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说的布衣之怒，到底给汉王朝带来多大的损害？

中行说：汉家贱如草，出塞成良谋

国人对汉奸的痛恨有时比痛恨侵略者更甚，如汪精卫、洪承畴等等，但对于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汉奸中行说，相对来说人们的看法就有些不太一致。

因为，他走上汉奸之路，有很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可以说并不是他的本心，所以，同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汉奸相比，他有着一些令人同情之处。

观点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对汉奸一词的争论上，这个词如果按照现在的词义来说，汉奸这个词的出现得是很晚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指的是汉民族中出现的帮助敌国做损害本国利益的败类。

而这个词最早的出现，却是在宋末元初，与我们现在的定义不完全是一个意思，至少，早期人们所指的汉奸，大概与曹操这样篡位的人相关，是停留在“汉贼”的意义层面上。

及至元统一之后，汉奸这个词便极少被人使用，而在明末大批士人投敌之后，这个词出现得又频繁了起来；但随着满人最终定鼎，这个敏感词便几近消亡，原因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一个身份认证的国家，对国家来说，是忠君，是对皇权单向的责任；而对个体来说，认可的是体系，也就是说，你是哪一帮的，认可是家族，师长、甚至是对自己有恩之人，而真正的国家或中华民族的概念，怕要更晚，可以说在近代抗日战争之时才铸成。

所以，要说中行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奸，据鼻祖之位，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春秋战国时的伍子胥，是帮敌国打本国的典型，不说是汉奸，说个“楚奸”当是无疑的，但似乎现在无人说他是“奸”，好像还是个正面人物。

汉初的韩王信，燕王绾等人，投降匈奴与刘邦作对，又何尝不是妥妥的汉奸之行为？而更早的申侯，勾结犬戎入侵，从而导致西周王朝的覆灭，才有了后来的平王东迁，难道不是汉奸吗？

中行说，汉文帝时人。原为宦官，因不满作为汉匈和亲的随员，对汉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后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

国人对宦官一直是没什么好印象的，其中的赵高、十常侍、魏忠贤等等，都是祸国殃民之人，即使如高力士这样忠心耿耿的人，也被戏剧成小丑一般，当然，也有些如蔡伦、郑和这样被后世高赞的，但翻其底色，也让人当有另一番的感触。

宦官的出身肯定是很悲惨的，作为“刑余之人”，不是战俘或奴隶，就是为生活所逼，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太监的，这中行说当然也是这样，他应该是故晋中行氏的后裔，但为何入宫当了宦官，却无人知道。

据《史记》载：“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彊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这是他入匈奴前的全部记述了，虽然简短，但反映出的信息很多，中行是个复姓，源出于荀姓，以此为姓的人极少，他又是燕人，属三晋故地，所以，估计他是晋时六大氏族之一的中行氏后人，被灭后成为奴隶，因袭到后来，悲催的身世让他入宫为宦，这是有很大可能的。

但是，他在宫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傅”者，师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师傅般的身份，率领着和亲的队伍，可见他在宫中的生活应该不差的。

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他，被指定去天寒地冻的漠北和亲，中行说是万般地不愿，对一般人来说，只能是认命，而他却能直接对皇帝表示不愿，所以说，他在宫中还是有话语权的。

无奈“汉彊使之。”皇帝逼着他必须去，他只好踏上了北去的路途临行前，他威胁皇帝道：“必我行也，为汉患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我去，你会后悔的！

如此强硬的语言，这明显的大逆不道,,是要造反吗？要是换了另一位皇帝，早就将他咔嚓了，这也说明，他将宅心仁厚的汉文帝是吃得很准的。

果然，他到了匈奴处后，马上便效命异族，并以他的聪明才智，迅速得到匈奴单于的欣赏和重用，“甚亲幸之”，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从结果来看，这中行说是个有才之人当是无疑的，他在汉朝后宫中担任的至少是中层以上领导，但对汉文帝来看，一个小小宦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所以，也并不以中行说的威胁所动。

