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惠王朱成錬：试图拍皇帝马屁，结果拍在马腿上的马屁精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爱听好话是人的天性，不管爱不爱听，想不想说，在交际中营造出一种积极倾听、引为知音的氛围，通过细节搔到对方的痒处，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一大良方。

曾仕强教授也曾言：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是靠拍马屁，而是靠制造浓厚的“马屁味道”。

当然“拍马屁”也需要掌握相应的方式方法，掌握了节奏、拍得恰如其分，可以如同严嵩、和珅一般，入得老大的法眼，从此平步青云；若是手法不熟，很容易拍到马腿上，从此被打入另册，甚至被秋后算账，毕竟马可不是一种温顺的生物，让其不爽了可是会尥蹶子的。

本文的主人公，大明代藩亲王代惠王朱成錬，就是拍马屁拍在马蹄上的典型。

视国政如无物的亲王

朱成錬，生于正统元年（1436年），是代藩第二代亲王（不算追封的代戾王朱逊煓）代隐王朱仕壥的嫡长子，首封代王代简王朱桂的曾孙，生母为朱仕壥原配杨氏，景泰元年（1450年）晋封为代世子。

天顺七年（1463年）八月，朱仕壥薨逝，享年51岁，讣闻，朝廷依惯例“上辍视朝三日”、“遣官致祭”、“命有司营葬”，并赐谥曰隐。不久明英宗驾崩，因新旧政权更迭等原因，朱成錬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才得以袭封。

朱成錬的几代先祖都是奇葩。

曾祖代藩始封君代简王朱桂也是个无法无天的主，连皇帝的旨意都敢抗旨不尊。他干得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因宠幸小妾徐氏，将原配、代王妃徐氏及世子朱逊煓驱逐出府，任其自生自灭，“宠妾灭妻”到如此也是千古少见。要不是代王妃徐氏是中山王徐达之女，当朝皇帝明成祖朱棣的小姨子，“宠妾灭妻”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祖父追封代王朱逊煓性子暴烈如火，为了母亲王妃徐氏，与父亲彻底闹翻，不顾“父为子纲”的人伦，及宗室非奉召不得离开封地的祖制，私自赴京向四伯状告父亲。为此落得个“狠傲荒淫，违越礼法，不顺其父”的评价，死后被赐谥曰“悼戾”。

生父代隐王朱仕壥，因自小被祖父代简王朱桂另眼看待，受尽庶祖母徐氏的欺凌虐待，导致心理扭曲。一方面对外性子懦弱屈服于强权，以堂堂亲王之尊竟然对守城武将屈膝下跪。另一方面对亲族冷酷无情，天顺年间以大同城中地方狭窄居住不便为由，违反诸藩聚城而居的祖制，通过朝廷将在世六位叔叔统统赶出大同不说，还想将年长的两个儿子也别城而居，为此遭到明英宗的训斥。

朱成錬的品行堪比代简王朱桂和乃祖代戾王朱逊煓，视礼制、国法为无物，为了一己之私，哪怕败坏国政都在所不惜。

1、擅离藩地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基于巩固皇权的现实考量恢复了分封制，可也吸取了历代藩王叛乱的教训，对藩王的权力做出了种种限制，比如不得干预地方，无皇帝诏令不得擅离藩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年底，周王朱橚因擅离封地开封，私下前往凤阳会见老岳父冯胜，惹来老爹朱元璋的无限怒火，一度被发配云南，在长兄朱标的求情下，才改判幽居京师。

靖难之后，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帝位就是由藩王逆袭而来，故此对藩王的限制越发严苛，在削藩的同时，还大范围限制宗室的人身自由权。洪武时期，藩王们虽然不可以擅离藩地，但在藩国内部行动还是比较自由的，《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出猎演武，只在十月为始，至三月终止”。可经过明成祖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削藩，宗室的活动空间仅限于王府所在的城池内部，该城的城墙囊括范围有多大，他们的自由活动空间就有多大，至于其他别说是出城“出猎演武”了，连出城送个葬、扫个墓都需要提前向朝廷报备，并有时间限制。

