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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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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灯

来源: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

2020 年 8 月,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这是我从教十几年来的一本教学札记。

很多人问我:二本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二本学生和重点大学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异?

还有人说,二本学生都这么难,那些专科生怎么办?那些中职生怎么办?那些初中毕业、甚至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的人怎么办?

面对这些追问和质疑,我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通过写作,说清“二本学生”这个庞大群体的全貌。

尽管从我课堂走过的学生多达四五千人,尽管我曾真实地和他们共处不少时光,但我并不能对这个群体做出任何整体性的叙述。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在场者的从教经历总结,不如说是一个一线教师长期的私人观察,它裸露了我内心的困惑、思考与无助。


△黄灯

我 2005 年博士毕业,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2006 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他们的出生时间在 1987 年左右;2016 年,我第二次当班主任,接手另一个班级,这批孩子大约出生于 1996 年。

换言之,我见证了 80 后、90 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01

大城市求学的背后

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村庄

虽然我也是二本学校毕业,但我首先必须承认,因为代际的差异,在真正进入大学任教以前,我对即将面对的学生群体也抱有一些偏见。

我是湖南人,广东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比家乡富裕很多的地方。

在走向讲台之前,我一直以为广东的孩子,大都衣食无忧,直到 2006 年 5 月 23 日的一次公共课,这个印象才得以改变。

当天我给计科系的学生上《大学语文》,因为刮台风,我让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很快交了作业,从她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真相:

出生多子女家庭,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来自农村的她,甚至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费在哪里。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坦承了自己的困惑,却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学生,居然还有人正在承受和我童年阶段同龄人一样的困境。

“贫穷”这个词语,我以为早已远离了日常生活,但没想到身边的孩子,正深陷其中。

这次课堂的偶遇,不但调整了我日后从教的视角,也成为我想要进一步记录、观察这个群体的隐秘契机。

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但有不少人都面临邓桦真同样的困境,他们可能来自粤北、粤西的偏远乡村,也可能来自一些更加贫穷、混乱的小镇。

在走向讲台之前,我还一直以为,我的学生之所以只能考上一所二本大学,一定是因为不够勤奋。

直到 2010 年下学期,我在肇庆校区上课,来自甘肃的刘婉丽和我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

她是一个西北长大的孩子,从初中开始,每天都要坚持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学习,尤其到了高中阶段,更是夜以继日,不管不顾,哪怕身体出了不少问题,都会咬紧牙关,坚持学习,只有这样,她才得以考上我任教的学校。

所谓的“衡水模式”,其实一直是不少乡村孩子自主习得的有效法宝。

类似的经历,我在其他孩子那儿也听到过。

有一位学生叫陈雪,来自潮州,她告诉我念高中时,为了多一点时间学习,洗完澡连吹头发的几分钟都舍不得耽误,总是一头湿漉漉地跑进教室。

另一位学生罗益鹏来自梅县,他在课堂上直接拿出早已见底的“万金油”,告知自己的高中生活,就是依赖这种外在的刺激,才得以顺利度过。

我后来还注意到,我的学生,确实很多来自一些普通的家庭,就算考上二本这样的大学,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已拼尽全力。

也正因为父母竭尽全力的付出,他们面对乡村的封闭和亲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常常会陷入无法言说的尴尬。

来自郁南的袁皓每次放假回家,总被村里人追问毕业能分配到哪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自主择业;

来自台山罗超的妈妈,以为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能在广州工作买房、顺利安家,她从来不知道就业的形势有多严峻,对广州的房价也没有直接的感知,她对大学的印象,始终停留在自己年轻时候的80年代。

两个孩子和我说起这些,都只能苦笑摇头。他们虽然因为求学来到城市,但背后却依然背负一个无法摆脱的村庄。


02

被无形绳索牵住的90后

这些和学生相处的普通片段,极大地瓦解了我的偏见,也让我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底色。

2018 年,在我任教第 13 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

我的脑海里,始终有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尽管面目模糊,但在我芜杂的视野中,却踩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

我意识到自己累积了太多太多关于这个群体直觉式的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直觉很难让我说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但正是这种经过时间过滤的印象,让我意识到这些碎片式的观察,可能承载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这也是我决定动笔写作的原因。

那我到底观察到了什么呢?

