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去年人口仅增48万 短期没影响长期有办法

【直新闻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的基调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2021年全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了8.1%，达到了人民币114.4万亿元，然而第四季度增幅走低，受到外界关注。

走低意味着此前走高，增幅高高低低之间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哪些机会？为什么说这种走低是受短期收缩性措施的影响？是否可控？新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在哪里？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产生什么影响？2021年，中国净增人口仅为48万，值不值得担忧？此外，一项影响深远的措施正在深圳进行试验——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过去为什么要管治？现在又为什么要放开？为什么选择在深圳首吃“螃蟹”？

带着这些问题，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9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访谈中最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了然于胸。无论是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数据，还是政策应对，他都如数家珍。当记者表示，“听起来您对今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信心”时，林毅夫笑着点点头。

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史就是“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史。访谈结束后，记者问林毅夫怎么看这句话，他笑言道：“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路径。”

林毅夫对记者强调，他相信，2022年的经济增速应该会在可接受的区间内。

以下是专访实录。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唐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引发大家关注，2021年的人口净增长仅仅为48万，有观察说中国的人口“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时代提前来了，这会给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带来什么影响？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不是人口，而是劳动力。现在出生率低，它影响劳动力也是15年后的事，当前劳动力并没有减少，所以对当前影响其实并不大，尤其在短期之内，重要的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不断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把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应用好的话，我们的经济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势头。

对于未来的话，现在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可能接近0，15年、20年以后会不会造成劳动力瓶颈？我想这个问题要这么分析，首先来讲，对经济增长重要的不是劳动力的数量，而是劳动力的质量。对生产的贡献更大，质量是比数量更重要的。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针对这种人口趋势，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到那时候数量虽然不增加，但质量增加了。

第二，我们15年、20年以后收入水平提高了，经济要发展，主要是资本更密集、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这种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大。

第三，我们如果说要真正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我们国内的退休年龄相对来说较早，现在男的60岁退休，女的55岁退休，国际上一般是65岁，或是更高年龄才退休。所以如果真的是数量的问题，我想我们也可以延长退休年龄。

所以我并不是说人口因素不重要，但是我们要分析人口因素对我们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透过什么机制。从这种机制来看的话，短期没有什么影响。长期的话，我们可以靠提高劳动者的质量，然后再加上产业升级，需要发展的产业是资本跟技术更密集的，它需要有高质量的劳动力。如果要解决劳动力短缺限制的话，办法就是可以把退休年龄适当延长一点。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唐萍：中国2021年GDP同比增长了8.1%，但是第四季度的增幅走低引发了关注，您认为这其中潜藏了哪些经济下行的压力？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经济发展取决于年度之间的增长不要大起大落。在2021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增长率非常高的情况下，推出短期收缩性政策措施，可以提供一个窗口机遇期，更有利于我们经济的长远发展。大家也知道，我们连续推出了几项房地产政策、平台治理等调控措施，这种政策短期内会有收缩性，因此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而全年平均8.1%的GDP增速仍是相当高的。未来中国仍将根据2022年的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必要的宏观政策措施，让我们的经济增长趋于平稳。我相信，2022年政府有关部门的措施推出以后，经济增速应该还是会在可接受增长区间内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唐萍：我们今年要怎么样才能止住“经济增速”下行趋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作为一个还在追赶的国家，我们有很多发展空间，例如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空间，以及与“新经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的创新空间，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像“新经济”所要的新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是政府可以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的地方。同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离不开金融支持，所以如果货币政策采取一定程度的宽松，就能够鼓励更多民间的投资。在这几个方面的综合作用之下，应该可以让我们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内。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唐萍：国际形势方面，美联储加息会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美联储加息很可能会使得短期美元升值，资金可能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回美国。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国家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将会有挑战。但是，因为中国相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优势——我国对短期资金的流动一直有管理，只要针对短期资金流动的可能性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那么美元加息带来的国际资金回流美国的影响就会得到缓解。更何况我们还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也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应用的空间会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货币应用的空间更大。我们受到美元加息的冲击，应该会比其它国家小得多，我们只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我们的经济就能够按照预计的增长速度、增长方式来运行。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唐萍：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深圳再次首吃“螃蟹”的。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召开《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意见》的发布会。为何选择在深圳进行这项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将如何激发市场活力？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首先，为什么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里，要对市场准入有所管制，最主要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存在大量的、资本非常密集的、违反我们国家比较优势的这种产业。如果没有保护补贴，这种产业可能就难以生存，所以当时市场准入的限制，实际上是对违反比较优势产业的一种保护方式。

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放开？因为我们经过40多年的发展，资本积累得很快，要求禀赋结构的变化，比较优势的升级，已经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了，它的市场准入就可以放开。所以这里面反映的，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发展进程中比较优势的变化，那么政策应该相应地随着这种条件的变化来调整。

为什么选择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因为深圳从原来一个小渔村开始，也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类开始的，但深圳这些年已经是领先全国的发展，现在在人均GDP发展水平里，已经排在全国的前沿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政策都是先找一个地方来做试点，来看它的效果怎么样，然后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深圳作为全国的特区，它的政策总是走在全国的前沿，所以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怎样构建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剩下几个还有待突破的领域，包括原来保护的这种资本比较密集、比较先进产业市场准入的放开。我想找深圳来做试点，一方面是对深圳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深圳的条件，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好的，它有这个条件来做试点。

我也非常希望，深圳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它总是以一个先行先试的方式，走向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框架之下，能够再发挥深圳的作用，为全国在最后的攻关、最后的冲刺做出成绩来。

作者丨唐萍，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