朱成錬却将这一禁令视为无物，屡屡违反。

成化元年（1465年）四月二十一日，代隐王朱仕壥出殡，身为丧主的世子朱成錬，会同堂叔广灵王朱仕（土+兹），及弟弟慱野王朱成鐭、和川王朱成镘出城送葬。此行不仅没有按惯例事先派人奏请，还借故在城外逗留良久方还。

为此本就负有监视代藩职责的大同方面有关官员（当为大同巡抚、镇守太监等），据实上奏朝廷，请求朝廷做出处置。五月，明宪宗朱见深降旨训斥。

“戊申，敕代世子成炼曰：得大同守臣奏，四月二十一日，世子偕广灵王、慱野王、和川王送丧出城，良久方还。祖宗故事，世子、郡王出城，必先差人奏请。今乃輙自出城故，违朝命。朕念亲亲，姑置不究。敕至，世子与诸郡王宜深自省改，今后务要循理守法，毋蹈前愆，以全令名。”（《明宪宗实录》）

朱成錬直到次年才得以袭封，很可能与此有关。然而他并没有吸取教训。

成化九年（1473年）四月，朱成錬在不会知朝廷的情况下，再次会同灵王朱仕（土+兹）、和川王朱成镘，及侄子定安悼隐王长子朱聪潏，一连数日出城，前往真武庙敬香。

真武庙位于大同城西南方不远处，一天之内办完事绰绰有余，朱成錬竟连日前往，可见敬香只不过是借口，出城游玩才是真的。

顺便提一句，定安悼隐王长子朱聪潏，是朱成錬胞弟、代隐王朱仕壥的嫡次子定安王朱成鏻的嫡长子，成化七年（1471年）二月，因为其父居丧时无礼，被处以停封，迁守祖坟的惩戒，直到成化十三年（1477年）七月才被开释。也就是说此时他尚且是戴罪之身。

携戴罪宗室擅离藩地外出嬉戏，可谓是数罪并举。出来玩迟早要还的，当地守臣对此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一封奏疏就将此事上达了天听。

明宪宗再次降敕训斥。有意思的是，因朱成錬等是宗室，所以被轻轻放过，反而是王府的属官们代为了受过，以“以王府官不谏止”的名义“命逮治之”。

2、驱逐巡抚

朱成錬虽然没受到处罚，可王府属官被处罚，自认被落了面子，故而随即就对当地守臣展开了报复。能够上达天听的，或为高官要员，或为当地镇守太监，因此就大同而言，所谓当地守臣只能是大同巡抚与大同镇守太监。

从朱成錬报复行为来看，将其擅离藩地之事捅到明宪宗案前的，应当是大同巡抚单独所为，或大同巡抚与大同镇守太监共同所为。当然由于大同镇守太监出自宫中，在明宪宗面前大小也是个红人，地位特殊，就算他参与了此事，朱成錬也不敢进行报复，于是乎将目标对准了大同巡抚。

大同自大明王朝开国起，就是进攻与抵御蒙古人的边防重地，首封代王朱桂就是由豫王改封代王，来此就藩充当塞王的。靖难之后因削藩塞王的风光不再，可大同依然是大明九边重地，为此朝廷在此设立大同镇，与东面的宣府镇共同组成拱卫京师北京的西北大门，在九边之中重要性名列前茅，土木堡之变前也先统领的瓦剌大军就是由此扣边，敲开进攻北京的大门。

随着文官集团地位的抬升，朝廷开始在军事重地设立巡抚治理地方。正统元年（1436年），在大同、宣府两镇始设宣大巡抚，此后大同、宣府两地的巡抚分和不定，或合设宣大巡抚，或分设大同巡抚、宣府巡抚。

