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养父去世，北京女子意外发现一封血书：原来生父母是大英雄

1998年，北京的医院中，一位名为史洪全的老人躺在病床上，看着身边也已经年逾半百的女儿史庆云，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却没有力气。

照顾自己长大的父亲去世了，史庆云悲痛之余，还要支撑精神料理后事。

将父亲送走后，史庆云疲惫地回家整理父亲的遗物。在整理时发现了一个用蜡密封着的棕色瓶子，打开后看到了一份特殊的“契约”，是一封血书：

“今有子城哥把张义存密保小名，小云生日1942年4月16日4时46分，张士杰、史子城，定不面。”

契约写得模糊，但却可以看出自己是被史家收养的，突然得知这一消息的史庆云不禁愣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领养的，可是自己到了知命之年，父亲去世，才得知自己亲生父母另有他人。

史庆云回过神来，没有一股脑地埋怨养父亲没有说明实情，这些年，父母养育自己，恩重如山。

但她疑惑，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定不面”——“再也不相见”的约定？毕竟自己出生在1942年，这样动荡的年代，亲生父母将自己送到史家或许也有苦衷。

因此，史庆云开始沿着蛛丝马迹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一找，就是十几年。

亲生父亲：重聚却是别离时

2002年，史庆云首先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她的亲生父亲叫李景春，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李景春此时已经重病缠身，卧床许久，每天昏迷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还要多。

当史庆云到达亲生父亲的住所时，她才从邻居口中得知，父亲已经住院了，重病让父亲无法正常走动，常常昏迷。

但当史庆云打通电话，李景春得知自己的女儿还活着的时候，连忙请史庆云来医院见一面。

史庆云到医院的时候，李景春看着女儿流下了热泪，对于李景春来说，能再见到女儿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自己此时重病缠身，也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他的内心自愧不已，但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长时间的谈话。

史庆云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可是没想到第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不久后，李景春去世了。这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英雄去世了，带着对女儿的愧疚和万言千语长眠地下。刚找到亲生父亲的史庆云又一次经历了失去父亲的苦痛。

因为史庆云担心父亲身体虚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时间短暂，谈话匆匆结束，史庆云还没来得及问自己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就永远见不到第二面了。

然而，史庆云至少知道了，当年李景春在革命中到处奔波，还要受到特务的监视，自己愿意为国捐躯，可带着孩子受罪让亲生父亲实在不忍心。

于是李景春将小史庆云托付给他人，希望孩子能够远离波云诡谲的争斗，健康平安地长大。

这样才有了药瓶里的“契约”，李景春的代号是“张士杰”，而“定不面”的原因便是担心史庆云被特务搜寻到，而史庆云最终在史家平安长大，便是圆了他们的心愿。

其实在抗战胜利后，李景春曾经去找过史庆云，可是看着健康快乐的史庆云，他还是不忍告诉史庆云她的身世，如此平凡长大，对在炮火中长大的李景春看来，再好不过。

新中国建立后，李景春在北京担任政委等职务，之后又因在解放中贡献显著而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来被授予中校军衔，在干休所里安度晚年，在这期间，李景春曾去看过小史庆云，但并没有过多打扰她和养父养母的生活。

亲生母亲：机缘巧合找到母亲

看着李景春的墓碑，史庆云心里还是遗憾，没能和父亲说几句话，没尽孝父亲便去世了，如果亲生母亲还在世的话，或许自己还有床前尽孝的机会。

于是史庆云紧接着根据现有的线索寻找母亲。找亲生父亲的时候至少有药品中的“契约”作为线索，但对亲生母亲，史庆云却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代号，更不知道曾在哪里工作过。

因为线索很少，寻找母亲的过程其实很艰难，但最终机缘巧合下，史庆云还是找到了母亲，这之间归根结底还是史庆云自己行善的因果。

史庆云在平时就爱帮助他人，在街坊里被叫“史大姐”，邻居有事时都爱找她帮忙。她在顺义是人大代表，曾得过北京市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在街道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不断帮助区里的商业发展。

2006年，南方遭遇特大型雪灾，全国支援，史庆云便和丈夫商量着捐赠物资，首先就是各种保暖衣物，他们打算先从家里收拾，不够再去买。

史庆云在收拾家里保暖的衣物时，看到了养母在世时给自己做的棉衣，她拿起这件碎花棉衣，这件棉衣只穿过几次，是养母的心意，史庆云很珍惜，她想如果养母做的棉衣能温暖另一个人，也是代养母积德行善。

捐赠前，他们将衣服整理叠好，但在叠衣服的时候，她发现衣服里面好像还有一层。

剪开衣服，果然有一层夹层，夹层里有很多纸，纸上记载的很明显是抗战时期的情报还有一些记录。史庆云将资料整理出来，共十一份，里面就有关于她亲生母亲生平的信息。

史庆云的亲生母亲代号叫“素云”，真名叫“李淑敏”是一名优秀的党员，为革命的情报传递作出了很多贡献。

李淑敏曾经因为家里穷，揭不开锅，而被卖给地主家当童养媳，当时她22岁，却要被迫“嫁”给一个10岁的娃娃，而且李淑敏在地主家里饱受折磨，疲惫不堪，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她便逃了出来，躲在山里。

1940年8月，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一名共产党员为了躲避日军的袭击跑进了山里，受了伤，遇到了在这里躲藏的李淑敏。李淑敏救了失血过多的共产党员，并因此被引导入党，走上了革命救国的先进道路。

