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305天后，他还活着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不教课，选择徒步进大山，穿坏17双草鞋。经历过山洪、火灾，跌落过悬崖命悬一线。

为省钱，雨林山洞是他的地铺，布衣是他的棉被，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没办法了，猪食也吃。

他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魔芋。

他叫何家庆。

1998年2月的一个清晨，何家庆给妻子和女儿留下这封信后，揣着攒了10多年的27720块钱，一封学校介绍信和一张刊登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穷县名单的光明日报，孤身一人起程。

这之后，何家庆就“失踪”了305天。

何家庆给女儿的信中写到：

何禾吾儿，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带了一只不太听得见清晰的耳朵和病痛离开了你和妈妈，此次之行，我思索良久，准备十余年，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区更糟糕，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倘若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的最后交代。

305天的西南之行是饥寒交迫、血与泪、生与死交织而成。人迹罕至的西南山区到处暗藏杀机。

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和桂北山村里，他两次夜宿山洞，被毒蛇咬伤，腿肿得发亮 ，20多天抬不起来，还好自己懂中草药才挽回一命。

在广西百色穿越树林时，与一群硕大的飞鼠搏斗，飞鼠疯狂啄咬他的身躯。

深山老林，饥饿难当，他曾讨过猪食，吃过发霉长了虫子的饼子。身上钱花光了，靠乞讨为生熬过两个月。

死神几次与他擦肩而过，乘坐的中巴车被洪水困住，从车窗爬出不到10分钟 ，汽车被洪水冲走，车上27人全部遇难。他遭遇车祸17次，大难不死。

扶贫的路并不平坦，热情者有之，冷淡的也不少。人为的伤害并不比自然灾害轻。

“你要干什么?”那官员翻翻眼打量伺家庆。

“扶贫。”何家庆赔着笑脸。

“扶贫！关你什么事！”官员冷冷地低下头仍然去看他的报纸。

他不恼，但气偾。这样不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如何能改变山区的落后状况。他知道那些种魔芋的芋农们等着他，需要他。

令何家庆欣慰的是，真正的山区芋农把他当亲人、当救星，称他是“农民的教授”。

五里乡站长一把拉着他的手说：“你真是及时雨。”

也许是山区的百姓太需要了解这样的技术知识了，他们总是听到很晚都不愿意离开，何家庆经常从白天讲到深夜，最长的一次连续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

他甚至永远忘不了重庆市酉阳县青华乡乡亲们。

劳累过度的何家庆发高烧，农民陈远长杀了自家唯一一只老母鸡煨汤给他补身体。烧退后，何家庆执意要走，老奶奶把孙子拉过来对何家庆说：“好人啊，你对山里人有大恩，让孩子 给你磕个头吧。”

人群中许多人在哭泣。看何家庆身体太弱了，几名大汉硬是把他抬、背送出40里地。

何家庆把接纳他的各地介绍信粘贴在一起，足足超出5米，那里浓缩了他的西南足迹。

12月28日，带着浑身伤病的何家庆回到合肥，此时的他体重只剩40公斤。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回到家，直到晚上才回家，他像散了架，一睡就是个把月。

305天里，何家庆跑遍了8个省区426个村寨，3万多公里路途中靠双腿走了8000多公里，沿途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办培训班 262次，受训人数逾2万人。同时指导了57家魔芋加工企业。

“魔芋大王”的称号自此响遍全国。是什么支撑他孤身一人闯荡大西南？

再往前追溯，1990年，命运给了他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到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这才让他结识了魔芋。

1990年6月，何家庆到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

对当县官，何家庆明白，县长过去是“知县”，知县就是知县情。

挂职3年，他骑自行车或步行，天天忙着爬山头钻树丛，700公里，跑遍了23个乡，到过所有的山头，采植物标本1536件。他被百姓形容为“跑山县长”。

元旦前，他写出了15万字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一书，破天荒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绩溪县野生植物资源展览。

县民们顿悟了，穷山原来并不穷，只缘身在宝中不识宝。老百姓说何县长办了件大好事，把家底摸清了。

“跑山县长”自费购买魔芋种，在绩溪31个地方试种400 多亩。丰收时节，芋农平均收益2000元。

自此，百姓对他的称呼也从“跑山县长”更名“魔芋县长”。

百姓的疾苦时刻挂在何家庆的心头，1991年绩溪遭洪水灾，他冒着生命危险，顶狂风暴雨，四处奔波指导救灾，几次晕倒在洪水中，一个月水中行走，使他染上了血吸虫病，终生未能治愈。

