠，但在国内还非常缺乏。” 林育智告诉《中国科学报》。
此外，他认为，国内现有的电影网站、购票平台，在电影信息中并没有设置科学顾问的标签，“我们应该呼吁市场去添加这样一个标签，让更多人认可这个角色的价值”。
科幻电影要不要好好“讲科学”？
不过，科学真实性和娱乐性，在科幻电影创作中始终是一对矛盾。
林育智记得，曾有科学家很直白地告诉《流浪地球》的主创，“地球推不走”。这让电影导演非常挠头，因为这是影片的核心设定。
江晓原提到，在好莱坞，时常发生电影成片并未采纳科学顾问意见，出现科学硬伤，从而受到观众质疑的情况。
有科学顾问认为这对自己的学术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有苦难言，甚至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排斥。“在美国，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热衷于为好莱坞服务。”
在他看来，在科影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双方一定要有思想准备，科学家和电影人的诉求往往是不同的。
电影人要的是票房。好莱坞为了追求娱乐性，就不能那么“烧脑”，这势必会让渡一部分科学知识的准确性。
“尽管他们很乐于和科学界合作，但他们把科学摆在了一个不那么神圣的位置，在利用科学资源的时候更为大胆。”江晓原分析。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介绍，电影《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把电影涉及的科学知识分为三类：确定的科学事实、有一定依据的推测和在科学基础上的纯粹猜想。
在电影拍摄前，索恩就定下了两条硬性规定：一是影片中的情节不能违背已成定论的物理定律，也不能违背已牢固确立的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二是尚不明确的物理定律和对宇宙的猜想须源于真正的科学。
但在江晓原看来，好莱坞大量的科幻电影是达不到索恩这一标准的。《火星救援》在NASA的大力支持下，科学上依然漏洞百出，不能不说是一种主动妥协的结果。
“在国内，科幻的出身更高贵，我们赋予科幻更多科普启蒙的职责，要想让科学家认同科幻电影里可以牺牲科学知识的准确性，难度更大。”
江晓原认为，作为一项娱乐产业，电影的科学性应该适当地去神圣化，多一些娱乐的、开放的心态。
苟利军也认为，对于电影而言，讲一个好故事更为重要。“在科幻电影的场景当中，科学其实是创造了一个设定，是一种辅助性的角色。”
中国科幻电影以后谁来拍？
林育智表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特别是科幻电影创作者，不仅要有电影基本功、电影的制作意识与经验等传统素质，还要了解科学常识和前沿知识，“但这样的人才非常缺乏”。
他提到，目前专业艺术院校的培养机制正在改进，一些综合性大学甚至是“双一流”大学开始建立电影学院。
比如，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中国科幻电影工业与美学研究”获批立项。
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副院长李晓红告诉《中国科学报》，正是利用了综合性院校的学科资源优势，项目组集结了包括科技界、影视界、新闻界、学术界等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
目前，厦门大学正在组织“未来世界”科幻电影（含短片）大赛。包括公共卫生学院、材料学院、航空航天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在内的近十个理工科学院的教授加入了专家委员会。
“比赛不仅会组织科幻电影大师班、青年训练营等，还会针对入围作品采取全程导师制，除了有电影业内专家，还有厦门大学各学科的教授进行全程指导，并邀请运营机构、投资人、制作人等进行作品孵化。”李晓红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科幻电影人才培养和创作方式的探索。
林育智则认为，一种更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把电影人派到科学前沿去“洗脑”。
“过去，我们经常组织编剧进行采风活动，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创作者带到科学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地？那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前沿知识、科学仪器设备，一定会为他们的创作提供新鲜的刺激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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