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丰欠他们一座纪念碑！

当前，宜丰共有三座革命纪念碑。

按建造时间的先后顺序：一是石桥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土地革命时期，在潭山区域牺牲的革命烈士，1959年建，1974年重建。二是南屏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自大革命时期以来牺牲的宜丰籍革命烈士，1984年建。三是黄沙大捷革命英雄纪念碑，纪念1934年2月初，红十七师师长萧克指挥的黄沙战役，1994年建。

然而，宜丰革命斗争史上有名的港口战役，却没有一座纪念碑。港口战役是发生在湘鄂赣苏区第三和四次反“围剿”期间，作战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简称红十六军。

红十六军成立于1930年8月。根据湖南省委决定，以红五军第1纵队和湘鄂边独立师为基础，与平江、修水、铜鼓、岳阳各县赤卫队合编而成，这其中也包括了部分修铜宜奉边等其它地区的红色武装力量。属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序列。下辖第七、第九师。此时，红十六军实际上只有4000人，相当于两个普通团的人数。据吴咏湘回忆，当时组建红十六军九师7团时仅有500人。1931年春，又组建第八师。8月23日，红十六军改为军部名义，第七、第九师机关撤消，七师编为七师1团，九师编为九师9团，第八师建置撤消。1933年2月，又恢复第七、第九师机关。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15日，为支援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中共修铜宜奉边特委就决定将全县武装力量集中在汉塘南岭进行编队，挑选精壮人员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修铜宜奉边是指以宜丰潭山为中心，覆盖与修水、铜鼓、奉新三县交界区域。编队结果，把全县武装力量分成两个纵队：原宜丰特务队和各地游击队中年轻力壮、条件较好的都编入第一纵队，由李坦生任纵队长；余下九百多人（不包括红八大队）编入第二纵队，由邹达邦任纵队长。两纵队的总指挥由边特委书记邓余仿兼任。7月17日，邓余仿亲率第一纵队中的两个大队共六、七百人，从南岭出发，到平江长寿街集中，参加了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战斗。这支来自修铜宜奉边的红色武装，除大部分编入红三军团和一部分返回外，还有100多人在完成掩护红一方面军南下任务后，加入组建红十六军九师7团。

1930年8月，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汇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0年9月29日，袁州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南下湘赣边，而红十六军则留在湘鄂赣边，从未远离过这片土地，成为湘鄂赣省主力红军。湘鄂赣是指以九岭山脉和幕阜山为依托，覆盖周边三省诸县。该区域万山绵亘、峻岭环峙、地势险要，有利于红军隐蔽分散，同国民党军队周旋，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也正是这点，受地方主义影响，湘鄂赣苏区没有得到更大地发展。

港口战役有两次，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个营。在同一地点发生两次战役，这在宜丰境内是绝无仅有的战例。

万载东北部山区与港口接壤，成为红十六军通往修铜宜奉边和进逼南昌的主要线路。从港口东南经芳塘可达宜丰、上高等县城，从港口北经黄岗口，可达铜鼓、奉新、修水等县城。这片区域同样山高林深，小径密布。负责驻防宜丰的国民党军队为防堵万载方向的红军，在黄岗口和芳塘均有驻军。

第一次港口战役发生在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赣苏区发起了第三次军事大“围剿”。11月，国民党朱耀华十八师进攻万载茵菓时受挫，准备窜扰万载、铜鼓、宜丰边境苏区。红十六军奉命由万载返抵宜丰港口，准备迎敌。敌十七师两个团，会同宜丰县保卫团第三队前来阻击，被红十六军围歼一昼夜，敌死伤惨重，其中胡、罗两营被全歼，县保卫团第三队亦被歼过半，仅不到50人突围逃出。此次战役，按当时国民党部队编制，最少被歼1000余人。