虽然她文化水平不高，但她有着劳动人民的外表，可以传递情报，沟通不同地区的革命工作，在一年的培训后，她正式入党，成为共产党的情报人员，被分配到冀中一分区学习，在这里，她遇到了史庆云的亲生父亲李景春。

李淑敏脑子活，很适合从事情报工作，遇到李景春，他们既是战友，也是爱人，共同进步，共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

李淑敏和李景春结婚后不久，二人就因为任务需要分离，因为李淑敏脑子灵活，上级便问她愿不愿意执行更艰难的情报工作，从此李淑敏便被安排到情报部门，化名“素云”。

但是情报工作总是紧迫而危险的，李淑敏与李景春分离后，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生下史庆云后，因为革命队伍缺人手，队伍需要她就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到处奔波，还要和搜查的日军东躲西藏，小史庆云也因此受了不少伤。

因为情报问题，日军吃了很多亏，因此在搜查中，刚生下来的孩子也是日军搜查的对象。只要能搜到情报，百姓的性命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

而李淑云通常带着小史庆云扮成乡间农妇以掩盖身份，可以危险总是存在的，有一次小史庆云受了伤，他们便要挑开伤口看伤口中是否藏有情报。

可是在动荡的环境中，李淑敏依然尽自己的所能去保护小史庆云，宁愿自己受伤也希望小史庆云少受些罪。

1942年9月15日，李淑敏带着小史庆云送情报，但是路上被日军跟踪了，她绕到小路，试图甩掉日军，但却摆脱不了跟踪。

李淑敏看着怀里的孩子，担心此行凶多吉少，决心把孩子藏起来。于是她趁拐角树林的掩护将小史庆云放下，自己朝着反方向跑出去。日军见李淑敏在跑，以为她要带着情报逃走，于是紧跟其后。

所幸日军还在附近的时候小史庆云没有哭喊，逃过一劫。可是李淑敏最后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日军没有从李淑敏的身上搜查出情报，便意图侮辱她。李淑敏看出来日军的意图，宁死不屈，朝着刺刀撞了上去，就此为国捐躯。

父母英雄：生前无法尽孝，身后为母立碑

李淑敏牺牲后，小史庆云被一老人捡起，老人将小史庆云带回家，却在照顾小史庆云的时候发现小史庆云的脚底藏着情报。原来李淑敏预想到自己无法逃走，便将情报塞进小史庆云的鞋里，让孩子代自己将情报传出去。

组织没有收到情报，这才知道李淑敏已经牺牲，于是派人搜寻小史庆云的下落，最终找到了被老人照顾的小史庆云。

将史庆云送到李景春手中的时候，李景春得知了妻子去世的消息，大恸，看着小小的女儿，李景春从换尿布、喂饭开始学着照顾孩子。

可是李景春还需要到处奔波，做革命工作，常常无法照顾好女儿。

于是李景春想将女儿送到平常人家照顾，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小史庆云拥有一个平凡但却可以平平安安长大的人生，四处奔波对李景春来说已经很吃力，何况孩子还这么小，跟着奔波更是辛苦。

于是他托组织找到了史家，让史家收养孩子，孩子从此只有一个名字——史庆云。为了史家父母放心，他立下了全面的“契约”，保证革命的工作不会影响史家的安全。

史庆云在史家父母的呵护下健康长大，也接受了正确的教育，不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还带动周围人致富。

史庆云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她也明白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是英雄，自己也并非遗弃的。

史庆云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李淑敏后，11次到亲生母亲牺牲之处平山，希望寻找到母亲的尸体，可是因为战友秘密埋葬，没有墓碑，她到处寻找询问，才找到了李淑敏的埋葬地——李淑敏为了保护史庆云跑出不远的两棵槐树下。

因为李淑敏没有烈士证，史庆云便为母亲申请烈士证，申请将母亲的遗骨迁葬烈士陵园，让妈妈还能有战友的陪伴，而非孤零零地待在槐树下。

2011年，在史庆云的努力下，李淑敏被授予英烈的称号，政府为其修建了展览馆，塑造了李淑敏的塑像，就放在她曾经的战友旁边。

然而当政府找到史庆云，让她申请英烈子女的优惠待遇时，她却拒绝了。她认为自己知道亲生父母叫什么已经很满足了，更何况为国奉献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她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她不想沾国家的光！

对于史庆云来说，亲生父母的身份是值得自豪，但自己寻找亲生父母目的并非在此，而且自己从未在父母跟前尽孝，这称号她不想要，这样的荣光她也不希望借此来得到。

史庆云回家后，将小瓶子、里面的“契约”还有养母留下的有关亲生母亲的记录都捐给了历史博物馆，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母亲——这位曾在革命战场上作出奉献的女性，也希望鼓舞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战士的资料的发掘。

对史庆云来说，亲生父母是大英雄，养父养母养育之恩也让她感怀于心。《劝孝歌》中曾有一句“一尺三寸婴，十又八载功。”意为，刚出生的婴儿身长一尺三寸，约四十三厘米，而让婴儿长大则需要父母十八年的辛劳。

对于史庆云来说，接受的是亲生父母和养父养母双倍的爱，而她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回答他们的爱，她尽力挖掘亲生父母的经历，为母亲办好烈士证，让人们认识到母亲对革命的奉献；虽然养父养母已经去世，无法享天人之乐，但她也从未忘记养父养母对她的关怀，不曾怨恨过他们未提及收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