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的一大罪魁：被严重美化了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

由冯小刚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1942》上映之后，由于题材新颖，一度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注意，但是，人们也在该电影中发现了几处谬误：

电影中称，《大公报》因报道饥荒，被国民政府处分，停刊3日。但事实上，《大公报》停刊并非因为那个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批评国民政府限制物价政策失败。

电影暗示观众，当时国民政府封杀了各大报刊对饥荒的报道，而事实上，国民政府并无此举，当时《新华日报》至少就此事发表了40篇文章。

在电影中，蒋介石因为看到了外国记者白修德拍摄的照片，才迫于压力开始救灾，但事实上蒋介石从未见过白修德。而在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有救灾的措施了。

电影中说河南延津的百姓在国民政府的治下要饿死了，是日本人“救了”他们，但是事实上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百姓是在日占区被饿死的。

电影中另一个较大的错误是，他把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对于灾情的反应颠倒了，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谈到。

李培基和蒋鼎文

李培基于1942年1月20日出任河南省主席，对于42年饥荒的发生，他并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在处理该如何应对灾情这个问题上，李培基却犯了重大的错误。

李培基当初因身负蒋介石的信任升任河南省主席，所以他不愿向中央报灾，这正是导致赈灾工作迟迟没有进行的原因。

42年7月，《河南政治》上刊载文章《吾人应有之忍耐和努力》，文中明确提出应该以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减轻民众的负担。

在这种“顾全大局”的思想下，李培基在给中央的报告的中谎报了河南的灾情，而身为第一战区司令官的蒋鼎文则如实上报。这两份相互矛盾的灾情报告，导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灾情的估计严重不足。

蒋鼎文曾号召士兵每天少吃二两缓解百姓压力，并表示希望政府从外地调粮，他派人去重庆找何应钦报灾，但是地方政府都没有报，军队的报告显然无效，而两个报告出现分歧，政府当然也以地方政府的为准。蒋相信了李培基谎报，训斥了蒋鼎文那份较为真实的报告。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派张厉生等人前往河南调查，得知河南情形如此严峻后，张厉生在大会上当众批评李培基说：

我们没到河南时，只知道河南有灾，却不知灾情严重到如此地步，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

李培基依旧不知悔改，还请大家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承诺自己会想办法。遗憾的是，他在1944年才被免去河南省主席一职。

李培基身为一省行政长官，不能为本省百姓发声，反而自作多情，以瞒报的方式替中央政府“分担压力”，以至于赈灾过晚，灾情扩大，实为42年饥荒的一大罪魁。

天灾还是人祸

42年饥荒，有天灾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人祸。

所谓的天灾，一方面是指1941年底到1943年春，河南只有少量的降雨，农业因旱灾而大量减产和绝收。另一方面，42年秋天蝗灾席卷河南，导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而人祸则是：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3省受灾，黄泛区内沙丘林立，农田被毁。每年汛期，洪水倒灌，洪水过后又有蝗灾，农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42年河南确实发生了旱灾，但是这个旱灾如果不是有人祸的加持，显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另外一大人祸在于国民政府吏治的腐败，当时其基层干部贪婪成性，为了征粮不顾百姓死活，各地乡绅眼看灾情泛滥却见死不救，各级赈灾官员借此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包括还有李培基这类毫无作为，欺上瞒下的官僚。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抗战的大环境下，政府实行限价政策，河南政府压低粮食价格，导致粮商不愿把粮食卖到河南，大量灾民空有钱财却买不到粮食，这也是灾情迟迟没有缓解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