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垣王朱逊燂：自幼罹病的孝子，朝廷的逆臣，被迫迁藩，父子反目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五月二十六，执掌代藩府事的代世孙朱仕壥上疏朝廷，称自己五叔襄垣王朱逊燂在送祖父代简王入土为安后哀伤不已，提出想要在墓前结庐守孝百日，请求皇帝陛下恩准。

“孝”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古代更是至高道德标准，不仅父母生前要尽孝，死后还必须守制。即在父母等至亲去世后必须为其居丧守孝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除基本的衣食住行外，其余活动都需要停止，不得大兴土木、宴饮娱乐，更不得婚嫁、应考。若是在任官员，除非被夺情，否则都必须丁忧回乡守制。喜欢上课睡觉的宰我同学，被孔夫子形容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恐怕是因为他对守制提出反对意见。

按照守制标准，居丧期间需要结庐，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但野外毕竟生活不便，对精神、体能都是一种考验，真要按标准来，搞不好不等居丧结束，双方就要在黄泉会师了。是故，后期人为简化了守制制度，基本都通过居家代替结庐来完成为父母守孝。即便如此，人们对愿意在墓前结庐守制的孝子贤孙还是相当敬佩的，子贡为孔夫子结庐守孝六年就成为了千古美谈。

两汉南北朝时期，尽孝甚至可以成为入仕的终南捷径——通过举孝廉为官。正因为“孝”具有这样的重要意义，自古就有大聪明在守制上动文章。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凭一己之力，生生创造出了“王戎死孝”的典故。

那么朱逊燂是不是也如王戎一样是在逢场作秀呢？先不说，他是宗室，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自己在兄弟中排行老五，上面还有四个哥哥及其家族成员压着，晋升为代王机会微乎其微，襄垣王一爵基本就是他的人生巅峰，完全无需如此。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襄垣王府教授张斌一封奏疏，也表明他的孝心是实打实的：

“己卯，代府襄垣王教授张斌奏：‘王事父代简王及母妃至孝。近者简王病，王侍汤药衣不解带。及薨，水浆不入口三日，寝苫枕块，哀毁逾礼。及葬，庐于墓侧奉祭，悲号踰十日方回。’帝嘉之，降敕奖谕。”（《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宗室中有这样的孝子，身为大家长皇帝也与有荣焉，自然无不准之礼。

自幼罹病的孝子

朱逊燂，生于永乐八年（1410年）三月初六，为代藩始封君代简王朱桂的庶五子，生母不详。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初一，15岁的朱逊燂被堂兄明仁宗朱高炽册封为襄垣郡王。

朱逊燂虽然是天潢贵胄出身，贵为亲王之子，一国首封郡王，岁禄达两千石，仅次于亲王一级，甚至比自己的十八叔岷王朱楩还高，可却是个没有父爱的“苦孩子”。

朱桂为人“纵恣暴戾”，自认为建文年间被贬为庶人，是被自家四哥所牵连，被自己的王妃所拖累，故在宠妾徐氏的影响下，整个永乐朝都忙着“宠妾灭妻”，忙着跟四哥过招，根本没时间照料孩子，更没时间教育孩子，连他与徐小妾所生的大儿子老三潞城王朱逊（火宁）都疏于管教，更何况是朱逊燂这个老五。

“……其三：潞城王以下四王血气方刚，学业未就，渐为气习所移。襄垣王重费白金，以求鹰。灵丘王多出金银鞍马，以与私昵。逞骄侈之志，无恭俭之心。伏望敕使就学，亲近儒臣，以德义治心，以礼法律身。庶几革其旧习，成其贤行。……”（《明宣宗实录》）

从这段代府左长史戴礼因受到朱桂的抵制而无法展开工作，愤而于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上奏，弹劾朱桂的种种非王者所应为的恶迹内容可以看出，朱桂对诸子的教育长期不管不顾，完全放任自流，以至于染上了一大堆恶习。

相对于教育，对朱逊燂影响更大的是身体上的遭罪。毕竟此时他还算年轻，思想还可以通过教育挽救。特别是明宣宗在接到戴礼的奏疏后，对几位堂叔的教育问题亲自作了安排，效果还是有的，朱逊燂从一个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转变为孝子就是一大明证。可因幼时不受重视，得不到很好的照料，而留下的病根，却不是那么好根除的，往往会跟随其一辈子。