这次港口战役的红十六军临时指挥部和医院均设在茶坪李氏大夫第（今属车上林场小水村）。房屋至今还存，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个故事，江渭清时任红十八师48团政委，在万载大桥与敌作战中，右腿骨被打断，因流血过多，而昏迷七天，曾转送到茶坪红军医院救治。1980年代，宜丰县政府曾派员去拜访江渭清，他对此次红军医院的经历记忆犹新。

第二次港口战役发生在1933年4月，史称港口大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湘鄂赣省红军沿锦江进逼南昌，配合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3月19日，湘鄂赣省委将全省红军一万六千余人集中在万载高村，召开誓师大会，进行政治总动员。4月，红十六军从万载高村出发，沿锦江北岸向南昌进发。当红十六军前卫团行军一天到达宜丰港口附近时，遭到敌保卫团李秀峰部的阻击。当时红十六军的行动计划是向黄岗前进。因此，前卫团不打算和李秀峰部纠缠，就一面向他们喊话，劝他们别拿鸡蛋碰石头，一面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敌保卫团李秀峰部见前卫团只喊话不还击，又不停下，以为软弱可欺，就一面派人到敌罗霖七十七师249团1营驻地高陂坑搬兵，一面抢占港口北面的圳塘山头，企图拖住红军。

前卫团见此情况，立即派一个排占领港口南面的虎形山，一个连迂回到敌后，断其后路。经过一阵猛烈的射击，敌保卫团一个中队全部被歼。为防止敌增兵反扑，前卫团在虎头山又增加一个连，用重机枪控制住附近的各个山头，隐蔽以待。

圳塘山层峦叠嶂，最高点名叫猪头山。山上竹茂密，灌木丛生。猪头山的西北坡下，有路可通七十七师249团团部驻地黄岗口。

当从高坡来援的敌七十七师249团1营已从山背后爬上猪头山时，落入红十六军的圈套。在车上和港口的红军部队暗中从两侧迂回到敌后，切断了敌往黄岗口的退路。包围圈一形成，冲锋号就在猪头山的东、南、北三个方向响起。敌发现中埋伏，就沿猪头山东、西两侧的竹木草丛防起火来，企图借风势，把火烧向红军阵地，夺路逃跑。不料风向突然转向，大火迅速蔓延，烧向敌阵地。被包围的敌1营，只得从西北方向冲出火海，夺路向黄岗口突围，正好钻进了红军强大的火力网。敌1营除打死的以外，全部被俘虏，共歼敌4、5百人。这一仗前后四个小时，红十六军缴获步枪二百五十多支，重机枪五挺，敌代理营长席炳南被俘。

当晚，红十六军部队宿营港口。

黄昏时，红军电台截获敌密电，得知罗霖命命敌七十七师驻守在芳塘和黄岗的部队连夜出动，阻截红十六军向东南行动。红十六军前敌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战地会议，作了具体的应对部署，主动从长塍港北岸撤退到南岸，在港口东面的易家坪周围布置了一个大口袋。

半夜时分，驻芳塘的敌248团两个营首先到达玉亭，见对面村庄有灯光，放了一阵乱枪。见无动静，便继续前进，直到东岸宿营，准备天亮后，汇合驻黄岗口的敌249团，再向红军进攻。

次日佛晓，大雾弥漫。敌248团两个营与敌249团在车上汇合后进入易家坪。他们一边造饭，一边无目的地冷枪。红十六军战士也乘着大雾，与昨天被俘的士兵一起在各个山头向敌营喊话，以动摇敌军心。敌军军官摸不到红军虚实，便命令士兵向港口方向猛烈射击，但雾太大，射击半天也没弄清红军的阵地，更不知道自己已陷入红十六军的包围圈中。此时，红十六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郭子明亲率红主力在大雾中迂回到敌后侧，悄悄抢占了东岸东边的山头，堵住了敌通往芳塘和黄岗口的退路。

