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阅读︱记忆的幽灵与历史的书写

在亲历了疫情爆发以来此起彼伏的种种事件之后，想来所有人都已经比以往更清楚地理解了一点：“记忆”和“历史”不是一回事。任何人在遽然遭逢这些变故时，都会产生复杂交织的感受，但这犹如洪水般一浪浪汹涌而来，很快就只留下一地枯枝败叶，幸存下来的我们无法再返回历史现场，也不可能记得所有往事，或遗忘、或沉默，又或看着当时的痕迹在身后乃至眼前消失，等最后这些被书写下来变成“历史”时，你或许总觉得有哪里跟你所记忆中的那段经历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通猜·威尼差恭在《图绘暹罗》一书中曾不止一次说，历史作为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是残酷的。这么说是因为，历史上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无情斗争，而他在回顾这些历程时一再发现，受苦越深的那些人，往往越是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现代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挖掘这些被湮没的声音，或许可以说，这种“记忆的幽灵”始终在搅扰着历史的书写。早已成为微观史经典著作的《奶酪与蛆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从一位16世纪意大利磨坊主的异端思想出发，揭示了现代早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张力，以及当时底层民众对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向往。这不仅仅是“让小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历史学来说也意味着批判的可能性，因为挖掘这样久已被遗忘的声音，意味着一种曾有过的历史可能性，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现实关怀，是无法发现这一史料的，又或就算看到也无法理解其中隐含的重大意义。不过，金茨堡最初撰写这本书的起因，与其说是“挖掘记忆”，倒不如说是受葛兰西的启发，着眼于普通民众如何感受和理解生活现实。虽然近四十年来，“记忆的幽灵”对历史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冲击，但起初意识到其重要性的，并非历史学家。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在其开创性的研究《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了其师涂尔干的宗教功能主义观点，即记忆就像宗教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是服务于社会当下需求的，他甚至认定纯粹个人的记忆是不存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1940-2019）在《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原著出版于1989年）中，则在同样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同时，也强调了它日常的实践性。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自1970年代起就组织有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和《宗教与文化记忆》（商务印书馆，2018）中，他将记忆引入古典研究，着重考察记忆如何形塑古典文明的集体认同和文化传承，这相当于是承认了涂尔干-哈布瓦赫的功能论，但他也开创性地指出了文字在记忆塑造中的作用：文字是历史书写的根基，有了文字，才将记忆永恒化了，并往往规定了唯一正确的版本。大致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和冷战的终结，“记忆”一时之间成为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的热门关键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丘比特在《历史与记忆》（译林出版社，2021）中承认，自1980年代初以来，“记忆显然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他从概念的界定到一系列相关议题的展开，系统地讨论了记忆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也表明了这一话语的极强的能产性，可以说完全刷新了原来历史学的范畴和认知。这方面，最早、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当然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从1984年起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节译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这是一部标志着史学研究重心从“历史”转向“记忆”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这不仅仅是史学界内部的思想变动，也应和整个社会1980年代初的后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因为“记忆之场”所着重的，已经不完全是集体记忆对社会的功能性，而是社会意识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原先那种一元的“历史”如何变成了多声部的“记忆”，换言之，唯一正确的历史书写已经渐渐退场，如今人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研究和评说了。在冷战结束后，随着铁幕背后东欧社会的记忆解冻，一大批档案文献和历史记忆重见天日，很多历史学家在这里挖到了宝藏。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对二战历史的重写，（特别是《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大多就基于许多前纳粹分子的口述访谈。与此同时，原本被掩埋已久的沉睡记忆，再度被唤醒过来搅扰生者，波兰犹太裔作家安娜·比康特令人难忘的《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就由《邻人》一书引发的争议而来，揭开了波兰人令人难以启齿的过往：他们不仅是受难者，也曾是加害者，而这正是现在的他们所竭力想要遗忘和否认的记忆。