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一个不讨喜的中国作家。

作者丨翟晨旭

中国的纯文学还活着吗？

大概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和答案似乎都已然渐行渐远了。

2012年似乎是个分水岭，那一年，还不算很年迈的莫言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算是给八十年代开拓“先锋之路”的“50后们”交了一份答卷。

纵使结局很完美，但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的内心中不禁闪过了一个女作家的身影，在那些曾经在先锋之路上走过的人里面，她曾经曾有机会续写莫言的传奇，更难得的是，她一直在那条路上走着，未曾停下。

她的名字叫残雪，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名字显得遥远而陌生。

1953年，残雪出生于长沙，原名邓小华。

她的父亲毕业于著名的“湖南一师”，后来参加了革命，“在战争年代里头立过大功”，建国后一路当到了《湖南日报》主编，和很多后来的“先锋派”作家不太一样的是，残雪是非常标准的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种家庭背景，奠定了残雪与众不同的文学视野。

-残雪一家在报社-

建国后出生的这批作家，被五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二十余年里的当代中国反复打磨，上演了无数部真人版的《人世间》，而这无疑也塑造了他们的文学和性格，他们注定是开拓的一代。

不过即使是一代人，也各有各的风景。

小时候的残雪，看到的并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世界，而是悲怆和阴暗。

在她年仅四岁的时候，她的父母被打成了右派。看过前面几期文章的应该很明白，那会儿但凡和“右”占上边，那你家里基本上就惨透了。

不出意外，残雪被迫和父母分离，其他兄弟姐妹也都被被打散下放到农村劳动（其中就包括残雪的哥哥，著名哲学家邓晓芒），而残雪则因为年幼，自小跟着外婆一起生活。

即使我们今天去读残雪的小说，也能比较直观地去感受到她作品中那种介乎于梦幻和神秘之间的色彩，而残雪的这种写法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她外婆从小的教育。

虽说建国之后不能成精，但湘西特有的神秘文化还是在老一辈人身上有所体现，在残雪小的时候，经常听外婆讲一些神秘故事和迷信风俗，这些东西在残雪的思想中生根发芽，最终融入到了作品中。

如同洪子诚评价的那样：残雪擅长以现实与梦幻“混淆”，叙述人以精神变异者的冷峻眼光和受害者的恐惧感，来创作了一个怪异的世界。

“在我同她相处的年头里，她总是用好笑的、有几分自嘲的口气讲那些绝望的故事”，残雪这样回忆着自己的外婆。

过了1962年，残雪家比较幸运的摘了“帽子”，一家人得以团聚，残雪也因此得以在家中享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残雪的哥哥邓晓芒发后来曾回忆道，那时候一家人八口挤在二十多平的小房子里，几个孩子围在火炉旁，轮流读着《鲁迅全集》的第一卷，而父亲则坐在一旁的书桌上，认真地批注着马列哲学。

当然这种好景对于残雪的家庭而言并没有太长久，十年动乱一来，残雪的父亲又被下放到了牛棚里。

残雪那时候已经是少女初长成了，就搬到了湖南师范的宿舍里照顾父亲，开始了那段被她称之为“小黑屋”的岁月，在后来的创作生涯中，残雪写下了那篇《归途》，其中就出现了“小黑屋”这个景象。

在残雪从幼年到少女再到青年成家的这段时光里，她所见到的，只有无尽的恐慌、动荡、黑暗和不安，这将化作她的回忆，也将成为她的素材。

时间来到改革开放初，这个时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残雪本人而言，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机遇。

在这之前，中国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极少，只有少量的俄文作品，而当70年代末，国门打开之后，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始通过翻译，涌进了中国，那些曾经沉浸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里的青年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卡夫卡和博尔赫斯。

而残雪又是其中特殊的那个。

她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还坚持尝试着去读外文原著，这也让她的文笔多了几分外文的“原汁原味”。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意义深远一样，卡尔维诺等人同样也让残雪的文学之路得以开启。

