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辰评《“俾斯麦的使团”》｜被遗忘的“步卒”

《“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德]白莎著，孙立新、顾年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版，344页，79.00元

清末，邓世昌（二排左四）与北洋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二排左五）及“致远”舰军官在甲午战争前的合影。

鉴于国防建设的迫切需求，晚清中国的军队与军事学堂一直是聘请洋员（特别是教习）的重点领域。而在诸多列强之中，德国是最受青睐的国家之一。这既由于德国在普法战争后长期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陆军强国，也因为晚清中德关系除胶州湾事件与庚子事变外相对平稳。从1880年代起，北洋海军、盛军、天津武备学堂、广胜军、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自强军、湖北武备学堂、湖北护军营、武毅军、新建陆军等单位先后聘用了数量不等的德国军人。其中，军旅生涯最显赫的无疑是日后曾任德国陆军部长与总参谋长的湖北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Eerich von Falkenkayn），而在国内最知名的当推李鸿章的幕僚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直到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德国人的风头才被蜂拥而至的日本人压倒。不过，德国军人在民国时期又得到施展身手的机会，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等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及其改革计划，一向是研究者与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相对于清政府所聘德国军事教官的规模与意义，中文学界的研究是相当稀缺的。在这方面，戴海斌教授的长篇论文《张之洞与德国军事教习》（《近代中国》第二十一辑，2011年）可能是国内学界最好的个案研究，但所依据者仅为中文史料。至于在相关领域（晚清时期的中德军事交流）综合运用中德史料（特别是档案）的学者，笔者能举出的仅有余文堂教授与徐健教授。余教授曾有两篇论文研究晚清时期克虏伯公司的对华军售与晚清首批留德军事学生（均收入《中德早期关系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徐教授同样探讨了后一个问题（《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德军事生：动因、表现及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可惜这些论文数量有限，而且不太涉及军事教官。
至于德国学界，相关研究似乎也不多见，译成中文的更是少之又少。事实上，即使扩展到整个晚清中德关系史，相关译著也是凤毛麟角，笔者所能想到的仅有东德学者施丢克尔（Helmuth Stoecker）的《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
笔者去年获悉德国学者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所著《“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以下皆称“本书”）即将推出中译本之后，一直抱着十分期盼的心情。笔者此前撰文探讨晚清首批留德军事学生时，曾借助翻译软件磕磕绊绊地阅读书中的若干章节，但苦于不谙德语，总是未见全豹。前些时候，本书中译本终于入手，笔者便在第一时间通读全书。兹不揣谫陋，略作评介。
作者2006年从海德堡大学获得汉学博士学位，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现任莱比锡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据闻，作者通晓六门外语，尤擅英、中、日语。本书是作者的处女作，系参与费路（Roland Felber）教授主持的“在中国的德国顾问”项目的产物。此外，作者还著有《中国教育中的话语政治，1895-1919》（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rill, 2007），现在正在撰写《官老爷的黄昏：捐官与帝制中国的终结》（The Twilight of the Mandarins: Office Selling and the End of Imperial China）一书。国内学界此前若对作者有所了解，大约多半是缘于她的中文论文《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十三辑，2008年）。这篇长达四十六页的论文材料丰赡，考证细密，在本书的基础上将讨论范围延伸到整个晚清时期，并附有详尽的“清末来华德国教官总表”，嘉惠学林不少。