正统七年（1441年）十二月，朱逊燂上疏朝廷，述说自己长期被病魔折磨得不到根治，乞求朝廷伸出援手调拨医生为他调治：

“丙申，造献陵诚孝皇后祭器。襄垣王逊燂奏：臣自幼患齿疾，已脱者六齿，乞于附近州县拨医调治。从之。”（《明英宗实录》）

虽然明朝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四十岁，可这是建立在高夭折率的基础上的，并不是说所有人只能活到这个岁数。比如202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为77岁，可80、90岁的老人随处可见。在明朝，富贵人家出生的人士，活到花甲、古稀还是挺常见的，不然不会有“五十少进士”之说了。所以不管是当代，还是明朝，而立之年都是一个人正当年之时，可年仅32岁的朱逊燂，竟然如同老年人一般发生了牙齿脱落，且数量高达六颗之多，要知道算上智齿也总共只要32颗牙，这脱牙率已经极高了。

正统七年拨给的医生并未能治好朱逊燂的牙病，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脱落之余，所存无几”。为此，朱逊燂于正统九年（1443年）十月，再次上疏求援。

在这份奏疏中，他强调了自己“自幼患齿疾”的原因：“自幼失母，保护有阙”。短短八个字，道尽了他幼年的心酸，母亲早丧，自幼失恃，至于父亲整天忙于他的两件大事，根本无暇搭理他，有根没有差不离，形似失怙。乏人引导与保护，朱逊燂小小年纪就患上了牙病。

正所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被牙病折磨地难以忍受的朱逊燂，开始病急乱投医，以“守国塞下，方药所湏百无一二”为由，开口就向朝廷上百种药品，及相关书籍六十部，涉及的内容大多为异方杂说，以及金石之剂。

要这么多偏方和毒性极大的虎狼之药，这是想要治病呢，还是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想要给自己个痛快？明英宗对这位叔祖也是无语了，为叔祖大人的小命计，对朱逊燂的所求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减，并去信劝慰。

“上命止以《仁孝皇后劝善书》、《为善阴隲》二书，与药性和平者给之。且谕以书，言：清心省事，自然能底寿康，过尔纷纭，恐有损无益。”（《明英宗实录》）

经此之后，朱逊燂消停了许久。直到景泰元年（1450年）十一月，再次上疏朝廷，以“居边塞，无川广药材以疗疾病”，向另一位堂侄孙——新任皇帝明代宗朱祁钰求药。明代宗命太医院如数拨给。而四年之后，45岁的朱逊燂竟然中风了。

“（景泰五年冬十月）辛巳，代府襄垣王逊燂奏：自九月以来染患风疾，日久未愈。命太医院拨医生齐药饵往疗之。”（《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可见幼年的遭遇对朱逊燂的健康影响很大，多年来一直与病魔相伴。

朝廷的逆臣：诬告大同巡抚

景泰二年六月二十六，朝廷收到一封来自襄垣王朱逊燂的弹劾奏疏，弹劾的对象为左副都御史、新任大同巡抚、提督大同军务年富。罪名多达十数项，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是，军中将士生活困顿，年富不肯开仓纡困，任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他本人却每日优哉游哉的“市鸡酒自用”；二是，但凡有人犯其号令，都会被他假公济私地打着“赏军”名号，罚米五斗。

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大权的都察院高度重视，请求让山西巡按御史，会同山西三司共同稽查此事。获得明代宗批准。

同年八月十七，就在山西高层合力对襄垣王弹劾年富之事进行审查之时，朱逊燂再次上疏弹劾年富收受左都御史、前大同巡抚沈固，及参将许贵的贿赂共一千二百多两，又收受大同卫指挥、大同知府、驿丞等人的贿赂。

相对于上一次，都察院对对朱逊燂此次所奏的内容几乎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因为年富早就将两人拿下，并分别给两人定了罪名，沈固是“贪冒不忠”，许贵为“不律”，及不遵守法令。这两个罪名不可谓不重，朱逊燂再上疏弹劾年富收取两人贿赂，在逻辑上完全说不通。不过宗室们弹劾了，总得调查一下，给个说法，遂再次派遣御史钱清带队前往大同。