“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残雪这样回忆着。

1985年前后，已是人到中年成婚立业的残雪来到了父亲的病榻之前，拿出了一部手稿请父亲看，这部手稿，就是她的处女作《黄泥街》。

这部小说实际上是残雪作品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黄泥街”取材于十年动乱时期残雪的个人感受，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残雪外婆从小给她讲过的故事，在外婆的故事里，永州确确实实有这样一条街。

但事后残雪问了许多人，都不曾找到这么一条街，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似乎早早地就与残雪结下了缘分。

《黄泥街》的第二个读者。大概是残雪的哥哥邓晓芒，邓晓芒为这部小说吃了一惊，小说中大量的象征手法非常地老练，绝不像是一个新人作家的手笔。

带着家人鼓励，残雪拿着手稿跑到了北京，但过程却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

《人民文学》的编辑对这部风格奇特的小说分成了两派意见，总编李晓峰觉得还不错，但也有编辑对此嗤之以鼻，最关键的是，这部小说实在是有些敏感，因此最终《人民文学》没敢接。

回到湖南，残雪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创作，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作家。

不久之后，残雪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在长沙的《新推荐》上一炮而红，其中那句“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令人印象深刻。

随后，她的作品登上了《收获》，正式走上了作家之路。

当然，真正奠定了残雪文坛地位的，还是那篇著名的《山上的小屋》。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很难用通俗文学的逻辑思维去试着理解这本小说。

生病的母亲，被整理过的抽屉，山葡萄的叶子以及父亲的白发，有太多让我们难以捉摸的意象。在残雪的笔下，构架了一个充满阴暗的小屋，和一个互相猜疑的家庭。

这本小说的意义在于，给予了先锋文学一种不同的探索性，在之后的岁月里，这种探索性被残雪一直坚持着，国际上也认为，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

长此以往，残雪似乎都以一种“狷者”的形象对外界展示，而且从未改变过。

在自己的文学风格上 ，她毫不讳言的说：

“所以文学作为文学自身要站立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这当然引起了一堆人的惊呼甚至反感。

这也让残雪的作品颇有几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意思，虽然残雪的书在国内以小众的纯文学为标签，但确实是翻译到国外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

而在对同其他作家的点评上，残雪更是毫不客气。

她将炮筒对准中国作家圈，直言不讳地挖苦那些在文坛混，和批评家一起欺骗读者的作家们。

“许多作家写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行、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

说到王蒙，她觉得这位老前辈“这位老作家在新世纪里的表演实在令人失望”。

说到后面一点的格非（格非在八十年代末写了“江南三部曲”），她则干净利落地指出“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

而即使是对同为女性作家的王安忆，残雪的评价也堪称刻薄：“她近年的作品水准下降得不像话,大概做官做上了瘾吧”。

这样尖锐的言论当然不被讨喜。

2007年《残雪文学观》发表以后，残雪在文学界的形象似乎越发地固化起来，“不近人情”“孤僻”“小众”甚至“故作姿态”等等，成为了她身上的标签。

但是，谁又能说这样的坚持在文学上是毫无意义的呢？

当“50后”的先锋们日渐老去，皱纹爬上他们的脸和笔尖，我们应该包容一个还在战斗的人，尽管她显得与众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2019年的收获，对于残雪而言，也许是对其这种坚持的一种褒奖。

这一年，残雪同时获得了法国布克文学奖提名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且赔率高于年年陪跑的村上大叔。

对于这一切，残雪还是表示地很淡定，她认为，这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更多地关注“高层次的纯文学”，而她则还在等待着自己的读者成长起来。

“广泛的影响还不够”，残雪如是评价自己作品。

话题似乎又回到了我们开头讨论的那个问题：中国的纯文学还活着吗？

残雪似乎已经用她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给出了一个答案：

是的，还活着，而且在她的预期中，会比现在有一个更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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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夏夜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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