当然，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彼得·诺维克的《大屠杀与集体记忆》（译林出版社，2019年）是必读书，他指明了令人惊悚的一点：“最强大的集体记忆通常是那些怨恨极深的记忆。”关键之处在于这样的记忆是被用于复仇，还是基于对过往的批判认知，开创新的未来。对经历了这些苦难的人们来说，那些历史是房间里不可回避的大象，时时搅扰着生者的现实政治，往往正是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变成宿怨，对细节的分歧则阻碍着人们达成和解。《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格致出版社，2021）表明，在全社会的断层线上，人们受到不同历史记忆和社会身份的撕扯，根本不存在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历史叙事。《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则回顾了东欧原本同根所生的四个国家，如何各自利用历史记忆来建构分化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在此，历史的书写本身就折射出民族主义政治的冲突，因而“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实际上是他们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共识，而这本身表明历史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了，历史学终于可以摆脱原来的重负。另一些曾被消音的边缘群体则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获得救赎。《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指出了被美国的叙事所遮蔽的巴拿马历史：在美国所移植的“现代性”之前，它就已经“现代”了。不过，在这方面，绝不只有历史学家在场，往往倒是文学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三部女性写的作品，都呈现了与其自身相关的、立足于当下的纷繁记述：俄罗斯女作家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中信出版集团，2020）乌克兰裔德国女作家娜塔莎·沃丁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新星出版社，2021）以及印度裔美国女作家苏迦塔·基达拉的非虚构作品《象群中的蚂蚁：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与现代印度的形成》。（中信出版集团，2021）当然，贺萧在调研陕西妇女口述历史基础上写成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更能让我们看到以往在正统话语之外被遮蔽的女性视角。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挖掘过往的记忆，实际上是批判现实的最强有力武器。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中，就从历史中提取以往的元素，来让战后的日本人意识到，像“忠”这样的概念，并不只有当下所理解的这一种意义，历史上曾有过其它可能。事实上，《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千年英欧史：英国与欧洲，1000年的冲突与合作》（中信出版社，2021）和《希腊三百年》（中信出版集团，2021）也隐含着同样的意味：对现实政治来说，重要的是挖掘什么样的过去，通过重新的阐释，来开创一种新的可能，提供一种不同的身份选择。毫无疑问，这些对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也同样重要。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将人类学引入历史中来，立足于边缘，由“历史记忆”的形成来反思、解构“华夏”这个超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在此基础上又如何形成新的民族国家。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项研究，还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套方法，让我们看到以往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又能从哪些角度入手来加以理解认识。许子东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中，运用普罗普的叙事理论，发现50篇“伤痕文学”小说中，有大量情节元素事实上是重复出现的，也就是说，人们看似是“记忆”，但在记忆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大量社会上流行的元素。这虽然是一项文学批评的研究，但对于我们理解“记忆”的形塑乃至最终历史如何被书写下来，却有着很好的参照意义。由于社会环境、学术脉络的不同，国内关于“记忆”的研究，与欧美相比，不曾有那样的热度，也没有形成那样跨学科交叉的深度，好处之一则是留下了相当多空白。2021年另有三部著作值得关注：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注意到，颜元固然试图教化乡民，但他本人的“圣人”形象却也正是乡民的记忆所塑成的；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则点明了后来的历史书写与原初记忆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并非像后世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连贯的运动，这个“起点”本身就是复数的；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则以徒步经历感受了西南联大所遗留下来的“记忆之场”，历史和记忆融合交织在了一起。
无论是“历史”还是“记忆”，都是一个几乎无法穷尽的话题，对于以往受限于文献材料的历史学而言，“记忆”的引入也使它敞开了更多可能，甚至有望成为连接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诸多学科的一个枢纽，因为“记忆”通常都和历史摆脱不了关系。之所以要追问这些，与其说是为了那些已消逝的人和事，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只有理解了历史与记忆，我们才能最终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