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大暴动，5万队伍溃散剩三千，邓华负有多大的责任？

四野战将系列89：邓华（五）

作者：桅杆

读我军战史、战将文章，大多是写胜利的战例，失利的案例记述较少。其实在战争年代，完全百战百胜的将军基本上是没有的，真正优秀的将军，是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战争中学会战争，进而多打胜仗，越打越好，越打越精。

前文说过，邓华将军是四野也是我军的一流战将，打过无数大仗、胜仗，也有过失利的经历。在抗日战争期间，影响很大的冀东暴动最终失败，部队损失殆尽。这与当时的应对失策有很大关系。这其中，邓华是主要决策者之一，不能不说负有一定责任。今天就来说说邓华这次失利的经历。

（一）影响巨大的冀东大暴动

冀东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占领东北后，又进逼华北，根据1933年5月签订的《塘沽协定》，冀东划为非军事区，成为其侵略华北的跳板。早在1935年11月，日本人即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伪组织，并发表“自治宣言”。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冀东实际上就在日军的统治之下。

从1937年8月开始，冀热边特委即着手准备冀东大暴动。1938年初，冀热边特委认为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形成了暴动计划并上报北方局。不久，这一计划获得批准，北方局并指示：“抗日大暴动的准备工作是好的，但一定要看到，冀东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它；冀东不同于冀中、冀西、冀南等地区。它孤悬敌后，所以在那里发动起义，不但要有充分的准备，还要有八路军的策应和其他根据地的配合。否则，即使发动起来，也难以巩固和坚持。已派邓华、宋时轮率部挺进冀东，起义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为准。”

1938年4月27日，总部将120师雁北支队与晋察冀军区第1支队合组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下辖2个支队。6月初，宋时轮和邓华各率1个支队，分路进军冀东。北方局原本计划等第4纵队到达冀东后再举行暴动。可冀热边特委在7月6日提前发动了暴动。短短两个月时间，暴动遍及冀东20多个县，抗日武装发展到约10万人，声势浩大，震动平津。

邓华率部一路征战，于8月中旬抵达遵化铁厂镇，与冀东暴动成立的抗日联军主力会合。

（二）是西撤还是就地坚持

8月27日，邓华在铁厂镇主持召开第4纵队与抗日联军联席会议，并形成决议：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并成立相应的机构，宋时轮、邓华分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总部得知铁厂会议决定后，致电第4纵队和河北省委，要求第4纵队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军分区，与起义部队合编，带去起义部队正规化，创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

9月初，宋时轮率部也赶到铁厂镇。在了解情况后，宋时轮认为：冀东是平原地区，交通发达，尤其是秋冬季没有青纱帐掩护，未经整训的起义部队在日军扫荡下很难生存。所以，在冀东建立根据的决议无法执行。随即，宋时轮率部前往都山山区开创根据地，后因无法立足，又退了回来。

9月中旬，第4纵队在迁安莲花院召开扩大会。会上，多数人认为冀东难以坚持，李运昌等少数人主张应就地坚持。会议最后服从多数意见，决定第4纵队主力撤往平西，同时将部分起义部队也撤到平西整训。会后，邓华即将此决定电报聂荣臻，并准备等上级有明确指示后再行动。但宋时轮不等上级指令，即率1个支队先行西撤。

9月26日，主席、朱德等致电聂荣臻并转宋、邓及冀热边特委，不同意第4纵队主力及起义部队西撤。邓华接电后，左右为难，便与李运昌等人商量。李运昌主张执行指示，坚持冀东，不赞成西撤。邓华遂决定留在冀东创建根据地。

宋时轮

9月下旬，宋时轮发来电报，通告日军要对冀东地区进行扫荡的情报，要求邓华也带队西撤。但总部在10月初数次致电邓华等人，要求在冀东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强调“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并特别提醒“将冀东起义部队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在行军中即可能受到很大损失”。

（三）部队西撤损失殆尽

10月9日，邓华在丰润县九间房主持召开第4纵队、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及冀东抗联联席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冀东形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会议最终决定留下3个小支队和一些干部共600多人坚持冀东，第4纵主力和冀东抗日联军约5万人西撤。应当说，在是否西撤问题上，邓华态度不坚决，左右摇摆，最后还是违背了总部的指示。

这5万人，是成分复杂、未经训练，也未认真组织的起义部队，一字长蛇阵向西进发。日军得悉后，一路上围追堵截，加之天寒地冷，衣食无着，部队大批逃亡。结果，仅仅几天时间，西撤的5万队伍，最后只剩下约3000人，只有1000多人撤到平西；另有李运昌率5000多人中途返回冀东，大多也被日军打散，加上原留下的人员，也只剩1000多人。上级的提醒不幸被言中。

1937年底，吕正操在创建冀中根据地初期，曾将新组建的部队西撤到老根据地整训，然后再返回冀中。这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效果都很好。但一来冀中区离老根据地很近，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就到；二来冀中部队西撤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训，并经过精心组织，分期分批进行。

此次冀东部队西撤失败，首先是没有坚决执行上级“坚持冀东”的决定，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主观判断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对创建根据地缺乏信心和勇气；其次是对西撤部队没有认真进行组织，未经任何训练的5万部队，规模庞大，仓促行动，溃散是可以预见的。

应当说，邓华和宋时轮对此次西撤失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虽然当时涉及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等组织体系，但第4纵队是主力，也是主导力量，拥有决定权。正因为如此，主席等在11月25日的电报中，对4纵领导提出严肃批评：“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组织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客观地说，当年无论是28岁的邓华、还是31岁的宋时轮，之前最多也就指挥过几千人的队伍。要他们仓促之间，在日军重兵压境的紧迫环境下，有序地组织并保存一支新组建的大军，确实勉为其难。好在两人都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后来屡立战功，还在抗美援朝战场并肩作战，1955年均授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