首先,从精神状态而言,我觉得讲台下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少了一份张扬和放肆,多了一份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

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我感觉他们的生命,被更多的概念、符号和过量信息所架空,与真实的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隔膜。

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我发生过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过多追问今天年轻人的现状,和时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边的女孩,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以及千百次的考试后,虽然在标准答案的召唤中,从庞大的考生队伍中艰难突围,但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损了他们的青春锐气。

多年来,我最害怕课堂的沉默,我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记笔记、缄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兴趣。

在具体的课堂中,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

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随着我对学生了解的增多,我发现 90 后这一代孩子的成长路径,和之前 80 后这一代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二十不惑》剧照

80 后这一批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尊重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

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曾经在大一、大二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我交流,会问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到 90 后这一批学生,我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我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和我交往很少主动,和同学的交往,仿佛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

我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

他们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他们也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兴趣。

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仿佛来自网络给予的引导。

03

我问自己:

到底能做些什么?

应试教育和网络的双重夹击对年轻人精神的损耗,总是让我反省:在大学这个相比中学能动性更强一点的课堂中,我到底能做一些什么?

因为教学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说,我就尝试改变和他们的交流方式,将写作嵌入任何课程,鼓励他们抛弃学生腔的套路,从身边的世界寻找素材,通过书写,梳理个人的成长经历、回望出生的村庄、重新理解身边的亲人。

我发现,一旦让学生从寻找意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成为了生命中重要的倾诉途径。

同时,我也会利用教师的身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和不堪,诸如贫穷、留守、缺爱和自卑所带来的伤害。

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学生,会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也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锻压。

但更多时候,当学生陷入迷惑,而我也无能为力时,我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会鼓励他们去学校周边的城中村逛逛,尝试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在怎样的程度,减缓标准答案和信息泛滥对学生心灵的异化,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把握,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担心,是否恰好暴露了我内心的保守和焦虑。

我只不过希望他们通过具体的工作、通过和真实世界的接触,能暂时剥离对网络的依赖,能和身边的人、事、物产生更坚定的关联。

我希望这种来自地气的滋养,能让年轻的生命多一些踏实的充盈。


△黄灯在课堂上

除了与现实世界的隔膜,我还感觉到,和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我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学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

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察。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初期考入一所地方专科院校就读,几年后我的母校被当地另外一所专科院校合并,成为一所二本院校。

从考上大学的难度而言,我当初考上专科大学和学生考上二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记忆里的大学时光,散漫而悠闲。

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在就业压力的裹挟下,越来越忙,越来越累。

我有时甚至感到和他们多聊一次天,和他们多说几句话,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还留意到,我的学生,很少会因为自己大学生的身份,感到一种荣耀和自豪,而我念大学时,尽管读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但“天之骄子”的身份烙印非常明显,走在街上,有人问起时,会大方地告诉别人自己所念的大学。

这种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显然来自大学并轨前后学生身份的变化。

中国当下大部分二本院校,大多由当初的专科院校合并而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轨前的大中专学生被当做为祖国或社会培养及储备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认定为“国家干部”,学校会更强调学生的专业素养和长远的发展潜能,会更注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而到我的学生,在市场化语境下,他们早已被定位为一个就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已内化到学校就业率的小数点,独立的个体,不知不觉中蜕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

因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一个简单迎合就业岗位的过程,而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总是希望所招学生能立即为其带来直接的效益,而不像我大学毕业后,国营企业客观上承担了继续培养人才的重任。

所以,迫于现实压力,现在的大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筹码,在大学阶段,就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课表及无穷无尽的考级、考证、双学位、实习等过程。

他们很难有真正的时间去审视自己的兴趣,更难有从容的心态,去享受大学时光的闲暇,忙碌、忙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他们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工具化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深。

面对海量的应聘信息,用人单位为了节约选人成本,学历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对名校的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客观上加剧了学历歧视的形成和应试教育的提前。

