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过年礼物

父亲的过年礼物

（中国经贸执行副社长魏三军报道 金鑫推荐）

作者：赵金声

作者简介：赵金声，河南省镇平县人，1969年2月参军，1969年10月入党。天津南开大学和解放军国防大学毕业，曾任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师政委、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河南省政协常委，少将军衔。

“小年”以后，人们的年货都办的差不多了。我们家却仍然冷冷静静，啥也没办。

我和弟弟焦急不安地望着母亲。母亲说：“不用急，这两天你达就回来了，回来后咱们就有过年的钱了。”

我们豫西南一带对父亲的称呼有三种，父亲排行是老大的，叫伯;排行中间的，叫爹；排行最后的，叫达。我父亲弟兄五个，他是老五，所以就叫“达”。

我和弟弟哭桑着脸说：“今天已经腊月二十七啦，再过两天啥也买不来了！”

母亲笑着说：“没事。年三十还有个穷人集呢！”

吃了晚饭，我和弟弟刚要上床睡觉，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和弟弟忽地站起来，喊道：“我达回来了！我达回来了！”

父亲扛着一个弹羊毛弓进屋了。这种弓的形状与射箭的弓差不多，只是更大更重。弓臂中间是一段一两米长的方木，从两端拉一根牛筋作弓弦，通过拨动弓弦把铺开的绵羊毛弹成棉花一样的绒毛，做成需要的形状，经过反复喷水蹬压，做成羊毛毡和毡帽、毡袜子。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庄稼活样样精通。虽然没上过学，但很聪明，年轻时就学会了擀毡、做砖瓦和烧窑的手艺。

当时是生产队时期，集体干活，按工分分配。青壮年劳动力干一天10个工分，老人和妇女7分。

我家兄妹6人，哥哥在郑州大学上学，大姐二姐已经出嫁，三姐15岁，我12岁，弟弟9岁，都在上学，吃饭人多，没一个青壮年劳力。分配结算时，劳动力多的人家是“余款户”，少的是“欠款户”。我家年年都是欠款户，每年年底都要欠款三四十元。哥哥在大学很艰苦，虽然有助学金，但每年的学费生活费也得几十元，大都靠借。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是一天一毛五分钱，我们怎么干也还是还不清债务。

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棉花，用纺出的线织布，卖一匹布能赚五六块钱。父亲冬天农闲时就扛着弓到一两百里外的西峡、卢氏一带擀毡。那一带山大，羊多，擀一个毡能挣三四块，一个毡帽一双毡袜一两块。

母亲赶忙过来把父亲肩上的弓放下来，靠到里屋墙边。那个弓很重，我和弟弟一起抱都挪不动。

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肩背有点驮。他先解开系在腰中间的一条布带子（我们老家叫“战带”），又解开黑布棉袄的扣子，从怀里取出了一块白布包，一层一层的揭开，递给我母亲，说：“这是五十七块钱。”

父亲递钱的时候，我看到他两只手的手背都冻肿了，裂了一些血口子。我过去摸他的手，父亲笑着说：“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母亲问他吃饭没有，要去下碗面条。父亲说：“吃啦，吃啦，还有几个馍没吃完呢。”

接着，父亲从背在肩上的布袋子里摸出了几个包谷面窝头，让我放到厨房里去。

窝头冰凉，硬得象石头。

父亲给我们带了一些柿饼，干枣，给三姐买了一个花围巾，一瓶雪花膏，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个蓝帽子。

我们高兴极了。我和弟弟长这么大还没有戴过买的帽子呢。

弟弟兴奋的戴着帽子在屋里转来转去，睡觉时也戴在头上。妈妈怎么说他也不让取下来。

第二天，妈妈说，父亲的两个脚都冻裂了，肩膀磨肿了。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难以想象六十多岁的父亲扛着那个七八十斤重的大弓，是怎样翻山越岭，从一两百里外的山区走回来的。

我的鞭炮和连环画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母亲让父亲在家歇歇，自己带我和弟弟去赶集办年货。

母亲去买猪肉和油盐酱醋时，给了我一块钱，让我去买写对联的红纸、年画和鞭炮。

我来到一个卖鞭炮的摊点前。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鞭炮和礼花、蜡烛、小灯笼，买的人很多，很拥挤。

鞭炮有五百响二百响和一百响的。我很想买一挂五百响的放一放过过瘾，但那要一块钱。我总共只有一块钱，还得买红纸和年画，只好拿了一挂三毛钱一百响的。

我把鞭炮放到小筐里过去交钱。人们挤来挤去，我个子小挤不进去，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了又被挤了出来。