在水灾严重的荆州乡松烟塘村，他捐出刚报销1000元差旅费，他在留言中写道：“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活，我有一份责任，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却有一颗火热的心。”

童年贫穷的生活，磨炼了何家庆顽强的意志。

一家人靠父亲拉板车挣钱度日。何家庆选择到农村去插队，当农民，直到1972年被调到安庆医药公司，迎着上大学的风潮，又把他推到安徽大学生物系去学习。

在安大，图书馆是他唯一有兴趣呆下去的地方。每天总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出馆。

他并不满足书本上的知识，他想到大别山去，到实践中去认识、发现和掌握活生生的植物形态，揭开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奥秘。

1910年法国传教士F·Courtoris曾到过大别山白马寨采集了500号标本。此后，虽有人考察，但都只涉足局部地区。

何家庆为考察大别山默默地准备着，尤其是上万元的资金，对月收入几十元的教师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结婚是人生大事，他也只是凑合一下，六七年下来才攒了3000多元。

80岁高龄的父亲知道了儿子的心愿，不顾年迈，从安庆赶到合肥雪中送炭。

打开父亲的包，何家庆惊呆了，4000元钱是一大堆10元、5元、2角、1角的票子，显然是老父亲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与钱在一起的还有烟盒上的帐单，上面记着何家庆上学期间国家、老师、同学的资助。

在帐单的后面，父亲写道：“读共产党的书，拿共产党的钱，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长后要成顶天立地之业，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老父的教诲，倾其全部积蓄帮儿子做一件大事，何家庆铭记在心。

1984年3月20日，何家庆走上考察大别山之路。

从1984年3月到11月，何家庆从大别山最南沿出发，历经3省19县，行程25368里，沿着山脉采集、观察、实地搜集资料、记录沿途采访，前后共225天。

途中的艰难困苦，是坐办公室的人难以想象。阴雨连绵，劈雷闪电，悬崖洪水，野狼出没，都与性命攸关。

水沼里的蚂蝗，草丛里的“皮虱”，也埋设着一道道“陷阱”。暑热、风寒、饥饿、疾病，225 天，随时可以让何家庆倒毙在大别山的荒山野岭。

一次，何家庆攀登层峦叠嶂的大别山主峰，中途一滑，衣服划破，膝盖磨烂，他一下跪在悬崖上，上下无力，两只手紧紧抠住石缝，求生的欲望使他大叫救命。危急关头，一位猎人冒生命危险解救了他。

他在桐山考察，晚上落住在农民的牛棚里，户农发现了他，硬是把他请回家住，知他有学问，是大学老师，求教不停。

从大别山回来，何家庆的性格变了，变得更内向、更沉默了。妻子以为他在山里呆得太久，与人沟通少，变孤僻了。慢慢才感到，何家庆对生活的欲望比以前更淡然了。

何家庆总是穿着一件外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足矣。常挂在嘴上一句话“该知足了，看看山里的穷苦农民怎么生活，我们这是在天上过日子。”

225天的大别山生活，山区人民的真诚与困苦，像刀子刻在何家庆心里，让他难以摆脱。

在他就要摔到山崖下粉身碎骨的时刻，山林里的猎户援之以手；当他生病偷偷住进山民的牛棚时，是山民扶他躺在床上，端汤递水。

这个经得住大自然霜刀雨剑的硬汉子，在这些父老乡亲的真情与苦难面前，却心软得像个孩子。

爷爷拉黄包车，父亲拉板车，弟弟妹妹拣破烂。何家庆，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

何家庆的家住在安徽大学教师宿舍楼里，这个60多平的老房子里，家具只有简单的几件，都是三四十年前购置的，在卧室的门背后，挂着两件崭新的衣服，这是十几年前妻子给他买的，但他却一次也没有穿过。

