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顺利离婚，顾维钧让原配抄写4份协议，22年后想补偿遭无声拒绝

顾维钧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在外交界颇负盛名。巴黎和会上，31岁的顾维钧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据理力争，虽无力改变结局，但与中国代表团顶住压力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让国人扬眉吐气。

谁说弱国无外交？国弱也要争一争。顾维钧身体力行在外交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为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而努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都说，一个男人的成功离不开他背后的女人，顾维钧尤其如此，他能在外交界大放异彩，能官运亨通与他生命中的四位夫人有很大的关系，不得不说，他选择妻子的眼光是极好的。

当然，对于这四位夫人，世人大都只知道与他结婚三十多年分道扬镳的黄惠兰以及照顾他安享晚年的严幼韵，而对于原配张润娥和第二位夫人唐梅多半是不熟知的，尤其是原配张润娥。

很少有人知道顾维钧的这位夫人，别说是外人了，即便是顾维钧，在他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中提到这位原配，甚至都没有说她的名字，只说她是中医界老前辈张聋的侄孙女，而对于和张润娥的这桩婚事，顾维钧从一开始就是抗拒的，尽管后面成了婚，两人也是有名无实。

顾维钧出生于1888年1月29日，那个时代的婚姻还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顾家也是如此，顾维钧上面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秉持的也是这样的婚姻，应该说当时大部分的婚姻都是如此，按照顾维钧父母的规划，顾维钧的婚姻也当如此。

实际上，自顾维钧11岁开始，父母就开始为他相看媳妇，媒婆也络绎不绝到顾家提亲，顾维钧的父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至少其母早早就开始就提亲之事试探顾维钧的看法，当然，当时的顾维钧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对婚姻并没有兴趣更没有自己的看法，他确实是没有考虑过婚姻大事。

不过为人父母总是想得更多更早，尽管顾维钧没有想法，但其父母显然是很重视的，在众多的提亲中，其父母对张聋的侄孙女、张衡山的独生女张润娥动了心。

张聋是当时中医界的权威人物，张润娥的父亲张衡山也是一名中医，张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医世家，张润娥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小就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来抚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真是贤妻良母的典型。

张衡山也是很早就开始为女儿选择夫婿，1900年的夏天，顾维钧从上海英华学院读书放了暑假之后，患上了疟疾，每隔一天浑身发抖，接着发高烧，食欲不振，张衡山就被请到了顾家为顾维钧看病。

张衡山每天下午都去给顾维钧看病，因着病情严重，这病断断续续3个月才好，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张衡山看中了顾维钧。

张衡山虽然是一名中医，对面相也有一定的研究，他认定顾维钧不是一般人，将来必然会有大成就，于是就想让自己的独生女张润娥嫁给顾维钧，结两姓之好，他回去找了媒婆上门提这件事，张家和顾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张衡山和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又是朋友，因此顾维钧的父母对这桩婚事很满意，于是12岁的顾维钧和10岁的张润娥就订了婚。

按照传统来说，订婚不是一件小事，有既定的程序和仪式，是传统、是陈规，处处透着陈旧，顾维钧不喜欢，他甚至不知道同他订婚的女孩子长什么样、有什么性格、学识如何，对于她，他是全然陌生的，他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她不应该缠足，她应该进新学堂。

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婚姻于他还很远，很快，他就继续投入到学习中去，1901年他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学院读书，1904年，他又赴美留学。

有说法是，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张衡山对女婿是极为支持的，这种支持不仅是口头上的支持，更有财力上的支持，当初顾维钧从上海英华学院毕业后，顾晴川就打算让顾维钧学习商业，将来做点生意，但张衡山觉得顾维钧将来会有大成就，因此反对顾晴川的决定而资助顾维钧进入上海圣约翰学院读书，后来张衡山又卖掉了一部分祖产供顾维钧赴美留学。

当然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他只说赴美留学的时候，是父亲顾晴川婉言谢绝了两江总督端方提供的官费而自己负担了儿子的费用。

不管怎样，1904年的8月，顾维钧、孙嘉禄等一行七人赴美留学，自此，接受西方思想的顾维钧和恪守传统的张润娥之间的差距彻底拉开。

去了美国的顾维钧就像是鱼儿进入了大海，如海绵一般吸收着新知识，哪里还有心思去想与张润娥的婚事？他先是在纽约州库克学院读英语，然后第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去美国留学后，顾维钧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学业中去，对校内的生活和校外的活动都很感兴趣，很是忙碌，就一直没有回家，到了1908年顾维钧大三的时候，顾晴川给顾维钧写信，说自己年老了，家里五个孩子只有顾维钧还没有结婚，催促他毕业之前回家结婚。