一抬头看见旁边有个新华书店，门外拉的绳上挂了好多年画，玻璃橱窗里摆了好多书。我赶忙过去买了两张年画和红纸。

忽然看到左边柜台上摆了很多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全传》等等，都有。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我当时上小学四年级。我的同学和小伙伴们都很喜欢看连环画，但谁也买不起成套的，大都是买三两本互相借着看。由于家里穷，我一本也没有，没法与别人交换看，只能找别人借。一般人不给借。有时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人家反复叮嘱：“只准看一天啊，别给我弄脏了！”

我常常在别人看时倚在旁边或站在后面，伸着脖子随着人家看。再就是在街上的连环画地摊上看。离我们村不远的集镇上都有连环画地摊，看一本一分钱。每次跟父母赶集，我一去就蹲到连环画地摊旁，花几分钱能看大半天。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下狠心买了两本。一本是《赤壁大战》，一本是《岳飞枪挑小梁王》，两毛钱一本。

我爱不释手，返回的路上就拿出来边走边看。

母亲看到后，问我：“东西都买齐了？花了多少钱？”

我说：“买齐了，还剩一毛钱。”

母亲说：“不大对吧？你再给我算算。”

我一算才大吃一惊：买的那串鞭炮忘记给人家钱了！母亲给了我一块钱，红纸、年画和连环画总共花了九毛钱，加上三毛钱鞭炮，应该是一块二毛，还缺两毛，但我口袋里却剩有一毛。

母亲听我算了以后，说：“为啥不给人家鞭炮钱？”

我说了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到书店后忘记了。

母亲说：“人家卖给你那串鞭炮顶多赚一毛钱，你不给钱他还得赔两毛。你赶快回去把钱还给人家吧。”

母亲掏出两毛钱塞到我手中。

当时已经快晌午了。我们离开集市已经走了二里多路。我又饿又累，实在不愿意再返回去了。我站在小路边一动不动，不说去，也不说不去。

母亲说：“哪能拿人家东西不给钱啊！咱们再穷也不做亏心事！”

说着，母亲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一起返回了集市。

卖鞭炮的人还在，母亲让我把那三毛钱递给人家，她亲自给人家做了解释，说了一些抱歉话。

卖鞭炮的人很感动，非要再送给我一串五十响的鞭炮不可。母亲推辞不要，那人硬是把鞭炮塞到我的小筐里，把我推了出来。

磕头拜年的老人

我们家乡人说：“三十，捏鼻；初一，躬脊”。就是年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磕头拜年。

按照习俗，初一早上先给自己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拜年，再出去给五服之内的近亲长辈拜年，然后给本家族的其他长辈拜年。拜年都要磕头，长辈在晚辈磕头后给压岁钱。给本族长辈拜年后，可以到本族兄弟辈和外姓邻居家坐坐，互道“新年好”。

初一早上，天还没亮，我听到第一声鞭炮响就醒了，蹬了弟弟一脚，让他赶快起来与我一起捡“哑炮”。

刚开门，见一个老人手捧着碗朝屋里走来。原来是我叔伯大哥赵金秀。金秀大哥七十多岁了，腰有点弯，走路颤颤巍巍的。

大哥进屋后，把捧在胸前的碗恭恭敬敬地放在堂屋的桌子上，喊了一声：“五达，五婶，过年了，我来给你们磕头了！”

父母亲还没起床。父亲说：“是金秀啊！恁大年纪了，别磕了！”母亲也说：“不磕啦，来了就有了！”

大哥跪下来，两手作揖后趴在地上，头几乎挨着地，说：“五达五婶，我磕这了！二老多保重啊！”

大哥一连磕了三个头，然后按住自己的大腿慢慢站起来，说：“我端了一碗豆腐粉条煮的黄酒，你们起来后热热喝了吧！”

我父亲是弟兄五个中的老小，我大伯比我父亲大一二十岁。大伯的儿子也就是金秀大哥比我父亲还大两三岁。我的大伯二伯三伯四伯都去世了，在金秀大哥心中，我父亲是他的父辈，无论自己年龄有多大都是侄子辈，都要孝敬自己的长辈。

金秀大哥在土改时是个农会干部，后来不当了，对乡里乡亲的事仍然很热心。村里有个大池塘，属于赵姓三四十户共有。他和其他人一起买了些小鱼苗放进去，过年时打上来很多鱼，不用称，大小搭配一下，分成一堆一堆的，摆在水塘边，让赵家各户来领取。

过年时我和弟弟到大哥家玩，他都要留我们吃顿饭。大哥知道我们一年到头吃不起肉，吃饭时不停地把他碗中的肉片捡出来放到我和弟弟碗中。临走时，大哥跑到里屋的竹蓝里摸出几个白面包子叫我们带回去。