在自序中，作者将本书的着重点概括为“西学东渐”这一中国习语。而在引言中，又运用了“文化传输”（Kulturtransfer）这一西方概念。具体而言，本书的核心问题在于“德国军事教官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第9页）。至于研究手法，作者称之为“微观历史”。在序言末尾，作者强调，“希望读者把那些教官作为个人看待，而不当作某一个国家的代表（其中绝大部分人来华的目标是为了成全自己，而不是为德国做贡献），斟酌一下小人物在全球化历史潮流中的角色”（自序，第4页）。这里所谓的“小人物”，即一群在中法战争期间来华的德国军事教官，作者略带调侃地称之为“文化传输的步卒”——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兵种是步兵。
本书除引言与结论外分为八章。第一章“‘军事顾问团’的成型”叙述了这批教官受聘的来龙去脉。从1870年起，陆续有四名德国军人应聘来华，其中三位炮兵军士属于克虏伯公司的“售后客服”，而退役炮兵少尉汉纳根则是由天津海关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推荐给李鸿章的。1883年，两名海军军官来华教授鱼雷技术，是为德国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批教官。但在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们由于德国奉行中立政策而被召回。尽管如此，清政府驻德公使李凤苞还是向李鸿章提议“雇德兵官五十人赴华”。除了军事目的之外，李凤苞的用意还在于通过此举促使法国疑心德国支持中国（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在他的操办下，共有二十四名德国军官、军士、士兵与文职人员分为三批，于1884年11月至次年1月抵达中国。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已经退役，但也有预备役与现役人员——这是与德国的中立政策相抵触的。不过，这些行动本来便没有经过德国政府，德国政府对这些军人剥夺国籍的威胁也只是流于空谈。另外，其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防务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通过李凤苞及其后任许景澄聘用了七名德国军事教官。除去一位身份不详的军士，这三十名来华德国军人便是本书的主角。他们当时被在华英文报刊嘲讽性地称作“俾斯麦的使团”（Bismarck's Missionaries），这便是本书题名的由来。
第二章“19世纪的幸运骑士”（按：此处“幸运骑士”原文为Glücksritter，一般意译作“冒险家”）概述了这些德国军人来华的个人原因以及最初的在华体验。作者首先指出，“对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军人来说，去中国工作无疑意味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冒险”，“只有很少几位军官是为了效力中国而告别故土的，大多数应聘的军人仅仅是想在非军事的民间劳动力市场上寻找新的发展机会”（48页）。说得更直白些，大多数人是冲着优厚的待遇前往中国的。在这里，他们的薪酬较之在德国服役时可增长四倍左右。对原本收入低微的军士们而言，这样的高薪尤其诱人。另外，中国并不像德国那样严格区分军官与军士的地位，“官”与“弁”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在华服务的德国军士，也可以享受到相当于下级军官的礼遇。当然，也有人抱着特殊的原因，如在故乡“社死”而不得不另觅出路，或者企图通过参与中国的军事改革平步青云。不过，在大多数人的目的地——天津，他们的经历往往并不愉快，个中原因包括生活环境恶劣、社交成本高昂以及合同未能完全兑现，作者将其描述为“天津的幻灭”。
第三章“昂贵的训练师：德国教官与中国军队”开始讲述德国军人在天津的工作。在这里，他们所服务的单位主要是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与练军。作者指出，这些部队“是一些富有战争经历，并且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军队，即使是一种缓慢拖沓的现代化进程”（80页），其指挥官则“具有长期战争经验和充满自信”（89页）。书中举出的典型代表，是淮军的主力之一盛字营（或曰盛军），统领周盛传“是一位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老指挥官，拥有比大多数德国教官更多的作战经验”（91页）。这样的嚄唶宿将，自然难以信任从天而降的洋教习。其实，周盛传绝非一味守旧，相反积极引入西式武备与操典，并延请留德归来的淮军军官查连标执教。但他认为，既有的“西法”已经足够，用不着德国人再来指手画脚。同时，德国人也并不了解这些部队的情况，又往往带着西洋式的傲气发表议论。结果，双方宾主不甚相得。在这一章中，作者已经给出了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使团’没有给中国军队带来彻底的改革。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仅仅导致了一些混杂形式的出现，而没有形成真正的整合。”（108页）

