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过度贩卖人口焦虑，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才是人类的大祸害

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适度的焦虑有助于调节生活节奏，以不至于坠入自负而犯严重错误。但过度焦虑同样会产生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当今处于自媒体时代，很容易放大个人情绪，从而影响怎个社会的氛围。媒体尤其要防止贩卖焦虑特别是故意贩卖焦虑。

所谓贩卖焦虑，就是个别媒体故意危言耸听，无限夸大某些社会现象和个人感受。或许多数媒体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殊不知，过度了就有贩卖之嫌，社会过度焦虑反而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当然，个别媒体的初衷都未必是好的，他们目的就是贩卖过度焦虑，以导致社会性焦虑，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当下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种过度焦虑现象，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大量的文章分析来分析去，不外乎把矛头指向“高房价”“教育成本过高”这些因素。有的还把矛头指向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有不有“高房价”“教育成本过高”这些因素呢？有。但他们是低生育率的最根本的因素吗？显然不是。我身边就有不少例子：年轻人，父母准备好的房子好几套，自己的收入绝对不是养不起孩子，就是不谈恋爱，不结婚，要坚持独生主义，要酷炫丁克生活；或者结婚了，就是不要孩子；或者生了一个再也不想要第二个，继续奉行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像“高房价”“教育成本过高”解释不了大量的这种现象。

那么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吗？显然不是。对于人口生育率，要不要控制？要。比如过去的苏联就鼓励生育，一是因为二战期间苏联人口损失太大，二是大约因为地处寒带的原因自然生育率不高，三是苏联地大物博相对算不上人口众多。鼓励也是一种控制。旧中国即便经过多年战争，战争夺去了数千万生命，由于自然生育率比较高，人口数量还是增长态势。尤其解放后生活稳定了，生育率高位稳定，人口很快从四万万五千万变成六亿神州，到七十年代就超过了七亿。如果不控制，现在总人口数可能突破二十亿，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发展速度，脱贫致富就是一句空话。至于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那是另一回事，有人利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是值得警惕的。

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今天出台的二孩、三孩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有人把计划生育等同于一胎政策是不对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央在审慎地调整政策，有的地方出台了鼓励性措施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呢？根本的还是观念。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批判“社会发达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的看法，我倒觉得“社会发达”导致“生育率下降”虽然仍不是根本原因，但确实有许多现象说明有这个因果关系。那篇文章举例美国，说美国比中国发达但人口增长率高于中国。是这样吗？注意美国白人群体的萎缩已经引起白人群体的恐慌，美国出现的大量反移民和种族歧视无不与此有关。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最高，精英人才最集中，但生育率最低。美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及移民。所以，美国总人口数常年徘徊在三亿三千万。另外，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是下降的，人口老龄化成了发达国家的普遍问题。当然有例外，刚才说的那篇文章就例举了以色列。

社会发达为啥导致生育率下降呢？我这里特别强调“根本原因不是发达本身”，而是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人群的生活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从西方社会开始的，这种改变表现出来的变化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倾向于独自享受高收入给自己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不愿与别人（孩子或其他人）分享，缺乏了对“人类”这个“生物种群”的责任感。

人们普遍疑问，为啥过去生活那么穷却还拼命的生孩子呢？我又要特别强调“这和穷本身没有关系”。人说到底就是一种生物，和所有生物一样，都希望自己的种群越壮大越好。不仅动物如此，植物也是一样，就连病毒都是这德性。这是生物体基因里面固有的信息。比如兔子处于食物链低端，如何应付大量被狼吃致使种群灭绝的危险呢？繁殖啊！所以，兔子的繁殖率很高。另一个例子是受命短的生物繁殖率相对就高，比如老鼠。更极端一点的，比如细菌靠分裂个体实现高速繁殖。人是生物，基因里自然带有维护种群不断壮大的基因，而壮大的主要方式就是繁殖。越是出现生存危机，繁殖的冲动越强。所以，旧中国战争不断，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如何维持种群数量不降反增？大量生育率啊！而且这种行为往往还是有意识+无意识的。这“有意识”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族子孙繁盛、人丁兴旺，所以生育是被社会道德所鼓励的。而“无意识”就是潜藏在人类基因里的生育意愿。

然而，与中国集体主义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的是，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至今已经发展成极端个人主义。这种社会性的观念一旦普遍化就会抑制潜藏在人体内部的生育冲动。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观念也逐步传入，成了中国青年一代追求的时髦，故青年一代的生育意愿下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个人主义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残酷却不得不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由解放前的不到四十岁变成今天的近八十岁，翻了一番。个体寿命长也是保证群体数量大的一种方式，既然可以选择个体寿命长这种方式保持群体数量自然就会降低通过繁殖壮大群体的意愿。这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定律。我们可以观察寿命长，处于食物链高端的生物种群数量相对就小，反之则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导致个体寿命长，个体寿命长导致生育意愿下降这个逻辑链条就连起来了。这个不是观念问题，而是一个藏在基因里的自然选择问题。

以上分析有两个结论：第一，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的生活观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第二，个体寿命长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至于“高房价”“教育成本过高”都是外因，是叠加的因素。

那么如何解决呢？寿命长加精致利己主义观导致生育意愿下降，一定要阻断这种下降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有发达国家解决办法是，提高退休年龄。理由是，劳动年龄的比例下降就存在社会负担不起的问题，怎么办？老年人也自己养活自己，这不就对了？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提高退休年龄。据我了解，加拿大是六十七岁，新加坡是六十五岁。而且即便退了，政府也创造条件鼓励老年人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新加坡，经常看到车站、机场、商店、饭馆、社区有白发老人在做清洁、或作餐馆服务员。反过来看中国，女同志55退，男同志60退，这还是在机关单位。有的工厂工人50岁退，特殊工种的工作人员40岁都有退休的，当然社会负担就重。

对中国而言，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转变年轻人的生活观念。这必须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抓起，增强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敢于承担育儿责任，摒弃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已主义的生活观。当然，控制房价，增加教育公共产品降低教育成本也是必须的。

原因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有了，相信中央会及时调整政策，不需要散布人口恐慌。尤其是不能故意贩卖人口恐慌，恐慌会导致年轻人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因为他们会恐惧生育，恐惧带着孩子的生活。

有人可能会问，发达反而降低生育意愿，难道不要发达？当然不是。中国刚脱贫，总体上讲离发达还远呢！不但要发达，还需要使劲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口问题主要是一个结构问题。需要供养的老人多了，按比例年轻人的占比肯定少了，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力承担供养人口的比例问题。

提高退休年龄在中国说了好些年了，今后会在人们可承受的前提下慢慢调整，可能需要一两代人才调整得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的概念可能发生变化，机器人代替人的时代到来，其成本如果更低，就解决了部分的劳动力问题了。所以，长远看劳动力不是问题。关键在社会活力的问题，年轻人比例太小，社会活力不够，会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或许可以解决许多今天看来是问题的问题。提高退休年龄是有天花板的，最关键的是解决人们的生活观念的问题。教育是对人类未来最大的塑造力量。教育出怎样的年轻人，人类就有怎样的未来。反正事实已经证明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人类的祸根，这次西方国家抗疫的大溃败把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危害已经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如果中国人最早悟出这个道理，那么掌握人类未来命运的一定是咱们中国人！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牟林，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新的一年，祝愿大家携起手来、战胜疫情、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