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娃”王小平：延安，是一个我有着特殊感情的地方

“我叫王小平，是医院里的大夫给我取的名字。当时生下来还没取名字，大夫说就叫小平吧！就这样这个名字伴随了我这一生。”

1943年3月16日，王小平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当年，父母受到革命影响一路走到延安，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又都分配到粮食局工作。父亲王政新，在全国解放后，参与筹建西北财政干部学校，任第一副校长，也担任过中央文教委员会计划财务局副局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计划财务司副司长，物资供应局局长等职务。

1949年，6岁的王小平和父母从延安来到西安，1952年冬天又从西安到了北京，直到196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一去便是十年。1978年，回到北京的王小平来到了公安部工作，国家安全部成立后又被调到安全部，直到退休。

近日，在接受红船编辑部的采访时，谈及上述经历，王小平称，延安，是一个她有着特殊感情的地方；北京的教育经历让她特别留恋；贵州的十年，则是她将艰苦朴素的革命家风进行到底的一次“新长征”。

王小平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

延安的儿时记忆：绑在毛驴上的“延安娃”

“我妈妈经常讲，在延安，生活很艰苦。她生下孩子后没法哺乳，父亲就把他最值钱的一双皮鞋拿到市场上卖钱，换吃的回来给她补充营养。”这段延安岁月，王小平回忆起来时是满脸笑容的。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感觉是幸福满满的。幼小的王小平心中也因这段岁月埋下了坚韧朴素的种子。

当时，延安礼堂里经常开大会，也有节目表演。幼小的王小平经常被妈妈抱着在台下看节目。与其他小孩进去以后哭闹不一样，王小平每次看节目都特别认真，从头到尾不哭也不闹。

“每次聊起来，我妈都说我从小特别乖，特别听话。”

特别乖的王小平，每当家里“改善”伙食时，总会把邻居小朋友叫来一起分享。“在延安的时候，都没有工资，是供给制，都是发粮食。我们家有时候稍微改善一下伙食，我就会把邻居小朋友喊来一块儿吃，妈妈特别奇怪，好不容易吃点好吃的，你还叫别人来。”

绑在毛驴上的“延安娃”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军、第29军所属 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进攻延安。撤离延安的时候，父亲王政新还在乡下工作没回来，王小平只得先和母亲跟着家属队一同撤离。家属队有二十来个人，大家都是骑马骑驴。只有三岁多的王小平，被绑在一个小毛驴身上，随着队伍向山上撤退。

“那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走到哪我都是绑在毛驴上，想睡就睡，就这么一个状态。”王小平一边形容着，一边比划着。“我那个小毛驴可能比较贪吃，在队伍最后一个，走到山上以后，他就去旁边吃草了，没跟着队伍。当时我睡着了，醒来一睁眼，好家伙，天黑黑的。树林里风一吹，树叶哗哗地响，隐隐约约还听着有野兽叫，我特别害怕，那个小毛驴也哆哆嗦嗦地卧在那儿不动。这可怎么办。一会儿要是狼来了，我就完了！”

当发现队伍中毛驴和孩子不见，众人着急了，王小平母亲马上组织人员打着灯笼寻找了起来。睡醒的王小平在老远看到灯笼，看到了母亲，使劲地哭喊了起来。

王小平今昔对比

在延安，还有一个让王小平记忆深刻的地方——延安第二保育院。

“当时，我爸妈在碛口办学，爸爸在那办了一个财会学校，而延安第二保育院就在离碛口不远的一个山沟里头。有一天，我妈说今天我们要去个好地方，我和你爸爸送你去，还让你骑马。我一听有马骑，高兴坏了。”

此时王小平还不知道，由于父母工作繁重，自己即将要面临一段与父母短暂分别的日子，仍满心欢喜地等着骑马。

就这样，王小平被父母带到了第二保育院。初到第二保育院，王小平被和蔼友善的老师、院内自制的土滑梯吸引，高兴地玩起了土滑梯。

“趁着我玩的功夫，老师就跟我妈说，你们悄悄走就行了，别让孩子知道。我玩了一会，回头找妈妈，结果爸妈都走了。一着急，我拼命地哭着要去找妈妈。”

王小平笑言着：“我妈后来和我说，她翻了两个山头还能听到我的哭声，那时候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把我扔这了？但是在第二保育院，老师阿姨们都特别好，日子过的还可以。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经常盼望着天黑发东西吃，发什么呢？发像枣核一样的打虫药。那是最好吃的东西。因为我们吃的粮都不是特别干净，我们孩子肚子里蛔虫都特别多，所以经常有打虫药发给我们吃。”

在育才上学参与扫盲活动

在北京上育才小学时，让王小平印象最深刻的是扫盲活动。

“那会在育才，参加了好多社会上的活动。例如，我们每天都要到老百姓家中，进行扫盲活动。每次扫盲，帮着人家扫地做饭，带小孩儿，跟老乡关系可好了！”为此，她还闹了个小笑话。

有一天，王小平给一位大嫂念字，每当念到“猪”这个字时，这位大嫂总是念“黑”，不管王小平怎么强调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大嫂就是不肯照着念。