清朝政府编练新式军队时，新编练的江南水师鱼雷艇官兵。

第四章“‘海军将军’式百龄与中国舰队”、第五章“‘面包师将军’：李宝少校与天津武备学堂”、第六章“快乐的鱼雷：马驷其人其事”分别以个案形式描述了三名德国军人在华服务的经历。首先登场的式百龄（Sebelin），在三十名军人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在德国官拜海军参谋部少校，因应聘而主动退役）。他的使命本是押运新近从德国伏尔铿船厂竣工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来华，但由于德国保持中立，两舰直到战后方才启程。于是，他先行来华，被李鸿章委派指挥北洋水师的“超勇”“扬威”两舰，又率舰南下，与南洋水师统领吴安康共同指挥南北洋混合舰队。这支舰队的任务是打破法国海军对台湾的封锁，但式百龄对此极为抵触，一再抗命。恰逢朝鲜甲申事变爆发，李鸿章命令式百龄率北洋两舰前往朝鲜，算是解决了这一问题。不过，式百龄与中国官员的关系由此逐渐恶化。至1886年，式百龄终于辞职。作者认为，这一案例反映了洋员在华工作的两大问题：其一，清政府往往大方地授予洋员与实际权力不符的荣誉军衔，让他们错误理解自己的身份；其二，洋员需要处理与中国同僚的人际关系。同时，作者也结合这一案例指出了洋员在华工作的两大特点：其一，洋员的个性是决定他们能否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式百龄的张扬性格使他难免碰壁；其二，不同列强的军事制度在引入“西法”练兵的中国形成了竞争，式百龄以德式训练取代英式训练的企图，因后者在中国海军根基深厚而归于失败。
第五章的主角李宝（Carl Friedrich Heinrich Pauli）是一名曾参加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的退役炮兵少校，担任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教习，其工作成绩颇获李鸿章的好评。他在华服务时与中国同僚的关系相对融洽，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在当时的德国来华军人中甚属罕见）。不过，他的麻烦来自德国人自身。由于私生活问题（如家暴），他在天津的德侨圈子里口碑恶劣。这个圈子的头面人物是甚受李鸿章器重的德璀琳，他一直在明里暗里排挤李宝。这种排挤不仅出于个人恶感，更是旨在为德璀琳的心腹汉纳根腾出位置。作者指出，“德璀琳和他的门生及未来的女婿汉纳根代表着老牌通商口岸精英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并不必然与民族国家利益相一致”（198页）。初来乍到的洋员与这样的老牌“中国通”，在天津尤其容易爆发矛盾。因为在当时，“就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而言，没有一个地方像在天津那样紧密，也没有任何地方有那么多外国人讲中国话。没有一个地方像天津那样，贸易与政治紧密纠结在一起；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党派团体能涉及这么多国家”（156页）。另外，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von Brandt）也对李宝出手打击，原因是他与巴兰德的对头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走得很近。来自同胞的明枪暗箭，使得李宝在合同结束后只获得了半年的续聘。结合地域特点对人际关系的细致叙述，可谓本章最为出彩的部分。
第六章的舞台转向了广州。海军鱼雷少尉马驷（Ernst Eduard Wilhelm Kretzschmar）军阶甚低，却是极少数在中国得其所哉的德国军人之一。他起初在张之洞创建的黄埔水鱼雷局任职，后来转入北洋水师，甚至做过颐和园的电气技师，甚得各位雇主的赏识。广州不像天津，没有盘根错节的德侨圈子，也没有不好伺候的中国上司，但德国人实在吃不消这里的气候。不到两年，七名德国教官当中便有两人病故，另有两人因病被解聘。而马驷不仅挺过了酷热的折磨，也学会了中国官场的处世之道，在黄埔水鱼雷局工作了十一年之久，被公认为德国教官的样板——罕有的样板。
第七章“‘客籍劳工’：外国人在中国的从业活动”着重围绕“俾斯麦的使团”，从宏观角度审视了清政府对洋员的聘用政策，诸如薪酬、管理、合同与授勋。如前所述，这些来华军人的薪水远高于他们在德国服役时，军官月薪为两百至三百两白银（李宝等少数人可达五百两），军士则为一百至一百二十两。整个“使团”的开销，大约在二十万两以上（约合一百多万马克）。不过，仅靠高薪当然不能让德国人服服帖帖地做事。作者注意到，清朝官员在讨论对洋员的管理时经常使用“驾驭”一词。相对而言，来华后待遇一步登天的军士更容易适应中国的环境，或者说更容易接受“驾驭”。由于清朝官僚体系中重文轻武的现象，军官们却往往觉得地位有所下降，因而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本章接下来还讨论了洋员合同制度的成熟。洋员的雇主们起初往往倾向于避免签订合同以图方便，后来才逐渐认识到拟定一份严密的合同对自己是有利的。最后，作者颇为重视清朝宝星（勋章）的价值：“对于想要重返德国的教官来说，勋章是一个足以展现其勤奋努力的可见的和可佩戴在身上的标志，因此，它比在欧洲无法展示的中国军衔更为重要。”（270页）
第八章“远离中国：30位原教官的宿命”总结了这批德国军人的在华经历与日后去向。一部分人在一年的合同期满后返回德国，有的重返军队，李宝后来还在秘鲁和洪都拉斯担任过教官。在中国逗留更久的人，或继续从事洋员工作，或为德国在华机构服务，如高恩士（Konrad Klemens Arnold Kurt von der Goltz）日后官至德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和驻暹罗公使，郎概（Georg Lange）则做到德国驻济南领事。他们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观感，一般都不太良好，很少有人欣赏中国文化，形成“双重身份认同”。如作者所说，“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中国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插曲、职业生涯中有利于升迁的一级台阶或者仅仅是其从业并获得较高收入的一部分”（272页）。
总之，这三十名德国教官在中国扮演的角色都只是工具人，产生的实际影响是“极小的”（304页）。相对重要一点的成果，是其中若干人对天津武备学堂与黄埔水鱼雷局学堂的贡献。不过，它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远远不能和日后的新式学堂相比。作者因而将笔锋转向这些学校，在本书结尾处写道：“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比他们的父辈和教师更了解外国。他们成了文化间的真正中介。”（309页）这似乎预示了作者下一部专著的主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

