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研究 | 个人破产中债务豁免的适用

文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刘荣浩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靓

2021年11月8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我国内地首例个人破产清算案件。债务人呼某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自宣告破产之日起进入为期三年的免责考察期。考察期内，呼某需按照《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个破条例》）相关规定限制消费行为，并接受破产管理人和破产事务管理署的监督，每月申报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扣除每月必要支出后，剩余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免责考察期满后，深圳中院将根据呼某考察期间表现，裁定是否免除未清偿债务、解除限制行为。

此前，深圳中院分别于2021年7月和10月审结了全国首例个人破产重整案件与首例个人破产和解案件。破产重整与破产和解均属协商免责，而呼某案最大的不同是首次运用了破产宣告和免责考察期，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债务豁免。在为相关法律实践树立新标杆的同时，该案也凸显了个人债务豁免的适用限制问题，笔者对此从适用范围和程序限制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债务豁免的适用对象

债务豁免是指在个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破产人未能清偿的债务，依法免除其继续清偿债务责任的一种制度。它并非专为债务人利益而创设的制度，而是一种利益平衡后的价值选择。为达到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合理平衡，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实践中需要对债务豁免的适用范围加以必要限定。

债务豁免的适用，首先应将对象限定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债务豁免目的是通过设置免责利益，促使债务人积极配合破产程序，以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从而换取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宽恕”。一般认为，只有“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才能获得这种免责利益。

对于“诚实”的界定，很难从正面描述所有“诚实”的情形，较为可行的办法是从“不诚实”的视角入手列举负面清单，从反面判断债务人是否“诚实”。《深圳个破条例》就采取了这种模式，其第九十八条规定了不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具体情形，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故意违反条例关于债务人行为限制的规定；故意违反条例关于债务人应当遵守的财产申报等义务的规定；因奢侈消费、赌博等行为承担重大债务或者引起财产显著减少；隐匿、毁弃、伪造或者变造财务凭证、印章、信函文书、电子文档等资料物件；隐匿、转移、毁损财产，不当处分财产权益或者不当减少财产价值等。

在呼某案中，法院认定呼某属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主要考虑了破产原因和积极配合破产程序两个因素。一方面，呼某如实陈述了破产原因，并不是因为赌博、奢侈消费、经济性犯罪等“不诚实”行为而导致破产，而是正常生产经营发生商业风险所致。虽然对创业风险存在误判，低估了投资经营的失败风险，但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下，社会应当容忍一定程度的商业冒险，而个人破产制度也应当容忍这种“乐观偏见”。另一方面，呼某在破产程序中积极配合破产程序的开展与推进，按要求提交各项材料，接受债权人会议的询问，在该过程中不存在隐匿财产、拒不配合调查自身财务状况或者承认虚假债权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据此，法院认为呼某符合“诚实”的要求，裁定宣告其破产，正式进入免责考察期。而且，破产终结并不意味着“诚实”考察的终结，破产人应严格遵守失权规定，接受破产管理人及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否则仍有可能被认定为不诚实的债务人，进而被撤销债务豁免。

综合《深圳个破条例》有关规定和呼某案的裁判意见，实践中需注意从以下七个方面对“诚实”债务人进行具体判断：一是债务人是否如实、完整地向人民法院陈述破产原因和经过，提交完整的财产报告等破产申请材料；二是个人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是否积极按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的要求配合破产程序的开展和推进；三是债务人是否向法院和管理人如实申报本人与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名下的财产和财产权益；四是当债务人已经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时，是否存在减损、隐匿、转移财产、虚构债务等行为；五是债务人是否存在破产欺诈或偏颇清偿的行为；六是债务人是否遵守行为限制和任职限制；七是破产终结后，债务人是否积极接受破产管理人的监督。

厘清豁免的债务类型

债务豁免的适用，在对象限定之后，还应注意厘清不可豁免的债务类型。债务人“重新开始”的免责利益固然重要，然而，有些债务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并不适合豁免。例如，《德国破产法》第302条规定，因债务人故意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已登记的请求权、罚金和同类债权及用于融通程序费用的贷款不得豁免。《日本破产法》第253条第1款则规定以下债务除外：租税、罚金等请求权，因破产人恶意侵权行为而致损害赔偿请求权，因破产人故意或重大过失侵犯他人身体权或生命权行为而致损害赔偿请求权，夫妻间互助义务、因婚姻所生费用的分担义务、监护相关义务、扶养义务的请求权等。《美国破产法》第523条也规定了不可免责的债务，包括特定税收债务，欺诈或挪用、盗窃、侵占所生的债务，未列明的债务，家庭扶养/抚养债务，故意恶性致损债务，行政罚款与处罚，以及刑事赔偿责任、教育贷款、酒驾致人死亡或损害的债务、家属赡养费、抚养费、诈骗而来的金钱或诈骗产生的刑事责任、政府罚金罚款等债务。《英国破产法》规定，破产不影响担保债权（如房屋抵押贷款）、无需核实的债务（如法院罚款、家事诉讼确定的义务或孩子抚育费）、超额领取的社会福利及学生贷款的清偿。

我国《深圳个破条例》亦对债务豁免的例外情形作了规定，其第九十七条规定，下列债务不得免除，但债权人自愿放弃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犯他人身体权或者生命权产生的损害赔偿金；基于法定身份关系产生的赡养费、抚养费和扶养费等；基于雇用关系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预付金返还请求权；债务人知悉而未记载于债权债务清册的债务，但债权人明知人民法院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的除外；恶意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金；债务人所欠税款；因违法或者犯罪行为所欠的罚金类款项；法律规定不得免除的其他债务。