随着虎形山上的指挥枪一响，冲锋号响彻云霄。红十六军战士居高临下，向敌发起了猛攻，易家坪敌三个营慌成一团，不久就溃不成军，纷纷投降。

中午时分，战斗结束，红十六军共缴获步枪四百多支，重机枪十挺，敌营长被击毙，代理团长刘浪滔被俘，仅敌249团六分之一的残兵逃散。此次战役共歼敌1000余人。

第二次港口战役在1933年7月23日的《湘鄂赣省委给中共中央局的报告》和吴咏湘回忆录《战斗在湘鄂赣的红十六军》中均有叙述，使我们得于了解战役地点、战术和战斗的整个过程。红十六军根据敌情及时地制定战术，巧妙地利用地形和天气等因素，从而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说明当时红十六军指战员军事素质非常高。此次作战对象是素有“从未战败”之称的罗霖七十七师。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半日即结束战斗，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给于驻守在宜丰的国民党“围剿”军队沉重打击。

第二次港口战役之后，红十六军前敌指挥部的孔荷宠没有继续向东逼进南昌，而是将部队撤回万载，在转战平江后又分散行动，被湘鄂赣省委批评为右倾错误。又过了两个月，红十六军缩编为红十六师，师长为高咏生，属红六军团系列。从此，红十六军的番号不复存在。改编为红十六师后，仍坚持在湘鄂赣战斗，一直到1937年5月，遭到重大损失，建制再也没恢复。因此，这次港口战役是红十六军缩编前夕取得的大胜利之一。是红十六军东进南昌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除港口战役外，在1930年10月至1932年10月间，红十六军曾多次转战宜丰，协助宜丰党组织建立红色武装和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成立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与宜丰工农武装并肩作战，曾四次攻克宜丰县城。目前宜丰乡村还留存数量众多的落款为“XVI”的红色标语，“XVI”是红十六军的代号，其转战宜丰的情况如下：

1930年9月，潭山苏区遭到修、铜、宜、奉四县民团“围剿”，掳去干部群众200余人，此时红十六军九师7团游击到修水，宜丰党组织立即派员与之联系。10月25日凌晨一点，红十六军九师7团赶到找桥，与在此集结待命的工农武装汇合，快速向县城进发。黎明时，攻入县城，救出被捕同志。

1931年1月，红十六军九师在连克万载、宜丰、上高、高安等县城后，到达逍遥、找桥一带休整。2月，协助临时宜丰县委组建赣北警卫团第四大队。同月14日，抓住战机，又一次攻克宜丰县城。3月上旬，协助临时宜丰县委在逍遥院前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3月中旬，与地方武装从逍遥、找桥等地出发，挺进近百里，再次攻克县城(宜丰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城隍庙挂牌办公)，三天后，撤回潭山。5月8日，为解决尾追宜丰县委、县苏到逍遥之敌，红十六军军首长亲率七师从浏阳驰援宜丰。在双峰水口、葫芦坑设伏，歼敌一个营，并将缴获的武器分给赣北警卫团第四大队。不久，红十六军转战到宜丰地区，在天宝休息几天，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是七师走黄沙、甘坊，另一路是九师走同安，两师在上富汇合并占领上富，缴获30船、三万多斤盐巴后又返回到天宝。6月12日，宜丰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潭山龙岗隆重召开，红十六军九师8团担任会议保卫工作，并派代表参加会议。6月16日，军民数千人在陈家坪举行庆祝集会，集会后又举行游行。游行队伍由九师8团高举红旗作前导，经潭山、天宝到藤桥，乡道人流如游龙。入夜，在陈家坪举行了提灯会，万盏灯火如白昼。

1931年7月12日，驻扎在龙岗、石桥一带的红十六军九师9团遭到敌31、147旅进攻，9团联合宜丰警卫营和赤卫队与敌激战8小时，后主动撤到逍遥、找桥一带。

1932年10月3日，红十六军九师联合修铜宜奉边独立团进攻洞上之县保卫团第三队，敌死伤多人后溃逃。接着又乘胜攻打驻黄岗口敌231旅第431团。

红十六军番号仅存在三年时间，其命运坎坷。特别是缩编为红十八师后的第二年，即1934年6、7月间，湘鄂赣省委机关干部和红十八师遭到敌四个师的疯狂“围剿”，在龙门山区（今奉新西塔、百丈）突围后，仅剩一营人员，电台损毁，从此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湘鄂赣苏区全部沦陷，原红十六军改编过来的指战员几乎全部牺牲。史称“六、七月事件”。