这种现实,又反过来作用于高校的选择。

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自由竞争的氛围中,高校不自觉地陷入对排名的痴迷,“高端、顶端、一流、双一流、超一流、世界一流……”等等词汇,成为明确的办学目标。

对老师的评价标准,不再看重他们的教学热情、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否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等等看不见的素质,而是注重他们论文、课题的炮制能力,是否具有光鲜的头衔,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终极标尺。


△《高考》剧照

在这种境况下,受制于学校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深陷学校的排名焦虑和学历泛滥的恶性竞争中。

尽管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大学,但却无法通过像样的大学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反而沦为高校扩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恶果,也成为教育无序市场化的后果承担者。

04

读书改变命运

还成立吗?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的第三个观察,这也是最让我难以释怀,感受最强烈的部分。

我观察到,二本学生立足社会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了。

尤其对农村孩子而言,从小习得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仿佛越来越难以兑现。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级,2010 年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考研,在他们毕业八年后,我进行了一次回访,发现班上 52 名学生中,90% 都获得了较好地安顿,其中留在广州、深圳就业的学生有 17 名。

对他们而言,尽管找工作的途径主要依赖自主择业,而不是像我这一代大学生有国家分配的兜底。

但十一年前的二本文凭,在经济上行、就业机会多、房价还相对平稳的时候,还是充分显示了念大学的好处,其性价比和我 1995 年大学毕业的班上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

但到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级,他们在 2019 年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学生多达三分之一,没有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认为,凭自己的文凭可以在广州立足。

以前我认为学生不考研是缺乏学术追求,但现在飙升的考研率,却成为我衡量就业状况的直接依据。

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些投入竞争的学生,在所谓的高校鄙视链中,因为第一学历“非 985”“非 211”“非双一流”,往往成为他们进一步深造的现实障碍。

而事实上,相比我当初考研的情况,当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来越高,考研的队伍也一年年庞大,学生“上岸”的难度,比之我当年,不知要增加多少。

除此以外,80 后那批学生,还有不少选择自主创业,但到90后这批孩子,自主创业的热情已大大降低,“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他们独特的就业口号。

站在老师的角度,面对学生所承受的多重压力,我切身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太难了,太累了。

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在起点上其实和学生差不多,但 1995 年大学毕业时,根本就不用愁就业,国家直接分配进了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遭遇下岗,依然拥有机会以自学本科的起点,下岗工人的身份,通过自主复习,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2002 年硕士毕业时,公务员几乎是我们就业时最为不屑的选择,外企、民企、新闻机构、出版社、高校,以及初露头角的网络公司,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年轻时候的黄灯

2005 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因为害怕长久的租房折腾,第二年就开始漫不经心地看房,从来没有意识到买房的压力,在手头只有五千元的情况下,就举债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不经意间就在南方安居立业。

想起来,因为就业机会多,选择多,房价便宜,我的不少同龄人,仿佛并不害怕失败的风险,工作是否稳定和待遇的高低,并不是就业最重要的筹码。

而是否符合个人的兴趣、是否能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是否能充分释放个人对梦想的追求,是左右我们选择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就业、考研、买房、结婚这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到学生这儿,却悄然被就业机会的稀缺、第一学历的限制、飙升的房价、结婚的难度所替代。

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环节,都需要那些年轻人承担难以想象的压力。

而这些,不过是我伴随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事情,并一直以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讲台下的孩子,心疼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知道他们被规训过度的脸孔背后,是选择的稀缺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内心不甘,但无能为力。

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专业和精神层面的共同成长,在内心滋生一种充实而强劲的力量,获得作为“整体的人”的提升。

但面对他们无处逃避的就业、生存、学习压力,我感觉这种无法量化的目标,不但模糊而且也没有养成的途径。

我知道他们在校无穷无尽的忙碌,仅仅为了一份漂亮的简历,为了增添一些就业的筹码,拉开人生漫长的时空观照。

也许,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折腾,但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认同他们的选择。

我观察到在我教过的学生中,那些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少数个体,很难说是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更多来自他们自小习得的价值观,对他们无形的羁绊,让他们不愿向生活变通和妥协。