这封信几乎就像是一盆凉水浇下来，让顾维钧浑身冰凉，这个时候，顾维钧才想起来自己已经订婚了，但其实他根本没有想过婚姻，他的规划是先自立，等毕业之后进入职场再考虑婚姻大事，没想到父亲一封信让他不得不正视这件事。

但顾维钧向来有主见，他回信拒绝了父亲的要求，随后父子俩频繁书信往来，谁也说服不了谁，陷入僵局，后来顾维钧的大哥以调解人的身份给顾维钧写信，目的自然也是想让顾维钧回国，他将张润娥的情况都告诉了顾维钧，强调张润娥漂亮又聪明，很配得上顾维钧，是不错的终身伴侣。

然而这并不能说服顾维钧，顾维钧提出最好让张润娥放脚并进入新型学堂学英语，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这并非顾维钧对张润娥这个未来的妻子有什么期待，只是觉得当时的女子合该如此，仅此而已。

在和大哥通了几封信之后，顾维钧知道父亲对他的拒婚很烦恼，于是退了一步：暑假可以回国，但回去后不结婚，只把结婚的事情商量一下。在得到顾晴川不会强迫他结婚的约定后，顾维钧就在1908年的暑假回了国。

顾维钧以为回国不会被强迫结婚，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在父母看来，为儿女安排婚事是他们的责任 ，尤其是当他们老了，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履行这种义务，让子女成婚。

只有子女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父母才可能喘口气，才可能颐养天年。只要子女一天不结婚，父母就会一天提着心，顾维钧纵然学识渊博又有雄辩的口才，然而在这件事上也只能一退再退。有意思的是，当顾维钧从美国转道欧洲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发现：

“上海是多么落后，要使国家和人民赶上海外的生活条件，该做多少事情啊，虽然我很高兴见到父母、兄弟、姐妹，我却有一种失望的感觉，同时也产生投身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愿望。”

顾维钧在想着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而他的家人想的是他的婚事，这让顾维钧纵然才华横溢也生出无力来。

等他回到家之后，父母就婚事和他展开会谈，很显然，会谈进行得很艰难，依旧没有结果，他们最后一次就此事进行商谈的时候，顾维钧固执己见不肯结婚，顾晴川怒气冲冲的离开了房间。

离开的顾晴川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默默垂泪，一边拒绝进食，他在用自己的方式逼迫着顾维钧，这个时候，顾维钧的大哥再次站出来成为调解人，负责说服顾维钧，最终顾维钧屈服。

于是顾家大张旗鼓地开始准备结婚事宜，一切都按照传统的风俗来，顾维钧并未放在心上，仿佛结婚的不是他，他访朋会友，出入书肆，我行我素。

等到成婚的那一天，顾维钧依旧没有什么改变，就算是新娘子快被迎进家门的时候，顾维钧还站在二楼看着迎亲队伍，仿佛就是在看别人成婚，冷眼旁观着。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大家才找到顾维钧，将顾维钧从二楼拉下来，给他换上正式的礼服，然后举行婚礼。

有意思的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当司仪让新娘新郎互相磕头的时候，两人都站在那里不肯动弹，按照当地的风俗来说，谁先下跪谁就会在婚后受制于另一方，因此两人事先都被告知不要着急下跪。

新娘子自然不愿意嫁进顾家就被丈夫压制，而顾维钧本就对这桩婚事不感兴趣，于是两人谁也不肯屈服。但程序总要走下去，在司仪喊了几遍之后，两人同时弯了弯腰，才算是完成了这一项。

这个插曲似乎谁也没有放在心上，婚礼照旧，等到全部仪式完成之后，所有的宾客也都陆续离开新房，准备让新娘和新郎休息，就在这个时候，顾维钧跟着宾客一起离开了新房，他并没有离开家，而是直接去了楼下母亲的房间睡觉。

新郎失踪这可是大事，伴娘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最后还是顾维钧的大哥找到了顾维钧，但顾维钧不肯离开，于是原本的洞房花烛夜成了空，新娘在楼上的新房独自睡了一晚，新郎在楼下母亲的房间独自睡了一晚。