红十六军的战士来自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岳阳等地区以及修铜宜奉边等其它地区的工农子弟。他们先加入地方赤卫队，后编入红军部队，转战在湘鄂赣各地。在宜丰的深山老林中，经常发现有露出的骸骨和锈斑的武器，这些遗骨有的是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士，有的是战斗后被民团、清乡队发现惨遭屠杀的伤病员。他们中大部分是16-20岁左右的青年，为投身革命，而离开故乡，把生命的最后一滴鲜血洒在宜丰这片土地上，成为无名烈士。

两次港口战役，红十六军总共牺牲了多少战士？在湘鄂赣省文件和其他史料中没有记录，可能伤亡数不大不值一提，也可能基于当时的局势而保密，但真正的战斗不会像当代电视和电影中那些能避开子弹的不死身躯，必然有不可避免的伤亡。那么，这些战役中牺牲的战士，他们的遗体应就近埋葬在港口山中。又由于红十六军在湘鄂赣各县南征北战，为防止各地民团、清乡队的反扑报复，都是隐蔽埋葬，当地无人得知。时间过去九十年，战役的硝烟早被人们忘却，战士的坟茔早被风雨荡平。黄岗、车上、石花尖等三乡地区至今没有一座纪念碑来供人们缅怀这些革命先烈，让该区域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就近接受红色主题的教育，其实这块区域有不少的红色资源等待挖掘。

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史中，湘鄂赣苏区地位并不突出，其领导下的红十六军等武装力量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主要原因有：

1、湘鄂赣省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省委、省苏机关多次随形势转移。1932年1月，湘鄂赣苏区被中央局称为“始终流动不巩固”。而红十六军和其他武装部队均长年疲于游击转战，得不到地方苏区及时给养，生活艰苦，武装力量没有得到壮大。中央曾多次要求湘鄂赣省武装力量走出大山，开拓新的苏区，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均没积极地落实，故被中央严厉批评。1934年的“六、七月事件”后，过早地就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时期。

3、湘鄂赣省受各种主义影响，省委班子数次更换，思想不能统一。不顾形势的恶劣，还坚持肃反，以肃反代替党内思想斗争，错杀一大批优秀指战员和政工干部。红十六军的骨干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士气也受到严重影响。

4、湘鄂赣省没有走出声名显赫的将军，他们大多数过早地牺牲在土地革命时期，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弹雨，没有领略过解放战争的硝烟，没有看到过新中国的诞生，因而不受世人瞩目。其中不乏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和被俘后被国民党残忍杀害的杰出指挥员。

5、孔荷宠叛变革命，对湘鄂赣省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影响和危害，导致一些红军将领也相继投敌。许多红十六军发起的战役因有他们参与指挥，得不到称颂宣传。

然而，那些英勇献身的红十六军指战员的功绩不应因湘鄂赣省出现的各种问题而被湮没，其表现出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等精神，应该被传颂，他们在湘鄂赣创造的各种战绩和建立的不朽功勋，应该被铭记！

在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利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号召下，举国上下积极开展保护利用红色遗迹、挖掘红色故事、大力提倡红色主题教育等活动。而目前，红十六军在宜丰的转战遗迹和红色故事还有许多人不知晓，因为宜丰还欠他们一座纪念碑！

最后以红十六军军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全苏大会赐我旗，坚强苦战。

鲜红旗帜招展今，光荣灿烂。

几年残酷血战兮，精神不灭。

今后如何贯彻兮，工农利益。

盼我全军将士兮，更加努力。

坚强苦战，光荣灿烂。

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里文的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