对上述规定进行梳理归类，不予豁免的债务主要包括税收债务、刑事处罚或其他制裁、婚姻家庭债务及教育贷款。其理论依据如下：一是债务豁免后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生存权益，产生负面外部效应，不宜豁免；二是债务的产生源于债务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对该部分债务不予豁免。

其中，税收债务被认为是债务人应对社会履行的基本责任，是债务人欠社会整体而非仅仅是对债权人的债务，如果准许其免责，可能会发生社会成本向公众的不合理转移。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税收债务不予豁免的合理性，因为普通债权人在豁免程序中尚且作出了让步，那么，国家更应该为了社会福祉放弃税收债权。《深圳个破条例》保留了税收债务不予免责的规定。笔者建议，可以借鉴域外做法，适当放宽对税收债务豁免的限制，将不可豁免的债务限定在部分特定的税收上。

制裁罚款毫无疑问属于不可豁免的债务。这是因为，一方面，债务豁免旨在拯救“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而刑事或行政惩罚必然是债务人“不诚实”行为所致；另一方面，债务豁免目的是帮助债务人摆脱债务，而不是帮助其逃避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家庭债务并不是日常消费和生产经营产生的债务，而是基于亲属关系的义务才产生的债务，依据公序良俗，其亦不得豁免。如果允许其豁免，可能会将责任无形中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危害其生存权和发展权。

在债务豁免中，学界争议较大的是教育贷款如何处置。《深圳个破条例》将其列入不予豁免的债务类型。有学者认为，这未必契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我国教育贷款的情况较为复杂，将来有必要区分对待，而非简单地将其全部排除在豁免债务之外。

债务豁免的程序限制

从程序安排上对债务豁免制度进行规制，对于保证该制度在实践中不被滥用至关重要。

其一，豁免前置程序。欧美国家重视债务咨询服务，要求债务人在获得免责前必须参加债务咨询，与债权人进行协商，以达到“双向教育”的目的。《美国破产法》规定，债务人必须在提出破产之前和破产免责之前分别进行一次债务咨询，并且要求债务人必须完成经认证的“有关个人财务管理的指导课程”，否则不能获得免责。目前，《深圳个破条例》第八条规定，债务人可以自主选择清算、重整或者和解，尚未就前置程序作出安排。这与其属于地方性法规不无关系，但如果将来在国家层面建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个人破产案件可能达到每年上百万量级。因此，有必要秉持清算免责为最后手段的理念，鼓励债务人通过和解解决债务纠纷，设置强制性的庭外和解或重整机制，以对部分案件进行分流，缓解法院压力。至于咨询机构，可考虑通过相关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债务咨询。

其二，法院裁定程序。综观各国立法，当前对个人破产免责限制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许可免责，二是自动免责。许可免责是指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并不直接获得免责，而是需要债务人提出申请，经法院许可后才能免除债务。在该模式下，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并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总体而言，许可免责使债务人能否获得债务免除处于不确定状态，破产程序的开始并不必然导致债务免除的实现，债务能否免除最终取决于法官的裁决结果。而自动免责是一种更加宽松、便捷的免责制度，债务人不需要做任何事，包括不需要向法院提交任何申请表，不需要进行法庭听证，只要破产免责期限届满，债务人就可以自动获得破产免责。

自动免责将债务免除视为破产程序的一般原则，将相对方的异议、债务人的不当行为视为破产程序的例外，大大增加了债务豁免的可预期性。但是，自动免责脱离了法院的实际监督，仅仅因为破产程序终结就消灭债权人的请求权，有被债务人滥用的危险，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鉴此，《深圳个破条例》采取了许可免责模式，其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申请和管理人报告，裁定是否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同时作出解除对债务人行为限制的决定。”

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法院在裁定过程中必须依据事实与法律规定为唯一的裁定标准。具体到债务豁免的裁决案中，事实就是债务人的财务现状、债权债务关系，法律规定就是前文论述的适用对象和不可免责的债务类型。二是重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法院裁决的前提是掌握债务人的财务情况及其他相关材料，以此为基础作出合法裁决。《深圳个破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债务人的如实申报义务。但是，仅仅依靠债务人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的，背负巨额债务的债务人很可能利用债务豁免制度进行逃废债，引发道德风险，故赋予法院在破产免责案件中的调查权尤为重要。三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可以有效平衡防止制度滥用与情节轻微之间的关系，使债务豁免尽量惠及更多需要债务豁免拯救的债务人。同时，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有必要考虑地方因素，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并设置事后审查制度加强监督，以保证裁决的公正合法性。

其三，债务豁免撤销程序。债务豁免程序性限制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债务豁免的撤销。所谓“撤销债务豁免”，是指在特定时间内，如果发现债务人存在不予豁免的情形，法院应当作出撤销债务豁免的裁定。《深圳个破条例》采用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其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债务人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免除未清偿债务的裁定。”该规定没有限定时间，也就是说，只要发现债务人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债务豁免，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利害关系人都可以申请撤销。法院裁定债务豁免，目的是使债务人得以重建其经济生活，维护债务人基本生存权，而不是鼓励债务人恶意利用债务豁免逃避债务，故需要规定撤销程序对债务人进行监督。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监督方式也各有不同。法院主要是通过利害关系人或管理人的申请进行调查，作出判断。破产管理人与破产管理机关则主要针对债务人在债务豁免考察期内的相关行为及债务人财产的变动进行考察，以监督债务人是否具有债务豁免的资格。债权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许可裁决作出前发现债务人具有为获得免责资格而作出欺诈或者“不诚实”的行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债务人的债务豁免来对债务人进行监督。

本期封面及目录

《中国审判》杂志2022年第01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287期

编辑/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