年富，永乐年间会试副榜（在会试贡士正榜外，再选若干人列为副榜，可以直接为官，不可以参加当科殿试）出身，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六帝七朝，由县学学官教谕的佐贰官训导做起（起点比海瑞还低），在先后在地方及京城辗转任职，最终卒于户部尚书任上。

年富为人刚烈正直，为官廉洁，始终不渝，遇事敢做敢为，深得百姓推崇，算得上一代名臣。《明史》评价他：“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与王翱同称名臣。”

年富出任大同巡抚可以说是受命于多事之秋、上任于危难之时。就在他上任前不久，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之变”爆发，大同是瓦剌的主攻方向，首当其冲，烽烟不绝近年，百姓深受其害。时任大同巡抚沈固只知道假公济私，致使朝廷的法令无法推行，官场上贪弊不堪，经手粮草的官吏大肆贪腐，以次充好用“灰土插和米麦”，军中将士“啼饥号寒”却申诉无门。整个大同镇处于随时可能失控的边缘。

为此，时任大同总兵定襄伯郭登，于景泰二年（1451年）三月上疏弹劾大同巡抚沈固，请求朝廷别选廉明刚正之人代替沈固。本着文武相济共渡难关的思想，郭登毫不避嫌地推荐了礼部尚书杨宁，和时任河南左布政使的年富，认为他们两人皆足可胜任。经过廷议，朝廷顺应郭登的意思，升年富为左副都御史，出任大同巡抚。

年富到任后，根据大同的现状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整顿措施：一是，追缴被前任私自出借给旗校等军官的官粮、官银，命他们限期上交；二是以各仓所用的斛斗等量器所用年久，有所缺坏不平为由，统统收回官府进行改造；三是提出“节用边储”，削减军人的月粮；四是严以执法。

这些举措对恢复大同秩序大有裨益，可正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整顿必然会触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引来怨言与诽谤。既得利益者借着这个机会，开始了报复。襄垣王朱逊燂是这群人中地位最尊贵，也是跳地最高的。

随着两队调查人马的入驻，朱逊燂诬告年富的缘由很快被查清。原来年富到任后，本着减轻民间负担的思想，削减了专门为襄垣王府供菜的菜户数量，朱逊燂因此对其颇有怨言，这是双方冲突的端始。与此同时，襄垣王府的护卫校尉也曾私借过官粮、官银，因此位列追缴名单。王府的校尉仗着背靠王府这座大山，根本不鸟巡抚衙门，面对追缴直接一推二五六，年富犟脾气上来，将王府的署教授事白玉拖出来，赏了一顿竹笋炒肉。

这白玉本是襄垣王府的厨子，因受朱逊燂的宠幸，而被其擅自提拔为署教授事。打狗还看主人呢，何况是朱逊燂的宠臣，连白玉都敢打，完全是目中无他这个堂堂襄垣王啊！于是乎，朱逊燂不仅连连上疏弹劾年富，还在守备怀来都指挥使李刚，署都指挥佥事高荣等人的配合上擅离藩地，意图上京告御状，结果当然是在半途就被截返。

针对此事，钱清等专案组成员经过商讨，给出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意见。明代宗经过深思熟虑敲定了最终处理意见：下旨切责朱逊燂，对年富则宽宥不问，只是让他在处理事务时不要太过刚猛。

“朝廷累遣御史等官钱清等覆得其情，奏：富莅事过粗，厉急迫宜逮问；王干违《祖训》，且擅以厨役署教授事，宜区处，仍乞行巡按御史究治拨置王者。帝以敕切责王，务遵《祖训》，毋轻信小人拨置妄为；宥富不问，令其悉心存恤军士，整理边备，毋仍事严猛；余悉付巡按御史究之。”（《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朱逊燂仗着有《皇明祖训》庇佑，明代宗的训斥犹如隔靴搔痒，对他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就在明代宗对朱逊燂诬告年富一事结案的当年十二月，年富上奏朝廷称襄垣王变着法的折腾自己，这工作没法做了。为此，明代宗不得不一方面安抚年富，一方面再次下旨申饬朱逊燂。