十几年来,我常常陷入一种真实的矛盾境地,不知该向他们传达怎样确定性的价值观:

在应试和个人成功的极端功利语境中,我既害怕学生被无处不在的暗礁抛入生存的深渊,也担心他们在获得世俗的成功后,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谋。

在对学生持续十几年的观察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参照,并在对比中透视学生群体的命运变化。

我想知道,高等教育的转轨,在70后、80后、90后三批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到底和他们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和联系?不同代际年轻人命运变迁的路径,是否和教育市场化之间,存在某种隐秘而复杂的关联?


05

被漠视的二本院校和二本学生

我不否认,上面我所讲到的现象,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二本学生,而是更多指向那些和我起点一样、来自农村、家境普通的个体,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所描述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个案。

1992 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只有本科、专科、中专这样的大致区别,当年录取的人数为 75 万。而到我的学生,大学的层级越分越细,扩招的比例越来越高,录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2019 年全国高考录取的人数为 814 万,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一本高校占比仅到 15.8%,84% 左右的高校都属于二本及二本以下的学校。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 3000 万在校大学生,超过 2500 万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经费的极度不平衡。

2020 年,排在前十院校的经费,总预算达到 1640.48 亿,其中清华大学 310.72 亿,浙江大学 216.2 亿,其他学校也都在 100 亿以上。

那地方二本院校及职业院校预算的情况如何呢?

以我曾经任教的广东 F 学院为例,2020年的财政预算约为 8 亿元,换算一下,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约相当于 39 所广东F学院。

中国高校目前的状况,正是极少数重点大学占有大部分教育资源,而占比超过 84% 的地方普通院校,在办学资源上,完全无法和重点大学抗衡。

毫不夸张,文凭的稀释和教学资源匮乏的后果,主要由二本及以下院校、还有他们所承载的庞大群体来承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大众化教育早已成为共识,但扩招的潮流并没有过多波及重点大学,加上它们始终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投入,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学条件,重点大学的文凭依然坚挺,这样,因为扩招而被注水的学历,事实上主要涉及到普通二本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并行,明明白白地安置在高校清晰的链条之上。

尽管高校承担的不同功能,客观上允许大学的适当分层,但社会对二本及其他普通大学的成见和漠然,已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事情的真相是,这些被忽略的普通高校所容纳的年轻人,因为和中国大地的紧密联系,加上数量特别庞大,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

就业形势好时,他们往往会留在本省、本地,甚至回到家乡的基层,成为地方发展的生力军;就业形势低迷时,他们往往成为市场化自主择业境况下,最为迷惑和挣扎的一群人,大学生农民工化,重复父辈的路径,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面临的现实。

无论何种情况,他们都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成为影响现实的势能,波及万千家庭的命运。

而这,正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二本学生的原因,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而我作为教师,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就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直觉感知。


△黄灯和她的同学们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所描述的困境,从我熟悉的二本学生进入,但并不仅仅指向他们,而是指向所有的年轻群体。

年轻人上升通道的日渐逼仄,实际上是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铺开后,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美国底层青年的挣扎命运、日本早已出现低欲望人群、印度青年的就业之难触目惊心,而我所描述的群体,不过是这一全球共同困境中,作为一个中国教师,来自个人视角的一种有限表达和审视。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也仿佛呈现出越来越不确定的一面,但所有人依然共处同一星球的事实,必然给这个共同体提供最大的确定性:

那就是年轻人依然是这个世界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出路,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

如何扫除他们前行通道的障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

当我们的孩子内卷到为了一个编制,而不得不蜷缩青春的躯体时,当他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放弃内心的梦想进入无声厮杀时,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穿越信息的泡沫,穿越成功学和功利主义的喧嚣,穿越单向度的价值观念,让年轻人活在一个更公平、宽容、友好而自在的环境,不仅是他们的胜利,也是所有人的胜利。

我最朴实的想法,无非希望当下和我一样起点的年轻人,能够像我的同龄人一样,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能够坚信明天丰富的多种可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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