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万亿土地财政与19亿亩耕地的矛盾：坚守底线，种地变成赚钱行业

我们脚下的土地，正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经济日报》最近发了一个报道，关于“耕地红线”的深度调研。

看完之后，不得不佩服，这些游走全国各地、深入田间地头、遍访各部门的调研人员，他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

1957年至1996年，我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600万亩；

1996年至2008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

2009年至2019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100万亩。

现在，我们还有19.18亿亩的耕地，看起来安全无虞。

但以这种速度递减，10年后，就会突破18亿亩的红线。

原因出在哪？

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关键原因：耕地“非粮化”。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说，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后，片面追求利润、实现集约种植，改种经济作物，加剧了“非粮化”倾向。

半月谈2月初有个调查，因为种粮食收益低，加上“70 后不愿种地、80 后不会种地、90 后不谈种地”，一些地方占用耕地种植花草苗木，有的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造景，养蟹养鱼。

10年来，我国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

要知道，18亿亩耕地红线中，规定粮食播种面积要达到17亿亩，剩下的1亿亩，才能用作棉、油、糖、菜等种植。

除了“非粮化”，我觉得，跟城镇化也有莫大的关系。

一个大背景是：

工业革命后，尤其是现代城市发展后，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这个问题，全球无解。

只是，我们的问题更突出一些：城市扩张太快。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

1995年，达到29.04%。

2020年，达到63.89%。

增速最快的是90年代初，年增速波动高达9.46%。

调研组对城镇化的看法很客观：40多年来，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基础设施超常供给能力形成的关键。

甘蔗没有两头甜，土地财政的背面，是耕地受到侵蚀。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田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城市扩张用地等需求十分强劲，建设用地供求矛盾突出，是导致耕地持续减少的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耕地减少的一些案例：

有的在铁路、公路两侧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化带；

有的以河流、湿地治理为名，擅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人造湿地；

有的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

建绿化，建人工湖，图啥？

城市形象。

一个城市面子的提升，意味着土地增值，人才集聚，招商引资，意味着GDP。

一边是粮食安全，另一边，是经济民生发展，孰轻孰重，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由此，就产生了：耕地分布持续北移。

我国64%的耕地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吉林、新疆5个省份耕地占全国耕地的40%。

这跟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分不开的。

这些年，都在说“南北分化”，GDP前10城市中，北方仅剩北京一城“充门面”。

在全国经济总量格局中，2012年北方占42.8%，2018年下降到38.5%，到2020年进一步下降到35.5%的比例。

八年时间，北方份额下降了7.3个百分点，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

鱼米之乡，正在加速蜕变成摩登大都市。

在这个过程里，土地出让收入，更是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的强烈驱动力。

财政部数据，2021年全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7051亿元，同比增长3.5%。

根据Wind统计，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从1998年的507亿元，一路飙涨至2020年的8.4万亿元，增长165倍。

如何保护耕地红线？

首先，可以用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就处理，该问责就问责，建立完善“增违挂钩”机制，将违法用地数量与土地计划指标挂钩。

其次，要让农民愿意种粮食。

不管是坚守在农村的中老年人，还是远走他乡，人户分离的90后、00后，让他们愿意种地。

一句话：“只要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就安全”。

比如，农民确权耕地，改变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让不愿耕种或者无力耕种的农户转让土地，让有能力赚钱的经营主体来经营，用“代耕”来解决抛荒，走农民合作社的路子。

还有，稳定主粮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让种粮者至少不赔本，这是最基本的保障。

我还看到调研中的一个案例，农户可以参保，一亩地一年保费也就几十块，如果监测显示有机质含量增长，农户就可获得每亩3年最高1500元的补偿。

更重要的是：基建倾斜。

加强农村农田的“新基建”，让种粮者在农村，也能像市民一样，享受跟城市基建一样的待遇。

比如，村屯内的道路硬化，农村电网改造，水库大坝加固及河道防洪堤建设，农贸市场建设，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这些，都需要钱。

说到底，还是一个“切蛋糕”的问题。

建设用地挤占耕地，带来了飞速的经济发展，现在，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2018年9月的《乡村振兴纲要》、2019年2月的1号文件、2019年6月的乡村振兴意见，都提及了“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

在2020年9月，高层印发了《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期末，也就是用5年时间，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提高方式有两种。

1，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

2，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也就是说，未来5年，土地出让收益的一半，要拿来支持农村。

如果土地收益不够收入的8%，那就硬性地按照全部收入的8%，投入给农村。

上面说了，去年全国卖地收入是8.7万亿，按20%的土地收益比例，50%的土地收益就是8700亿。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曾说，我们的城镇化，跟发达国家非常不一样。

他们都是一步一个台阶的“串联式”发展，先搞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行到后半程开始反哺农村，之后开始加速信息化。

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干好一件事就行。

我们呢？

过去40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前进，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复杂度，当然高于其他国家。

缓解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矛盾，坚守底线，需要大智慧。

蓝白今天无意间看到了一句话，可以作为结语：

把城市建设的更像城市，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