“敕谕襄垣王逊燂曰：比所奏副都御史年富事情，乞令御史、给事中体核明白，从公发落。今富又奏王仍怀恨，欲行谋害等情。且富风宪大臣，朝廷委以边务重事，禁革奸弊，乃其职耳。王岂可妄加诬陷，故失大礼，王自今宜遵守祖宗法度，镇静自处，毋或干预外事，自启衅端，庶几永享富贵。不然，祖宗之法具在，朕不敢私。王其慎之。”（《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然而双方的恩怨依然在持续，直到景泰四年（1453年）二月，明代宗听取户部的意见，对年富做出“整饬边备，会计粮草，除积年之宿弊，举既废之，屯田贪徒不得骋其奸，豪猾不得肆其志”的评价，让他继续留在大同“整饬边储”，朱逊燂对他的攻喧才告一段落。

年富在大同担任巡抚六年，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大同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为大明的边防事业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朱逊燂为了一己之私，疯狂地攻击他，意图将其置于死地，于大明朝廷而言，不失为一个逆臣。

代藩保留节目：至亲反目

朱桂在宠妾徐氏的引诱下，先后将王妃徐氏母子，次子广灵王朱逊（火宁）母子驱逐出王府。对朱仕壥、朱仕墰这两个长房嫡孙，先是长期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而后持续进行各种打压。

朱桂如此，嗣位的朱仕壥也不遑多让。他对次子定安王朱成鏻，四子博野王朱成鐭，都很不待见。

天顺三年（1459年）十月，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俭上奏朝廷称，大同远处边地，地贫民弱，代藩宗室繁衍日盛，实在是不堪供养，若再让代藩宗室在大同聚族而居，只会加剧大同的窘境，严重拖累朝廷。有鉴于此，王俭提出在山西腹地挑选合适的地方，重新修建王府，将部分代藩郡王支系迁移过去。

代王朱仕壥受命统计本藩郡王之中，有哪几府愿意迁国。结果他不作二想的将不应在迁国之列的两个儿子也添加到了名单之中，称自己的八位叔叔，胞弟及两个儿子，共11府郡王愿意外迁。可事实上呢？不仅定安王朱成鏻不想走，连胞弟昌化王朱仕墰及好几个叔叔都不愿迁国，朱仕壥却想借机将他们逼走，为此纷纷上奏。即便如此，朱仕壥依然不改初心，继续上奏称他们愿迁，直到接连遭到明英宗的申饬，才勉强接受好几府郡王支系继续留在大同的结果。

天顺五年正月，代藩外迁郡王支系名单正式确定，朱逊燂的襄垣王支系也在其内，分别为：襄垣王朱逊燂，与自家四哥山阴王朱逊煁，迁国于平阳府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宣宁王朱逊炓，隰川王朱逊熮迁国于泽州（今山西晋城）；灵丘王朱逊烇迁国于平阳府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怀仁王朱逊烠迁国于平阳府霍州。

六家郡王的新封地集中在山西南部，最靠北边的霍州都与大同相去八九百里，朱逊燂所在的蒲州更是距大同有上千里之遥，中间又被晋藩所在的太原府、沈藩所在的潞州所隔开，交通不便，何况“诸王就藩后，非请命不得岁时定省”，可以说若无意外，这一别就是一辈子。

故土难离，迁国蒲州的朱逊燂，虽然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可蒲州哪有家乡好。初到异地，思乡情切之下，写下了《思亲篇》一文，词情悲切，颇为感人。不难看出，在明宣宗的安排下获得教育的朱逊燂，在文学之上还是颇有造诣的，当然也从侧面反映出，迁国多少有点被迫的意味。

可以说至亲反目已成为代藩的传统保留节目，身为朱桂之子，朱仕壥之叔，自然不敢让两位族长专美于前。

天顺五年（1461年）十月，朱逊燂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襄垣王长子朱仕（土匮）上疏朝廷，奏称自家父王多有疾病以致身体羸弱，自己屡屡劝他安心静养，却被他顽固地拒绝，乞求朝廷派出名医来进行治疗。同时请求援引代世孙之例，允许自己代父理事，并从禄米中分出三百石，拨给厨役二十名，供自己在王府之外开府别居。