去年春节在他家吃饭时，大哥把我拉到他家院子的柴火垛边，偷偷地从衣兜里摸出五毛钱塞到我手里，悄悄地说：“快装到口袋里。大哥知道你爱看书，就用这钱买两本书吧！”

我父母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只要能见到父母，我们兄弟姐妹无论自己的年龄有多大，都恭恭敬敬的给父母磕头。父母去世以后，我的儿孙们也都向我们跪拜磕头。

我感到，磕头拜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当自己跪拜在父母面前时，想到的是自己生命的来源，是生身父母的恩德，是做人应有的对先辈的孝道和敬重！

我和弟弟卖甘蔗

邻居三哥说，西边张庄种了很多甘蔗，批发价五分钱一根，零售能卖一毛，一捆甘蔗20根，卖一捆就能赚一块钱。

一块钱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当时小学学费一年6毛钱。去年秋季开学没钱，母亲让我把积攒的鸡蛋拿到集上去卖，五分钱一个，二三十个鸡蛋才卖一块多钱。

我向母亲要了3块钱去批发甘蔗。母亲问：“能赚钱吗？别把老本赔了。”我说：“能赚。”

张庄离我们村三里地。我和弟弟来到张庄甘蔗窖前，来批发甘蔗的人很多。有的用地板车拉，有的用自行车驮。

我们买了3捆。我们什么车也没有，9岁的弟弟扛不动一捆，我一下扛不了两捆。只好让弟弟蹲在那里看着已经买来的甘蔗，我一捆一捆往家扛。一捆甘蔗有三四十斤，我扛着走一段就放下来歇一歇。

大年初一上午人们都忙着磕头拜年，没多少人买甘蔗。初二开始走亲戚，进入了卖甘蔗的好时候。

我们村有一道废旧寨墙，下面有一道护寨河，有两条贯穿东西南北的大道，是人们走亲戚的必经之路。

初二早上，我和弟弟简单吃两口饭就扛着甘蔗来到村西口交通要道上，找了个最显眼的地方，把一根竹竿横着架起来，把甘蔗靠在竹竿两边。

乡村小路上，走亲戚的大人孩子姑娘媳妇们，穿得新崭崭的，高高兴兴的走来走去。

我站在路口仔细观察来往行人。只要看到远处有人往这走，心里就产生一种希望，就高兴起来；人一走近，就盯着人家的表情，一看有想买的意思就马上靠上去搭话。但很多人只是轻轻的瞄一眼，或者问一下价钱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一上午总共只卖了2根。

弟弟说：“咱们这几捆甘蔗恐怕卖不出去啦。”

我说：“不会！”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有点紧张。

从下午开始，买的人多起来。我琢磨，可能是走亲戚的人中午大鱼大肉吃多了，口渴了，走半天路也累了。我发现，带着小孩走亲戚的人买的比较多。小孩子看到甘蔗就想吃，不买就哭，就站在那里不走，大人只好掏钱买了。发现这个规律后，一看到大人带着小孩从这经过，我就大声喊：“吃根甘蔗吧！白皮甘蔗，又脆又甜！”

这样很奏效，一天卖出了9根。照此下去，过年期间肯定能把3捆卖完。

初三我们继续在路口卖，把第一捆卖完了。晚饭前回家查看第二捆，准备明天卖，但发现甘蔗少了3根。

我问母亲。母亲说，昨天你姨家和姐家几个孩子来走亲戚，看见家里放着甘蔗就闹着要吃，给他们吃了2根。东院你婶家的客人要给孩子买一根，咋能要她们的钱呢。

母亲话没讲完，弟弟就嚎啕大哭起来：“他们光吃不给钱！我们连老本都赔了！”

母亲擦着弟弟的眼泪，说：“好，好，再有客人吃甘蔗都交钱，他们不交了妈替他们交！”

我们家只有两间房，中间没有门，甘蔗放在里屋窗子前，谁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我让弟弟过来，两人一起把剩下的甘蔗抬着放到里屋的床底下，又到院子里抱了一些麦秸盖住。

弟弟笑了：“这下谁也看不见了！”

过了初六，我们的三捆甘蔗都卖完了，赚了2块7毛钱。

开学后，我们用这钱交了学杂费，买了作业本，还剩下几毛钱。

我问弟弟还想买点啥东西？他说：“想要个削铅笔刀！班里有几个同学有铅笔刀，有时向人家借不给，人家说用一次得给他一张纸。”

弟弟拿到铅笔刀后，立即把铅笔插进去，“蹭蹭”的削出了两卷子木屑，高兴的说：“我再不用给别人说好话了！”