很难想象，那个夜晚，张润娥嫁进顾家的第一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彻夜难眠，躺在陌生的床上辗转反侧？有没有独自垂泪，在陌生的屋子里呆呆地望着窗外过了一夜？

而这一切都不是顾维钧这个丈夫会关心的，他就一直睡在母亲的房间，直到几天后他的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她说她要用自己的房间了，让顾维钧赶紧回到新房去。

顾维钧回到新房之后也并没有和张润娥睡到一张床上，他直接睡到了躺椅上，对此张润娥明显是吓了一跳，她不是感觉不到顾维钧的不喜欢，但她无力改变什么。她让顾维钧到床上去睡，顾维钧直接说大床是给张润娥一个人准备的。

张润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丈夫这是拒绝和她同房，她沉默了一会，对顾维钧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单独睡，她可以睡躺椅，把大床给顾维钧，就这样，两人同住一室却离得很远，有名而无实。

当两人共处一室的时候，连空气都是压抑的，她在想着怎么让丈夫改变对她的看法，怎么孝敬公婆，怎么相夫教子，而他在想着怎么尽快回到美国，离开这个让人窒息的家。

然而让顾维钧想不到的是，当他要回美国的时候，顾晴川让他将张润娥带上，顾维钧没想到自己一退再退，父亲却还一再相逼，然而顾晴川有自己的理由，他说：

“你要是在婚后不久，就甩下一切不管，把年轻的媳妇也甩下，人们该怎样议论呢？你必须记住，她是她家的独生女，是她父母的眼珠子。你不能就这样离开她。”

顾维钧再一次妥协了，他带着张润娥去了美国。对于去美国这件事，张润娥是欣喜的，她没有想到丈夫会愿意带着她，她听从顾维钧的所有安排，只要能学习英语，她愿意去努力，那时候的她对未来是有期盼的，她想追赶上顾维钧，希望两人最终能够成为真正的夫妻，相伴到老。

然而顾维钧显然不是这样想的，他根本就没有将张润娥当成妻子，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妹妹，他愿意照顾这个妹妹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但仅此而已。他将张润娥安排在费城的一个家庭里，这个家庭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女儿，对张润娥很好，也愿意指导张润娥学习英语。

安排好张润娥之后，顾维钧就回到了纽约学习。两人并不住在一起，甚至不住在一个城市，不过顾维钧并没有丢下张润娥，只要有可能，顾维钧就去费城看望张润娥，每逢假日，他都会带着张润娥出去吃中餐或者看看电影，再者去外面散散心。

每当这个时候，两人从来不谈论他们之间的婚姻，说的都是他们各自的学习情况以及未来，顾维钧不止一次开导张润娥，告诉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有一个职业，并尽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和民众服务。”

他也会告诉她去追求幸福，基于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而不是执着于他们之间的父母包办婚姻。

其实如果抛除两人的婚姻关系不看，顾维钧对张润娥还是不错的，然而他们之间毕竟不能看成是普通的朋友，他们是真正成了婚的夫妻，这就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无法真正平和进行下去。

1909年的秋天，张润娥到美国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她的英语进步很快，已经可以阅读报纸和简易读物，也能进行一般的会话，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美国的生活，顾维钧觉得两人可以不必再将婚姻关系维持下去了，于是他提出结束婚姻关系。

张润娥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她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之后，丈夫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她已经顺从惯了，也可以说她根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未出嫁之前，家人并未问过她的意见，就给她定下了婚事，她知道在家从父；结婚之后，她听从顾维钧的一切安排，她知道出嫁从夫。谁也没有问过她真正怎么想的，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别的想法，她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切。

所以当顾维钧提出结束婚姻关系的时候，张润娥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被动的问：“既然我们已经正式结婚，那该怎么办？”

顾维钧早就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双方自愿离婚很简单，只要签署离婚协议就可以了，在这件事上，顾维钧展示了对张润娥的尊重，他本是在费城当面和张润娥说的这件事，见张润娥提出了问题，他不仅细心解释了一番，在回到纽约之后，又将相关的文件寄给了张润娥，让张润娥自己看一看。

过了一段时间，张润娥写信要求面谈这件事，于是顾维钧再次到了费城，两人就这件事再次进行商谈，这一次，张润娥又问了一个问题，即她以后该怎么办？她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传统的大家闺秀，遭遇离婚，可想而知她对未来的迷茫。

