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比利时的两位艺术家娜塔莉·艾琳和弗雷德里克·杜里（俩人是夫妻关系）创作的名为“男性诗歌”的艺术装置引发人们广泛讨论。艺术装置主要是为让男性体验女性在街上受到性骚扰的感觉，参观者在进入黑暗的隧道后，隧道里排列着男性的全息影像，被隐藏在墙上的传感器激活后，这些影像对参观者会评头论足。
然而有必要说明的是，艺术装置的创作灵感是两位艺术家基于他（她）们女儿在法国南部成长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两位艺术家能把女儿的成长经历当成介入现实的创作源头，就表明他（她）们本身对性骚扰行为已经深恶痛绝。
只是我们也很清楚，像“男性诗歌”这种艺术装置，很大程度上跟男性体验分娩疼痛是一个道理，初衷都是希望男性通过体验女性的苦而走向对女性的共情。坦率地讲，操作本身确实很感人，但对于色狼们而言，会不会住嘴收手，却依然并不乐观。
要知道“感同身受”和“设身处地”是一种道德能力，并非因为一个人体验过苦就会共情他（她）人的苦。就此而言，所谓“男性诗歌”的艺术装置的受众也只是君子们，就跟愿意体验分娩疼痛的男性原本在生活中也很尊重女性一样。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男性诗歌”这种艺术创作本来就更注重呼吁，而非是基于创作本身去治理生活中的沉疴。实际上对于性骚扰惯犯来讲，撇开病理性的驱使，更多的触发是欲望的扭曲，这既有来自个体性的认知不清，也有来自社会性的普遍扭曲。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及欲望时，会先入为主的道德化，而不是回到人本身的建构中去看待。这使得回到欲望的问题上，就会走向征服的理路，而征服的正面是以尊重为前提的，而征服的反面就会走向侵犯的图景。
所以回到性骚扰的指向上，显然道德指向属于含混的阐释，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性骚扰者对欲望本身存在扭曲的认知。不过就性骚扰者的心理来讲，当然也是极其复杂的。可能从性骚扰行为层面讲，性骚扰者确实道德感很弱，但是不见得他（她）们（女性中性骚扰者较少，所以谈及性骚扰主要指男性）真的不在意道德脸面。
因此简单的以“不要脸”评价性骚扰者自然是不严谨的。普遍来讲，当下在治理性骚扰的实践上，主要还是借助惩罚进行，无论是法理惩治，还是道德审判，本质上都是借助“付出代价”在震慑侵犯者，因为只跟性骚扰者讲道理，结果会是更多女性将遭遇侵犯。
循此再看“男性诗歌”这种艺术装置的存在，总觉得它只是在告诉男性们，要去感受女性的苦，而对于如何减少女性的苦，依然任重道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社会式的引导，跨越性别的理解总还是可能的。
要承认，只有先从意识认知上接受“如果他是她会怎样”，才可能有机会走向“她被他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娜塔莉·艾琳和弗雷德里克·杜里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情，不仅基于艺术的形式化解了女儿的经历，也顺着艺术的形式让更多人看到另一种可能。
然而无论是透过凯尔凯郭尔的“做女人不幸论”，还是凝视萨特的“半同谋半受害论”。可能仅就在性骚扰的问题上，就能走向难以辩驳的境地。毫不夸张地讲，在性骚扰的问题上，即便男性居多，但是回到具体的叙述上，就连很多女性都会习惯性地甩出“荡妇论”。
不得不说，“男性诗歌”这种艺术装置，不只是为让男性变得更有共情力，也能为重塑女性对女性的共情力打开一种视角。说到底，只有女性对女性走向绝对的尊重，才有可能获得男性的更多尊重，毕竟同性别比跨性别更容易实现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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