与小伙伴们看年戏

初五也叫“破五”，过了这一天就算年过去啦，过年的一些禁忌就可以打破了。

但农村还有个说法叫做正月里头都是年，到了正月底或是“二月二龙抬头”，才算是真正过完了年。

从初五到正月底是农村唱戏看戏最多的时候。

正月里，大一点的村子都生办法请一台戏。村里请的戏，一般都是一些民间组合的“草台班子”。村里给戏班子几十块钱，不卖票，十里八村的谁愿来看都可以。哪个村唱戏了，都要给自家亲戚们说说唱戏的时间，请他们到时过来看。开戏那一天，本村的人早早拿着各种各样的凳子或砖头土坯占位置了，没有亲戚的外村人只能站着看。

初六时小伙伴小昌说，他家有个亲戚是张林街的，过年时亲戚讲张林街请了一个大剧团，从初六开始连唱五天，邀请我们过去看。

我问：“啥剧团？”他说：“邓县豫剧团。”

我们一听就兴奋了。听说邓县豫剧团很厉害，有个武生能连翻一二十个跟头，还会手不着地空翻。有个叫牛和尚的大花脸，唱一声能在舞台上转两圈。

我问唱的啥戏？小昌说：“有《三哭殿》，有《长坂坡》，其他记不清了。”

大家说，《三哭殿》没意思，不打仗，就是一个皇帝和几个女人哭哭唱唱的。《长坂坡》好看，咱们要去看看赵子龙有多厉害！

在村里我有四个最好的小伙伴，加上我弟弟一共五个。我们都是赵家后代，都已经上学，我四年级，他们是二年级三年级。我们在一起看了好多连环画，经常到全村最有学问的赵丰仁大叔家听他讲见闻，讲故事。

赵丰仁大叔上过私塾，读了很多古书，当过兵，很有见识。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土匪盛行，我们老家叫“刀客”。有个叫刘宝斌的土匪头子带领一千多土匪从邓县一带打过来，好多村寨都被攻破了，我们村拒不投降。土匪限我们村三天之内交出多少粮食多少银元，不然打进寨子就要“房不留一间，人不留一口。”

丰仁大叔当时是寨主，带领全村五百多男女老少保卫村寨，用土枪土炮和礓石与土匪打了两天两夜，土匪丢下许多尸体逃走了。这些都是真人真事。

我家与丰仁大叔住一个院子。大叔对《三国演义》读得很熟，很多章节他都能背出来。大叔有一本繁体字的《三国演义》，曾经借给我看，看不懂的地方就请他讲。

记得他在讲关羽时说：“身长八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如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在讲诸葛亮伐中原时背诵《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那沧桑浑厚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至今还时常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在大叔的熏陶下，我们这几个小伙伴对《三国演义》都很入迷。

初七下午演《长坂坡》，我们吃了点午饭就急忙赶了过去。

原来以为小昌的亲戚邀请去的，可能已经给我们放好了凳子，进去看戏就行了。结果大出意料。因为是县剧团，人家卖票，一张票2毛。我们来时没带钱，就是带了钱也不愿意花在这上面。

戏台下面的广场用绿色大蓬布围了起来，每隔一二十米就有一个人站岗。我们在篷布四周转来转去，想看看哪里有漏洞能够偷偷钻进去。转了两圈也没有发现可以钻的漏洞。

一会，锣鼓响起来了，马上要开戏了。我们既不想掏钱又不想回家，干着急没办法。

突然，小昌说：“广场南面有个大土堆，站在上面肯定能看见。”

这个土堆是生产队拉来垫牛铺积肥的，有一两层楼房那么高。我们赶紧跑过去，爬到土堆顶上，果然能把戏台上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只是离戏台远了一些，有六七十米，演员说话唱戏听不清楚。

冬天的寒风嗖嗖吹着，我们一点也不嫌冷。在高高的土堆上站了大半天，一直到煞戏才下来。

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唱的什么词，但我们仍然很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打仗的场面，看到了赵云翻跟头，听到了张飞在当阳桥上的吼声，看到了曹军仓皇逃跑的情景。这让我们非常满足。

回家的路上，大家反复讨论一个问题，赵云和张飞究竟谁的武艺高？

最后都倾向赵云。因为大家都喜欢赵云。

弟弟问：“咱们赵家人是不是赵云的后代？”

大家说：“肯定是！”虽然谁也说不出个啥理由。

晚上的觉睡得特别香。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几个小伙伴都骑着大白马，挥舞着银枪，跟在赵子龙后面在战场上飞奔着，呼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