朱仕（土匮）是襄垣王长子，王爵法定继承人，需要随王爷一同居住在王府之中，没有独立开府的权力，也没有岁禄，一应开支皆需从王府收入中支取。是故从他这份奏章的前半部分来看，活脱脱就是一大孝子，然而以后半部分观之，则又是一个不尊礼法的忤逆子。中间的转折太过突兀，想要夺权的意图跃于纸面，明英宗想不注意到都不行。

为此朱仕（土匮）在奏疏中打了一个补丁，称“父王信谗疏斥”，父王因听信谗言而疏远，乃至排斥自己。可见朱逊燂与朱仕（土匮）这对父子之间的矛盾，已经闹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早在大同时期，父子俩就因为教育问题闹的很不愉快。

正统十二年（1447年）八月，朱仕（土匮）挟持着一个妇女骑马来到山西行都司衙门，自称因年幼不能读书、理家，害怕遭到父王的重责，而跑出府避难。直到次日，才由王府长史前来将他领回。

明英宗接到相关官员的禀告后，去信对朱逊燂发出了灵魂的拷问：“亦或叔祖平昔待下之过于严欤？”意思是你想向老爹代简王看齐？要求朱逊燂“令其从师读书，修身慎行，以盖前愆”。

所以说父子俩早就不和，加上两个弟弟镇国将军朱仕堲、朱仕埭有以庶夺嫡的想法，而在朱逊燂面前大肆诋毁朱仕（土匮）母子，导致父子俩的矛盾发展到最后以势成水火。这也是朱仕（土匮）想要出府别居的根本原因。

当然朱仕（土匮）的做法是有违孝道的。何况在明英宗看来，要求代父理事是妥妥地“乘父之病，夺其禄位”，于情于法都不相合，考虑到事出有因，特地写敕书对其进行训诫。

“甲午，敕襄垣王长子仕（土匮）曰：‘尔奏父王多疾羸弱，累谏安闲调息，不从。乞赐名医疗之，似有孝亲之诚。夫何中间又谓父王信谗疏斥，乃援代世孙例，欲代父理事，又欲府外造房另居，及分禄米三百石，厨役二十名自用？详此数事，则汝之心盖欲乘父之病，夺其禄位以自专也是。岂人子所忍言哉？揆之礼法，大有乖违。自后宜痛改前愆，恪脩子职，庶不有玷宗室。不则陷于无父之地矣。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尔其慎之。’”（《明英宗实录》）

至于朱逊燂父子的矛盾是否就此了结，我们已无从了解，因为不久之后，朱逊燂就去世了。天顺六年（1462年）十二月初八，首封襄垣王朱逊燂薨逝，享年53岁，朝廷赐谥曰恭简。

阿越说

朱逊燂幼年虽然不受朱桂重视，几乎处于放任自流之中，以至于养成了诸多恶习，可他无疑是个孝子，为老爹居丧期间，主动提出在墓前结庐守孝。牛和马在当时属于重要生产资料、战略资源，不得私下宰杀，可他在祭祀朱桂时，不顾王府教授张斌的竭力反对，杀牛宰马凑齐三牲，为此遭到张斌的弹劾，被明英宗降敕申饬。

与此同时，也把朱桂跋扈、刻薄的那一套学了个全。在大同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诬告临危受命前来整顿大同的巡抚年富。迁国蒲州后，又很快与主政当地的蒲州知州徐孚，及守备蒲州的千户孙伦等闹翻，再次上疏朝廷进行弹劾。

为此明英宗致书朱逊燂，委婉的指出“中多牵指他事，恐王一时轻信下人譛愬之言，不及详察虚实”，就差指着鼻子指责他睁眼说瞎话了，要求他“王宜自省前本所奏何事是实，即从实奏来，不可概将虚事枉害人”。

当然朱逊燂做得最昏聩的一件事是，明知自己是郡王而非亲王，没有亲王那种大宗断绝，小宗可以入继的神奇手段，一不小心就会因大宗绝嗣而被除国，却偏要学老爹跟嫡子闹出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令其余几个儿子动了“以庶废嫡”的念头，主动加入战团。以至于在他身后，诸子爆发绵延日久的纷争，最终导致第二代襄垣王朱仕（土匮）被废为庶人，襄垣郡国绝封长达一个多甲子。如此结局，可谓是害人终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