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为什么相同纬度的瑞士与中国东北,在漫长的冬闲期里,一个发展出了发达的制表业,另一个则只有二人转与烧烤?
看似谐谑且略带地图炮的diss,甚至还引申出了什么延迟满足,家族遗传的高深学问,其实问题本就没那么复杂。
1、技术进步
就问题而言,瑞士制表业脱不开制表技术的发展。钟表技术的进化历程大致经历了水力、重力、机械三个阶段。
古代先民计时基本都是水漏、沙漏、看太阳,在14世纪之前,中、西方在计时方面基本属于同一水平。
北宋苏颂于1092年前后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第一架兼容观测天象、演示天象、自动敲钟、精准报时的天文仪器,其首创的擒纵机构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甩了同时期西方好几条街。
但遗憾的是,中国钟表技术止步于重力时代的门槛前,至于为啥没再往前迈上一步,恐怕就涉及李约瑟之问了。
**与中国天文学动辄关乎皇朝气运的高高在上不同。**西方遍地财力雄厚的修道院,需要修建钟楼以便提醒信众祷告的时间,报时功能又直接影响着附近居民的作息,无形中强化了教会作为引导者的角色,钟楼的需求增加,反过来刺激了钟表技术的革新。
14世纪后,钟表行业飞速发展,教会的无心插柳是最终推动了钟表技术的完整进化的肇因。
2、产业溢出
自14世纪机械表问世至16世纪末,制霸钟表业的一直是法国和英国,瑞士还只是个弟弟。这一切的改变源自延宕近半个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
天主教与信仰新教的胡格诺派前前后后掐了8次,法国国王甚至颁布法令,剥夺胡派的宗教自由及权利,致使大批新教徒被迫离开法国,来到新教掌权的日内瓦。
要知道当时的胡格诺派其成员都是反对国王专制的显贵,呼唤自由的资产阶级和掌握核心科技的手工业者,几乎代表了欧洲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这对还是个宝宝的瑞士来说,无疑是想吃饭就有人递筷子,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他们不仅为瑞士带去了精湛的制造工艺,更有雄厚的资本以及庞大的贸易网络。
由于日内瓦教廷崇尚节俭,杜绝奢侈腐化,一批流亡的首饰加工业者为了生计,转而从事与之相近的钟表制造。
这还没完,没过多久,钟表制造的供大于求使得这个行业整体疲软,再加上公会(1610年,第一个钟表师公会在日内瓦设立)不给发证(严格的准入制度),迫使许多“三无”钟表匠人搬到了偏远一些的山村。
迁移来的钟表匠及其后代既是工匠,也是商人。为了解决工人问题,他们雇用了当地冬季农闲的山民。
这些个体劳动者在秋季收集制作材料,需要手工制作的精细工作则在漫长寒冷的冬季进行,再在春季将制作好的零件带回车间装配。
有了这些现成的廉价劳动力,钟表制造开始出现分散经营的大规模生产模式。
瑞士钟表业能够在制约一切商业行为的社会动荡中发展,归根究底,是宗教战争带来的产业外溢。
如果不是那些被迫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迁来的能工巧匠,瑞士制表业几乎不会存在。
3、东北开发
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引进、消化和发展的产业转移故事,属于历史限定款,跟所谓的充斥偏见的延迟满足没半毛钱关系。
削微有点儿地理常识的都知道,饱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的中国东北要比受大西洋暖流滋润的欧洲寒冷得多,在没有棉衣保暖以及抗寒作物加持下,中国东北普遍还是取暖靠抖,远离开化,了无人烟的苦寒之地。
当瑞士的山民已经在为齿轮、发条忙碌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北女真人要么忙着渔猎填饱肚皮,要么在忙着跟中原王朝打仗。
就战力而言,东北少数民族的彪悍程度与同纬度的乌克兰哥萨克人不遑多让,当然人家乌克兰或罗斯人同样也没在文化课上及格过,除了体育。
直到美洲农作物的引进,才使得东北大面积的开发成为可能,那也已经是明清之后的事儿了。当东北农业因闯关东充盈的人力而逐渐起步的时候,欧洲差不多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早就差了辈儿了。
由此看来,中国东北与瑞士虽处同纬度,但并不具备可比性,非要比,也应在中国整体偏科的历史大背景下去看。
此外,误解与偏见都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总开罪于对方没有什么,而不在乎它有什么。本性纯良的人应该坚持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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