何况，皇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决定了的事，岂有反悔之理，从汉文帝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没想到其破坏性有这样大，所以，后世指责他是“资敌”，这个就没多少道理了，尽管事实上是有这成分。

自刘邦在白登被围七天后，汉王朝自知于军事方面的实力不济，所以，便不断地通过和亲及贿赂的方式来讨好匈奴，匈奴是得寸进尺，曾点名要刘邦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去和亲。

不得已，汉朝只能以宗室女进献，唯一皇帝亲生女儿前去和亲的，大概只有汉武帝姐姐南宫公主，这是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最悲催的桥段，但我在史书中全然未见，估计是戏说。

有汉一朝，不知有几百的宗室女子远赴大漠，这可不是后人想象的如王昭君，文成公主这样的风光，她们虽说都位列阏氏，可是，一个单于的阙氏可以有几百个，并不是如中土的皇后之唯一。

最悲惨的是，这些被一些人赞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的她们，还必须要适应外族的“蒸报婚”的习俗，丈夫死后，要行“子娶母、弟娶嫂”，即给儿子，甚至孙子当阏氏，如牛羊般的货物转手一般，面对这样的屈辱，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主们，也只能接受。

主人都是如此之境遇，作为陪嫁而来的宫女、宦官或随从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所以，为了避免猪狗不如的命运，这中行说是抵死不去，对他来说，即使放狠话被杀，也同在大漠中被虐死没甚区别，这也是他敢于怼皇帝的底气所在。

既然皇帝不听，中行说只能随团前去，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中行说带着一腔怒火来到了匈奴处，立即开始了他报复的行程，他从一个汉臣，瞬间转身为与汉王朝为敌的叛臣，频频为匈奴献言献策，铁了心地要报复那个让他来到这蛮荒之地的汉文帝。

要从汉家的角度来看，中行说当然是汉奸无疑，但如果换位思考，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乖乖地守着那个和亲的公主，忍辱受气地终老大漠，另一个则是投靠新主子，树立威望，提高自己在匈奴的地位，博得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是你，当如何选择？

那个经常去看放羊的苏武，害得司马迁惨遭不幸的李陵，后人对他好像没多少感觉，骂他是汉奸的也不多，我是不知道他是否曾掉转马头同汉军血战，但至少匈奴让他去打，他也必须是要效命的。

李陵投降匈奴，因为他是司马迁的好友，所以，在《史记》中没有他所作对不起汉王朝的记载，而后人因为对李广的同情，将他也一并归于汉家对他有愧的人物，甚至将他同宁死不降的苏武并论，如杜甫就直言不讳地写道，“李陵苏武是吾师”，不知中行说如果读到这诗，当作何感想，我想，他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同李陵一样投降匈奴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因为有外戚的背景，被后世骂得一塌糊涂，而劝降苏武不成的卫律，也受到与李广利相同的待遇，其实，他们同李陵相比，五十步笑百步，但由于司马迁的一枝笔，他们在后世的评价中有着巨大的差别，这肯定是有失公允的。

中行说的地位自是无法与李陵相比，他要想在匈奴博得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提出让单于满意，并获得好结果的建议。

从他的角度来看，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绝对是不会有什么对不起汉朝感觉的，因为，背后支撑的并不是利益，而是愤怒和仇恨导致的那种毁灭感。

虽然他不能同北宋那个怀才不遇又屡试不第，于是愤而投奔西夏的汉奸张元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的，张元能规划出三川口战役，将宋军打得丢盔弃甲，尸横遍野，但由于中行说来自文明程度远高于匈奴的汉朝中庭，对匈奴来说，所起的作用便不可小觑了。

从史书中记载的中行说所发挥的几点作用来看，要我来说，也是乏善可陈的，无非是教那些人识数，认得个一二三来，数清楚自己有多少头牛羊；劝匈奴不要喜欢汉朝的帛衣，还是穿固有的旃衣皮袄来得坚固，方便征战。