成化九年，大同、宣府两地的巡抚属于分设，时任大同巡抚为殷谦。他于成化八年五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兼任大同巡抚。是故，他就是上奏朱成錬不法事的守臣。

为此回过神来的朱成錬，不顾自己名义上是大同镇最高军事长官，守土有责的事实，一意要把肩负着守卫大同责任，却得罪了自己的大同巡抚殷谦给搞下去。为此哪怕坏了国防重事也在所不惜。

他向朝廷奏报殷谦的诸多不法之事，主要有一下三条：一是朝廷派出天使册封代藩郡王时，殷谦没有随侍在侧行礼，此乃目无王法；二是殷谦离城出视边墙时，没有向他这个名义上的大同镇最高军事长官辞行，此乃恃宠而骄；三是役使银匠为自己服务后，不给佣钱，此乃知法犯法。

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三条虽然有罪，但都是小过，加上殷谦也是能臣，通常情况下朝廷在罚酒三杯后，就轻轻放过了。可由于事涉藩王，为了顾全皇室脸面，只能委屈殷谦给他挪个窝了。

当然朝廷也知道殷谦有些冤，且边塞也离不开此等能臣，遂将北京北大门的两大巡抚进行了身份互换，殷谦转任宣府巡抚，原宣府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郑宁，改任大同巡抚。如此一方面安抚了代王朱成錬，另一方面也让俩人脱离接触，以防闹出更大的动静，影响京师防御。

“改命右副都御史殷谦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郑宁巡抚大同。初代王奏谦当朝使册封郡王不随侍行礼，出视边墙不辞而行，幵役银匠而不给佣钱，诸不法事。命户科给事中杜峤等往勘劾，奏谦当逮问。有旨宥之而敕，谦与宁两易巡抚。”（《明宪宗实录》）

3、诬告总兵

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逐渐压倒勋贵集团，大同巡抚的地位日益抬升，获得“赞理军务”的职权，成为大同总兵的顶头上司。然而明代中期，大同巡抚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驾驭得住身为大同镇最高军事长官的大同总兵，甚至大同总兵强势时还会不鸟大同巡抚。

天顺年间，及成化中早期的大同总兵为彰武伯杨信。他是京城保卫战重要功臣、识破也先的“叫门天子”诡计的名将昌平侯杨洪之侄。因于天顺二年（1458年），在青阳沟之战中大破瓦剌，而以功晋封彰武伯。在大同总兵任上也多有战绩，也算是一代名将。

可就是这么一个事关大同防卫的国之干城，为了一己之私，朱成錬也想尽办法地要将他搞掉才肯罢休。为此，他屡屡上疏参奏杨信贪惰等不法之事多达十数件。

明宪宗对此非常重视，派出由肩负军事监察的兵科给事中翟瑛、主管刑罚的刑部员外郎游佐、御用特务锦衣卫百户宋鉴，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前往大同详细复核此事。整个调查组由代表主管部门的兵部、代表三法司的刑部、代表皇帝的锦衣卫组成，规格不可为不高，专业性上也无可挑剔。

然而，朱成錬对杨信的各项指责基本属于诬告，调查组也应当是在秉公行事，故而结果对他极其不利。是以趁着调查组尚未将结果上奏，朱成錬再次上疏朝廷，更为详尽地描述了杨信所谓的“不法之事”，并奏称翟瑛等人抵达大同后沉迷于围棋赋诗，对本职工作虚应其事。意图借此把调查组诸人拖下水，将水搅浑。

明宪宗得奏，内心还是偏向自己的本家，于是命锦衣卫指挥赵璟亲自前去复核。

调查组完成任务回京时，已知晓朱成錬所奏，可本着公心，依然据实上奏，且自请罪，获得明宪宗的宽恕。

随即，赵璟带回来了最终调查报告，言称朱成錬所奏多为诬告，为由“浸渔粮”、“刍出疆耕牧致寇”、“放军纳贿”三事确有其事，而翟瑛等人的报告过于简略，有袒护杨信之嫌。

为此，明宪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作出判决：以边疆急需用人，赦免杨信之罪，但停其俸禄二年；代王府左右长史，不能匡正朱成錬，停俸三月；翟瑛等人停俸半年。