夜里，他能闻见那草木的清香；清晨，一睁眼似乎能看见那些草木摇曳。

后来，系里另给了房子，标本被转移出去那一天，何家庆在雨里失魂落魄，痛哭许久。

如今，居住条件成了两室一厅。女儿要考大学，独占一室，妻子为了不干扰丈夫工作和休息，便把客厅做卧室。

厨房的碗柜改制成书柜。因为何家庆的父亲留下的遗物唯一可以装饰那柜子的，是一排扭扭捏捏的牙膏盒钉在门腰上，里边分门别类的插着一些写字、画图的圆珠笔和钢笔。

供何家庆著书、备课的一张漆色斑剥的三屉桌，摆在阳台上，桌子上是书稿和教案。很显眼的一个纸盒里，杂陈着一把铅笔头，长的不过三、五公分。这是女儿做作业用剩的，何家庆拿来再用，手捏不住，就插在一枚子弹壳里继续写。

一切，都透露着一种与这个繁荣与奢华时代的距离。

如果说，知识可以转成财富，这段距离在何家庆身边可以说是很短的。

他尽可以到处去讲魔芋的栽培、加工，事实上，有许多地方请他去讲，聘他当顾问，何家庆从来分文不取。同样的，在安徽大学，有这样一位教师下海帮农民栽种葡萄。

何家庆真傻，有人这样说。

贫困中的贫困，底层里的底层。

何家庆打小就认识了饥饿和屈辱，也认识了同情和帮助。除工资之外，也时有额外收入，每一笔都写在一个绿皮笔记本上。

那账本里还有一些折合账：

“1989年9 月13日潜山县园艺果酒厂送来板栗5斤，按市场价合10元。”

“1990年2月28日校科研处发搪瓷烧锅大小各一，价约20元。”

有人曾问过何家庆几个问题。

“你去商场看过那些时尚的商品吗？”

“没有。”他回答得很坦然。

“你记得住你那一万多件植物标本吗？”

“当然，”他回答说，“不只是记得住名字、特点、性能，还能画出他们各自的形态。”

对自己抠门却又十分大方的倔老头，他把工资、稿费、奖金全部攒了下来，花在了一次次的自费调研和考察中。

2001年、2009年，他还向春蕾计划捐赠了20万元，资助贫困女童读书。

我羡慕他是个最富有的人。他的精神是超值的财富。

人们总以不解或嘲弄的口气看着何家庆穿着一件1972年做的中山装上衣。

黑色卡其布已水洗日晒变成淡灰，他依然不肯脱下扔掉，没有人知道那其中的秘密。

那一年，父亲拉着板车上坡时，车太重，脚下一滑，摔倒了，沉重的车辕压断了老人的四根手指。他咬着牙，爬起来，把车拉到目的地。

何家庆报以一笑，“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对父亲的感情。我哪能为迎合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了我心里面的东西。”

几十年来，这件衣服里珍藏着一份宝贵的情感和一个做人的道理。

2000年至2001年，何家庆头顶桂冠身置花丛。他共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等证书11个：被评为教授；

拥有了“魔芋研究开发中心”和科研资金65万元。省教委给他奖金5万元。

何家庆一夜翻身，“怪人”何家庆成为“名人”。有记者问他“是怎样的激情使你坚持这么多年?”

何家庆答：“不是激情是感情。激情是短暂的，感情是长期的。”

何家庆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无法进食，只能用汤勺喝水，打营养针维持生命。即使这样，他还是躺在病床上尽力写调研报告。

这是何教授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段视频(画面)，也是他给贫困山区留下的最后一份礼物。

这，或许是朴素到极致的“学痴”教授何家庆留给世间最后的光明。

在知识精英、各色大牌资本家云集各种“峰会”的喧嚣中，何家庆却怀揣着一颗火种，寂寥和执拗地走向农民兄弟望眼欲穿的地方—在贫困的西南山区亲手扶贫。

何家庆就像一个先行的殉难者、一个苦行僧、一个无畏的骑士、一个浪漫的歌手。在努力接近何家庆的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自身或者说是普通人与他的巨大精神差距。

何家庆生前说：尽管我很累，但是我精神上是愉快的，希望我所做的这个事情，能够引发更多的人来关心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更多的人关心贫困山区的经济发展 。

一个纯粹的人，就这么走了，但他的精神之光，永远不熄，如同他捐出的眼角膜光明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