对此，顾维钧自然觉得简单多了，他也早就想好了：

如果张润娥愿意留在美国，他会负责她娥学习费用；如果张润娥想回国，可以住在他的父母家，也可以回她自己家住，反正她是家中独女，即便是回到自己家住，相信她的父母也能给她提供不错的经济条件，而她也可以享有顾维钧家中为他们订婚和结婚而给她的所有东西，还有她的陪嫁也都属于她。

总之，在顾维钧看来，无论张润娥怎么选，她都不必为生活而愁苦，她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教书或者继续学习，她也可以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住。顾维钧认为自己对张润娥的安排已经足够了。

等他回到纽约之后，就写了一份协议草稿，然后寄给张润娥，让张润娥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不懂的地方，要不要修改等等，对此，张润娥是沉默的。

又过了几个月，顾维钧再次到费城和张润娥商讨此事，张润娥表示没有要修改的地方，如果顾维钧要在协议上签字，她也准备签，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留不住顾维钧，索性就随了他。

但顾维钧并没有直接在协议上签字，他已经怕了父母的逼迫，他已经为这桩婚姻费了不少的心力了，他不想中间再出什么意外，为了能够顺利离婚，不让双方的父母站出来阻拦或者不承认，他让张润娥亲手抄写协议，以证明离婚这件事，她完全是自愿的，而不是顾维钧的逼迫。

这显然让张润娥愣了一下，但她也只是愣了一下，她已经习惯了顺从，于是亲手抄写了四份协议，两人各自一份，双方父母各有一份。

1911年，顾维钧和张润娥分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各自留下一份后，将两份寄给了双方父母，就这样，两人“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

拿到协议的那一刻，顾维钧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自由了，而张润娥狠狠压下了一口气，她知道等待着她的其实是另一种无形的枷锁。

都说“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是顾维钧想的，他希望两人离婚之后各自去追求新的幸福，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离婚之后，顾维钧回到纽约继续学习，1912年4月被唐绍仪推荐回国，担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的秘书，这份工作持续的时间很短。

1912年6月，唐绍仪辞去总理职务回了天津，顾维钧也跟着辞职去了天津，在天津的两个星期里，顾维钧几乎天天都被邀请到唐家去吃午饭和晚饭，也是在这个时候，唐绍仪将自己的女儿唐梅介绍给了顾维钧，两人在天津频繁约会。

等到顾维钧要离开天津回上海省亲的时候，唐绍仪告诉顾维钧一件事，即唐梅也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让顾维钧顺便陪着唐梅去走这一趟，于是两人一起去了上海。

等到两人从上海回到天津之后，就订了婚，然后顾维钧去北京进入外交部工作，1913年6月，顾维钧和唐梅结婚，开始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而张润娥离婚之后呢？她签署了离婚协议之后很快就回了国。张润娥和顾维钧离婚这件事，对张衡山的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桩婚姻居然以离婚收场，这让他既忧心于女儿张润娥的未来，又深觉女儿离婚让他失了面子，竟忧思过甚，不久病逝。

婚姻的失败、父亲的病逝让张润娥更加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流言蜚语也让她无法承受，她本没有错，却落得个离婚的下场，这让她心灰意冷，最终在陆家观音堂出家为尼，再不理会红尘俗世，一心与青灯古佛相伴。

1933年，也就是张润娥与顾维钧离婚22年后，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听说了离婚后张润娥的遭遇，他也没有想到离婚给张家的打击这样大，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初张润娥那么顺从地和他离了婚，本就让他有些内疚，如今听说张家的遭遇，他就更加愧疚了。

他思虑再三，给张润娥写了一封忏悔信，又附送了一笔五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了陆家观音堂，想着这样也算是对张润娥做一些补偿了，然而让顾维钧想不到的是，很快信和款子就被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

于张润娥来说，她和顾维钧之间的关系早在22年前就已经画上了句号，彼此已然是陌生人，她又修行多年，早已不在意红尘俗世，是以不愿意再和顾维钧有任何的往来。

这或许是张润娥唯一一次拒绝了顾维钧的安排，以一种无声的方式拒绝顾维钧的补偿，斩断任何可能的联系，你是你，在红尘热烈肆意，我是我，在陋室青灯古佛，一别两宽，从此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