“至是，璟还言信罪惟浸渔粮，刍出疆耕牧致寇，及放军纳贿之事，王所奏多诬，而瑛等所按颇略。都察院言信及瑛等皆当究治，王宜降敕切责，左右长史不能匡正，亦当并治。上皆是之，但以边方用人之际，特宥信罪，仍停其禄二年，左右长史停俸三月，瑛等亦停俸半年。” （《明宪宗实录》）

这个处罚可谓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挑起事端的朱成錬压根皮都没有被伤到。

一记拍在马蹄上的马屁

朱成錬之所以敢如此肆意妄为，是因为他清楚，自己身为藩王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坐在紫禁城中龙椅上的那位，没有他点头，谁都不能把自己怎么样。是故在大同作死的同时，也会拍皇帝的马屁，比如明宪宗在位期间，管好代藩宗室事务，不给皇帝添麻烦。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二十二，明宪宗驾崩。九月初六，皇太子朱佑樘即皇帝位，十一日赏赐诸藩王白金、文绮、钞锭等物。身为远房叔祖的朱成錬获赐白金三百两，纻丝罗十五表，里纱十五疋，锦三疋，钞二万贯。

十月十九，即位刚满一月的明孝宗去信制止了两位亲王赴京的请求。

德王朱见潾赴京的理由是给皇兄、大行皇帝朱见深奔丧。虽然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诸王遣使奉表称贺，谨守边藩，三年不朝”，以防止借此机会在京城谋反， 但朱见潾这番基于兄弟之情的理由还算说得过去。

可朱成錬的理由就奇葩了，竟然表示想要诣阙恭贺明孝宗登基之喜。且不说此举是对《皇明祖训》的明知故犯，只说此时明宪宗尸骨都还未寒，即便明孝宗内心对喜提皇位开心不已，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欣然接受他的恭贺。

“乙酉……德王见潾奏欲奔大行皇帝丧，代王成炼奏欲诣阙贺登极。各贻书止之。” （《明宪宗实录》）

明孝宗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都是公认的明君。即便是对明朝皇帝带有偏见，认为明朝盛产奇葩皇帝，动辄给大明诸帝取下诸如蟋蟀天子朱瞻基、吃喝玩乐正德帝、宅男天子嘉靖帝、旷工皇帝万历帝、木匠皇帝朱由校等外号的人，在面对他时，也会口下留德。 “他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给予了他以明朝皇帝最高的评价。

然而明孝宗再怎么圣明，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再说即便是神也会因自己的喜恶而犯错，何况是一介凡人。是故他也逃不脱这一规律。朱成錬赴京贺新君登基的行动虽然被拒，可终究在明孝宗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转过年来的弘治元年，朱成錬借机向宫中敬献了一头海东青，被明孝宗欣然接受。

海东青，又名矛隼、鹘鹰、海青，是一种猎鹰，主要分布在北极以及北美洲、亚洲的广大地区。中国境内产于黑龙江、吉林等地，《本草纲目·禽部》记载：“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 ，是古代狩猎中的重要帮手，能袭天鹅、搏鸡兔。辽代四季捺钵制中的春捺钵有一项名为“头鹅宴”的活动，每年春天辽代皇帝将行帐移驻鸭子河（今松花江）畔时，会放出海东青捕天鹅，捕到第一只天鹅后会摆宴庆贺，名曰“头鹅宴”。