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会见李鸿章

在中文版自序中，作者自陈，本书既不是伟人史，也不是社会文化史，甚至被人批评为“不伦不类”。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但不认同）这种批评。毕竟，若非关注中国近代军事史或中德关系史，恐怕没有多少德国读者会对一群籍籍无名的“步卒”产生兴趣。在描述这些小人物的过程中，作者没有套用多少理论，而是展示出了极为扎实硬朗的实证功夫，笔者认为这是本书的最大优长。本书运用的德方史料，最重要的当属德国联邦档案馆、外交部档案馆、克虏伯历史档案馆所藏未刊档案，此外还有大量私家记载，如若干德国教官撰写的报刊文章或小册子。中文史料的运用相对较少，但以二十余年前的条件而言已属难能。书中对中文论著的广泛征引，亦可反映作者对中国同行成果的积极吸取。
作者指出，德国军事教官大量来华工作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898年才告终”（14页），而本书叙述的内容只涵盖了这个时代的前半部分。笔者因而暗自遗憾，以作者的深厚功力与朴实学风，若将前述《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一文扩写成一部全面的专著，定然是更加值得国内学界欢喜赞叹的。1890年代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曾有不少亮眼的表现，诸如德国洋员在甲午一役的奋战，汉纳根的宏大练兵计划，江南自强军的建立，湖北武备学堂的创设，乃至德俄教官在直隶、德日教官在湖北的竞争。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足够细致的探讨。而且，作者在《概况》一文中，曾略微提及十九世纪在奥斯曼、日本、拉丁美洲工作的德国教官，显示出宽广的视野。除去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校任教的梅克尔（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少校，国内学界对这些情况几无了解。如果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拜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若干或可推敲之处。另外，本书的译笔极为流畅，令人钦佩，不过老虎难免打盹，亦有一二可商之处，在此合并开列于后，谨供读者参考：
21页，注释①中的“岳文堂（Yue Wen-tang，音译）”其实是前文提及的余文堂教授（鲁尔大学博士，曾任中兴大学历史系、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27页，“巴兰德和李鸿章均不在岗位上，他们都度假去了”。此处将李鸿章不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原因称作“度假”，恐怕不妥（李鸿章于1882年4月丁忧解职，次年7月在服中署理直督，1884年9月重授）。
33页，“自1884年初成为督办闽海军务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有误。左宗棠于光绪1884年2月因病免去两江总督一职，6月授军机大臣，9月奉旨督办闽海军务。
35页，“德国方面由此获得了一个让其海军部队到东亚海军站战船进行轮值的机会”。“东亚海军站”（原文似为Ostasiatischen Marinestation）在此译作东亚舰队为好，正如英国海军的China Station通译为“中国舰队”而非“中国站”。
39页，“庚应泰”应作赓音泰（汉军镶黄旗人，时任清政府驻德使馆翻译官）。
45页，“先是有两名军官和一名军士在1885年12月初到达广州”。参照引注与上下文，此处“1885年”应作“1884年”。
85页，“到1864年，炮兵营的数目增加到10个”。此处数字似有误。据王尔敏先生统计，淮军在1864年苏常战事结束后共有炮队六营（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2008年版，85页）。
115页，“邓世昌同样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也曾作为第一军官从英国接运扬威号军舰回中国”。此处“第一军官”（对应英文似为first officer，即大副或副舰长）似应译作副管带。
120页，“较旧较差的澄庆号和驰远号”。此处“驰远”为“驭远”（南洋水师巡洋舰）之误。
183页，（荫昌）“1901-1905年任驻德大使”。此处“大使”应作公使，清朝与他国始终没有真正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203页，“张之洞没有管辖原有军队指挥官的权威，他不敢在旧军队当中进行改革”。此处引注为《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查原文，相关内容似为“若欲督责诸将领，骤令就我绳墨，颇有所难”一句。此句固然说明了西法练兵的困难，但若说张之洞“不敢”改革，无乃太过；若说他无力管辖所部将领，更是小觑了总督的权限和张之洞的强势性格。
245页，“《总督衙门来信》（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似应回译为该书中文名《张文襄幕府纪闻》。
265页，（张之洞）“从未为其外国员工奏请哪怕是一枚双龙宝星”。此处说得太过绝对，也忽视了张之洞对外态度的前后转变。譬如，张之洞1899年曾奏请赏给湖北武备学堂德籍教习何福满（Friedrich Hoffman）二等第三宝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一百二十五册，273-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