再有就是在双方来往的信件中，在文件的规制上，要高于汉家，以示不输气势等等，这些不说是改制，连个改进说来都勉强，实属小儿科一类的鸡毛蒜皮，是放不上台面的，仅凭这些是不可能获得单于青睐的。

我想，他的作用远不止此，因为他熟悉汉军的建制，知道汉朝对付匈奴的整个防御体系及战略部署，机动力量的整备以及作战方略等等，甚至对一些将领的特性也有所了解，这些情况肯定是能影响匈奴大军战争方略的，只是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述。

中行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除了上面这些不为人知的作用外，主要是他曾多次对辩汉朝使臣，怼得是趾高气扬，霸气十足，这对那些汉臣来说，一个当年在宫中给自己提鞋都不要的竖宦，现在以这样口吻同自己说话，那心中不爽的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实力不济，所谓弱国无外交，以匈奴军事为后盾的中行说在对阵这些汉使时，那盛气凌人的姿态，让他们屈辱受尽，《史记》中记载了他所说的一段话：

“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也就是告诉汉使，废话少说，把要给我们的东西准备好，不然，我们就用刀枪说话！

要说中行说对汉朝造成的消极影响和破坏程度应该还是有限的，就是说，历史上比他破坏力大的人多多，他在其中连个小巫也算不上，之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名气，正是这些汉使回去后的汇报，使得中行说声名大噪。

最后，他又被司马公写进了史书，使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助纣为虐之人，一个本来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竟然获得了“汉奸的鼻祖”的称号，甚至还被冠上“战略在师”之名，这个就是无稽之谈了。

虽然大家都说中行说因为深知汉朝的诸多内幕，唆使匈奴从薄弱处进攻汉朝，但是，从他投靠匈奴一直到武帝“马邑之谋”，这三十余年间，匈奴除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进攻汉朝掠夺之外，其中一直是打打和和的小规模争战，这对于一心要报复汉文帝的中行说来看，显然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匈奴单于也许正是因为从中行说这里，了解了汉朝的强大之处，不敢轻举妄动，既然能通过和亲就能获得许多的利益，又何必以刀枪为之？

要不就是中行说在匈奴并未达到让单于言听计从的程度，不然，双方不会在这么长一时间段中，以和亲为主旋律地相互交往，匈奴和汉王朝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因为中行说的加入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反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是百思不得其解，那便是当七国之乱爆发时，中原打得是难解难分，而此时的匈奴却没有乘乱发兵获得相应的利益。

叛军也曾联系了匈奴，从侧面打击汉朝的军队，如果真那样，是个什么样的结果还真不好说，但匈奴却按兵不动，连趁机前来掠夺的行动都没有，一直就坐山观虎斗，这说明了什么，不懂！

但是，中行说在汉文帝时的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反正在汉文帝的心中如噩梦般地存在；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就说，他就想“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将匈奴单于同中行说放在同等的地位，可见时人对他恨之入骨之情。

大丈夫立世，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桓温的这混账话道出了坏人的思维逻辑，从这点来说，中行说算是对布衣之怒作了最好的诠释，也完成了他负气来到匈奴的初衷。

中行说的生卒是史无记载的，我估计，他来匈奴前能在汉宫中当了个小头目，应该是中年人了，而他是否能度过景帝在位的十几年，这就得打个问号了，但他至少是在武帝初年肯定就死了，因为，以他对汉军的了解，武帝启动的“马邑之谋”，应该是骗不了他的。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中行说曾发动“细菌战”，让士兵将病死的马和羊的收入尸体，丢进汉军必经之路的上游，下游的汉军喝了这水，轻则拉得腹泻，重则死亡，而后来霍去病突然暴病而死，便是当年喝了这水的结果。

这个不知是野史所记还是后人的臆测，反而也太诡异了，估计是有人想彻底地将中行说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背负起人们尊敬的战神之死因的罪恶，更加深对其痛恨之情也未可知，反正我是不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