在明代，海东青也属于一种难得一见的珍惜禽类。

明孝宗自即位以来匡正成化末年的乱局，“纳谏如流，求贤若渴，留神政务，注意经史”，以至于天下之人“晓然皆知圣心勤政务学，绝无玩好之事”。

弘治初年的内阁首辅为北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人刘吉，他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于成化十四年成为内阁大学士。在成化年间因尸位素餐，与万安、刘珝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人送外号“刘棉花”。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被明孝宗任命为内阁首辅后，却一扫前况，变得敢于任事，在首辅任上颇有建树。这也体现了明孝宗用人的水平。

针对代王朱成錬进献海东青一事，刘吉就进行了犯颜直谏。

明孝宗收受、驯养海东青，在常人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小事，毕竟皇帝也是人，谁还没个爱好，只要能公私分明不耽误国事就好。可在士大夫阶层看来，皇帝无私事。比如奠定了明朝“仁宣之治”盛世的优秀政治家明宣宗朱瞻基，就因为爱玩蟋蟀的这个日常爱好，脑袋上顶了一个污名：蟋蟀天子。明末士人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里，就绘声绘色讲述了明宣宗强征蟋蟀的“恶政”。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更是以一篇《促织》，对明宣宗的这一爱好大加嘲讽。

故而士大夫们对皇帝的一些个人爱好，会秉持着“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态度防患于未来，坚决将其当做不良爱好打掉。

弘治元年十月十八夜，发生了“是日晓刻，月犯天樽西星，辰刻日晕色青赤又生，左右珥色赤黄，良久散”的天象。

当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刘吉领衔，率领朝臣借助天人感应之说，对代王朱成錬进献海东青一事进行进谏，称：海东青“无益于国，有损于人”，而代王身为朝廷懿亲竟然“不体皇上忧勤之至意，乃以海青来献，其为圣德之累，诚非小事”，皇上圣明远超汉文帝自然不会受此“非理之献”，何况“今年自冬以来京师久阴不雨，川广等处旱灾民饥，皇上劳心焦思，又尝训戒百官同加修省”，请求明孝宗退还海东青，并收回赏赐之物。

“今兹海青虽称至微，代王献谄而奉，皇上不察而受之，又赐以银两，表里诚恐天下之人从此窥见圣意所在，莫不争投所好，以希宠利。臣等缄默不言，死罪莫赎，伏望皇上断自宸衷，却还所进海青，收回赏赐之物，以书报代王曰朕不受献也。如此不惟可以绝天下窥伺之心，抑又可以贻后世称颂之美。则皇上盛德，真可以比隆夏禹周武王，彼汉文帝又不足言矣。”（《明孝宗实录》）

明孝宗最终接受了谏言，照章办理，并去信称“今特归还所献海青，专书以报，或有忠言谠论，时致裨益，是所望也”。

可以说在刘吉等朝臣的干预下，朱成錬本来十拿九稳的一记马屁，竟然意外地失手滑落到了马腿上，可谓是时也命也！

弘治二年六月，朱成錬薨逝，在位24年，享年54岁，朝廷赐谥曰惠，并“辍朝三日，遣官谕祭，命有司治丧葬”。

阿越说

从朱成錬这一记拍在马腿上的马屁可以看出，虽有“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之说，但马屁也不是万能的。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马屁拍多了迟早有拍到马蹄上的一天，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实绩打底，基本靠溜须拍马获得相应社会地位之人，轻则被弃之如履，重则身家性命不保，更有甚者还会遗臭万年。自太史公在《史记》中创设《佞幸列传》后，靠溜须拍马上位才不配位者，便是历代《佞幸传》、《奸臣传》的常客。

即便是在讲究快节奏，酒香也怕巷子深，需要积极展现自我、推销自我的当下，在制造适当的“马屁味道”维系好人际关系的同时，也需要在工作中用实绩去展现自我，如此才能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将其抓住，并坐稳位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摇欲坠。

所以一味的溜须拍马要不得，只有懂得营造氛围配上可以打底的工作实绩打底，才能无惧风雨的一往无前，亘古以来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