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说“边” 胡晓明

刚刚过去的年底，和冒着严寒参加新一届上海市写作学会全体会员大会的朋友们会面，想到了这个题目。

“边”是很美好的一个概念，是边缘的“边”，也是靠边的“边”。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写作越来越重要，不仅不靠边，还成为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肉身刚需，那为什么还要说“边”？我这里讲“边”，不是要靠边，而是要清醒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称之为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正在来临。有很多事情正在变化当中，每天的网络世界、微信朋友圈也很热闹，人类生存的文字状态正步入元宇宙的中心。然而我常常想关掉手机。太耗费时间了。我们不太提倡过于急切地挤在一个热点的问题上去发言，去写作，所以，“边”不失为一种姿态，一种策略。

金克木先生早就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叫《说“边”》。陈平原教授最近送我一本书，讲到他与洪子诚教授也讨论过关于“边”，关乎一个现代知识人的写作与研究的姿态，他们的说法大概归纳起来，主要是指一种平静、冷眼的心态，不居于中心，波澜不惊、后退一步的态度，以及一种思维的智慧。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穆旦的诗论中就讲过“居于边缘，悄然发力”，是一种诗学智慧。不是轰轰烈烈地发力，而是悄然发力。钱锺书有一本文集就叫《写在人生边上》。所以，“边”是一种缝隙，缝隙是一个撬点，思想和知识的撬点，面对的是系统的缝隙，撬动阅读的思考，去发现问题的裂缝和系统的空白点。

“边”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积极的进取，是一种机智而开放的思考方式，是逃离陈词滥调、规范文体、标准套路的一种非常具有文学陌生化效果的写作策略。

我相当赞成金克木、陈平原教授的这种态度。他们更多的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想补充的是钱锺书先生关于“边”的一个论述，他们都没有讲到。

钱先生说“边”和“外”，有时候“边”就是“外”。比方说“物在桌旁，钱在身旁”，旁是边，但意思就是“外”，钱和物都在人的“外”面；但有时候“边”与“外”又不一样，比方说“物在桌边，钱在身边”，这个钱和物，并不在外面，而是在桌子上面和人身上。又比方说“儿女在身边”，那就是儿女在很靠近甚至亲近自己。“钱在桌边”和“钱在手边”是不一样的，这个边就是既不属于自身，又靠近于自身之内，这个像绕口令一样的语言辨析，表明的是一种不即不离、虽外而内、似远实近的态度。（《管锥编》第三册，第866页，中华书局，1979）

从这里引申开去，“边”的两重性极富于启示意义。一方面，写作人要意识到，你好像什么事都“沾边”，但其实你还是在外面，所以要警惕自己，握有笔并不表明拥有真知灼见，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民科”满天，段子手遍地，到处是盲人摸象，随意扣盘扪烛，人人都可以成专家。这时“居于边缘”，就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试图去发声，去外行充内行。另一方面，写作人又要懂得，“边”又是一种特殊的“在场”，是一番灵活的切入，而决不是完全置身事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前面讲的这个辨析，不仅是一种写作的姿态，更是写作人在这个时代的一种自我定位。可以说每一个认真而负责的写作人，今天都是在打一种“写作的有限战”。节制、冷静、理性，然而又毕竟是冷眼热肠的。

再往里面说，一方面，你有你的身份认定、专业职守、人生阅历与规范性要求，这必然有边界；另一方面，又因你的身份、专业、阅历与其他机缘、其他关切、其他视界，有一特别的交接处，如同交叉路径的花园小路，自有其可以利用的优势。

我想我正是一个喜欢沾边、出边、犯边甚至拓边的人。在教书之余，偏喜随笔札记，这是“出边”。治古典，又串门现代，这是“犯边”。一手写旧诗，另一手评新诗（曾任三届全球大学生短诗竞赛的终评委）；做文学研究的，却兼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并出版过一本书叫《巴黎美学札记》，这更是“沾边”。沾边，是一种知识的融通与思想的分享；出边，是转换一下思路，不太执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要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来到外面去看看，要站在周边看自己的问题，要有外向型的思考，要有一种移动式的游击战术。我记得梁漱溟先生在《朝话》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猴子，一心想把没有盖子的玻璃瓶里的一片药取出来，它一念执着于它眼睛里看见的药片，就是在瓶子的底部，于是拼命往瓶子的底部抠，抠呀抠，永远不会想到应该把瓶子口朝下倒转过来。

拓边，就是开拓自己的领地。其实中文很美丽很灵活，不能把它看得太小，做得太僵硬太死板。“边”是一个很丰富的有关写作的思想，除了上面所写的，更让我们生发联想，去思考雅与俗的边上，学院与大众的边上，文学与史学的边上，作者与读者的边上，甚至体制与民间的边上……不以某一个位置作为中心，作为固定视角与现成思维。我们要把中文做大、做活，但是我们又要在中文自身之中，做精、做透。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儿女在身边”，这个“边”是很亲近的意思。我们就在中文的身边，而不在身外。这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讲到的“边”的意义。

　　作者：胡晓明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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