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动能为抓手统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 评论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已经落地八年了。八年来，京津冀三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积极探索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突破、创新的成果。从交通路网到生态环境，从产业转型到公共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协同发展的步伐更坚实、更有力。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创新局面

“十四五”开局之年，京津冀三地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北京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出台了一系列专项规划和行动方案，完成总规、副中心控规实施评估和核心区城市体检，总体实现总规实施第一阶段发展目标，首都规划体系得到历史性深化和完善，“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强化。河北省在协同发展方面有三件大事实现重要突破，举全省之力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落地见效，取得了新进展。天津关于12项京津通勤便利化措施全面落实，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累计注册企业突破3000家，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1013家医院等9大重点任务切实惠及京津冀地区人民。

经过八年的时间，京津冀三地已经在交通、产业、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形成了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上，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具有比较优势。

一是综合科技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先发优势。截至2021年8月31日，全国完成入库的大数据企业16565家；其中，北京市的大数据企业3531家，占21.32%；在国家“东数西算”的政策引领下，在北京周边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数据流“心脏”，数据承载力优势、要素资源优势促使京津冀可以推动产业深度专业化发展。同时，京津冀数字经济领域的区域协同共振合力正在形成，围绕数字经济产业，已初步形成从硬件到软件，从研发设计、应用开发到存储的全产业链条。近期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四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有力支撑其数据中心建设。京津冀的张家口集群就是重要的数据中心。

二是京津冀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当前，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京津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国家层面政策支持的持续加强，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对把京津冀地区打造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样板，并带动形成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期望。2020年8月，京津冀三地获批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9月，《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同月，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获批；11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获批设立。京津冀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依旧不能忽视问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国内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5G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引领产业运行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数字经济下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新个体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兴起，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一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突出。长久以来，由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发展方式的巨大差异，京津冀三地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区域协调发展仍需进一步加强。从经济发展看，北京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津冀两地增长步伐明显放缓。2021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占京津冀的比重为41.8%，较2015年提高8.6个百分点，位列京津冀首位。天津由于产业结构偏重、经济数据挤水分等因素影响，经济总量持续萎缩，2021年GDP占京津冀比重为16.23%，较2015年大幅下降7.1个百分点。而河北转型升级步伐缓慢，经济主要依赖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占京津冀比重41.93%，较2015年下降1.4个百分点。从人均GDP看，河北与京津两地仍存在较大差距。2021年，北京、天津人均GDP分别为18.39万元、11.31万元，分别排名全国第一、第六位，而河北仅为5.4万元，仅相当于北京的29.6%、天津的48.12%，排名全国第26位。从人均收入方面看，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河北人均收入29393元，北京、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5002元、47449元，分别是河北的2.55倍、1.61倍。

二是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持续加大。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长期以来，河北经济发展主要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主，产能较为落后、发展方式粗放。此外，京津冀周边部分地市产业结构也偏重，重污染工业占比大。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加快推进，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但自然环境状况仍需持续改善。2021年，京津冀区域PM2.5平均浓度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京津冀地区人口过度集中，也导致自然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加大。2020年，京津冀地区年末常住人口达1.1亿人，人口密度由2009年的464.3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19年的518.7人/平方公里，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北京城市居民单程平均通勤时耗47分钟，距离达到11.1公里，是全国唯一单程平均通勤时耗超过45分钟的城市。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经过八年的磨合，在新发展格局中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点就是激发三地发展的新动能。

一是用足国家政策的显动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路径，首先要推进区域协同。中央政府和三地地方政府出台了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在区域协同机制构建、新业态培育、科技创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加快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这是有力的政治抓手，一定要把这些政策变为协同发展的驱动力。具体表现在：贯彻落实好“总规”和“十四五规划”；运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各项政策；转化好数字经济的“东数西算”的各项规则；细化“两区”建设的政策，确保对外开放的红利。

二是深挖科技创新的潜动能。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多方面的巨大改变。人们认识的变革，价值观的再造，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新业态的出现，数字作为生产资料融入到整个的生产过程，带来了对传统认识的突破，带来了对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突破，带来了对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把潜在动能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具体表现在：提高对科技创新的制度认识，探索切实有效的科技创新制度；发挥科技创新的研发优势，掌握新经济、新业态的定价权；把握住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三是激活市场的活动能。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是激励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重要手段。区域协同发展是在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实现同频共赢，而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互嵌，分工愈来愈细，协作的综合效应带来的活动能是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消费需求的催化剂。具体表现在：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按照市场的规则监管；发挥市场的平台效应，实现产销的有序链接；充分利用北交所，为三地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融资市场。

四、确保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动能更好得到释放

更好释放协同发展的新动能，京津冀三地在构建内部产业分工体系、深化地区政府间合作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一是加快推动京津冀内部产业分工体系构建。为了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的比较优势，克服由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造成彼此间产业的互联互动程度粘性差，需要构建具有比较优势的京津冀内部采用发给体系。当前，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步。北京产业发展重点已转向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服务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由于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航天航空、高端装备等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推动天津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河北第三产业有所发展，但与京津两地仍存在明显差距，产业主要以低端制造业和低附加值服务业为主，全省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一方面京津冀三地应加强创新对产业协同的驱动作用，重点集聚和利用区域内丰富的高端创新资源，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积极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形成“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创新协作新模式。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京津冀产业分工和协同发展方向，根据空间发展的规律以及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协同区域内部产业的分工合作，在提升北京现有制造业向高端化演进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产业分工体系构建。

二是加快破除地区间行政壁垒，深化地区政府间合作。长久以来，由于受行政区限制和地方利益的影响，京津冀三地在多个领域存在“一亩三分地”的藩篱，协同效应不强，这必然造成京津冀三地在重点领域的协作失衡，成为制约未来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为加快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必须加快突破行政区限制，进一步加强三地政府间协同合作，树立“跨区域”合作的新理念，实现共治效应。一方面，京津冀三地应从制度上创新城市群各城市共商协作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新型区域合作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机制，推动三地政府间合作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京津冀三地应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合力破除各种体制机制的障碍，弱化行政干预，切实发挥企业在产业、项目、要素转移方面的主体作用，加快建立京津冀都市圈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作者单位：盖艳梅 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