王小平很是纳闷：她为什么就念“黑”呢？回到学校后，王小平把情况反映给了老师。

育才学校的生活趣事

“老师说她是回民吧，我说是回民。那就对了，人家回民不能念‘猪’，我这才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还向这位大嫂道歉。”

王小平说，育才就是延安保小的延续，它继承了延安的光荣传统。

“总之，在保小也好，在育才也好，都是革命传统下的教育，对我们的培养，给我们创造的学习环境都特别好，我至今仍留恋当时的教育环境。”

育才小学6班合影，中排左起第五位为王小平

走路去延安

文化大革命时，已在政法大学就读的王小平和同学组织了一支步行去延安的23人“长征队”，走了整整一个月，两千多里地。

“这一路上可了不得。我们计划第一个星期先走到石家庄，还没到石家庄呢，其中一个同学的脚指甲全部化脓，走不了路。公社医生一看，说他的指甲不能保留，需要全部拔掉。指甲一拔，他这路也没法走了。”

为了不耽误行程，大家便做了担架，王小平与其他同学轮流抬着担架，继续赶路。一路上，婉拒了许多过路司机载他们一程的邀请。

“我们要学红军，红军时期哪有车啊？就靠两条腿。就这样我们轮流抬着受伤的同学，一直走到了石家庄。”

当“长征队”来到黄河边时，又遇到了难题。王小平介绍，由于是冬天，黄河水流特别急，而且冻着冰，渡河特别危险，因此一般情况下，船工都不会同意渡河的。

“我们跟船工说，必须过黄河，因为我们是要到延安。船工说，那你就别怕危险。”船工见这支队伍如此坚决，同意了他们上船的请求。伴随着湍急的水流，一行人顺利渡过了黄河。

亲身到达延安后，王小平激动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再度重温当时的心情，镜头前的王小平眼含热泪。

走路去延安

“一路走到延安，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同吃同住，听他们讲了很多革命故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我爸爸从浙江一路走到延安，我妈妈从山西走到延安。现在，我踏着他们的足迹，也走到了延安，走到了我出生的地方。回想路途的艰辛，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当年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更为险峻，但他们却从未畏惧过。”

王小平告诉红船编辑部，在去延安的路上，远在北京的父母在家中挂了张地图，她每到一个地方，父母便在地图上那个位置贴一面红旗。

原来，得知女儿要走路去延安，王政新夫妇二人很是重视，认为身为革命后代，应该去看一看。他们与王小平约定，每到一个地方，便往家中寄一封明信片。就这样，家中红旗也伴随着王小平的足迹来到了延安。

拍电视重现延安岁月

特殊的经历，让王小平与延安的故事一直在延续。

1962年，还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高中的王小平，被正在北京市教委当主任的韩作黎（红船编辑部注：韩作黎，笔名黑黎，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邀请，为他的小说《两千里行军》写个剧本。

王小平告诉红船编辑部，韩作黎在育才小学当过校长，在育英小学也当过校长。延安时期，是延安保小的校长。因此，和王小平等“延安娃”关系特别密切。

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找到韩作黎，想把《两千里行军》拍成电影。韩作黎找到了王小平，邀请她写个剧本，并又给她讲述了很多感人的延安孩子的故事。

但当时，王小平正值高三备考大学，加之遇到困难时期，这件事便耽误了。“但是，我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我想，如果能通过电影或者电视，把当年延安的故事呈现出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1978年，被分配到贵州工作了十年的王小平回到北京，再次见到了韩作黎。当年的这个心愿，韩作黎也一直放在了心上。他告诉王小平，很多人都曾答应帮他完成这件事，但是谁都没能做成。王小平一口答应了，要帮助韩校长完成这个心愿。

用电视剧表现我们在延安的生活

“韩校长问我，你要怎么做？我说我现在也没办法，我在机关工作，没钱没人没地方。等我有机会了一定完成。韩校长一听还挺高兴的。”

王小平说，一直到80年代，经部里批准，她到公司上班，并接触到了贸易买卖。后来，一个香港朋友的公司在内地建立办事处，聘请王小平去当办事处主任，她在那上了两年班，并挣到了自己的第一笔钱——30万。

“我找到韩校长，说咱们有钱了，韩校长也特高兴：‘那好，咱们就筹备吧。’我们就开了几个座谈会，采访了一些人。我找的导演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是我们育才小学的同学，找的制片主任是中央电视台影视中心的，也是我们育才小学的同学。”

所有前期工作准备好后，1983年，改编自韩作黎小说《两千里行军》和《圣地红烛》的六集电视剧《圣地红缨》在延安开拍。该剧后来还顺利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播出。

右一为王小平

回忆当时拍摄的过程，王小平还分享一件特别巧合的事情。

“有个事我记忆特别深。当时天一直下雨没法正常拍摄。我们其中一个导演说‘你就缺一件事没做，得去烧炷高香’。正好延安那有黄帝陵嘛！”

第二天下大雨，王小平果真就去了黄帝陵，烧了一炷又粗又高的香。结果第二天，竟然雨过天晴，把大家高兴坏了！电视剧得以顺利开拍。一个月的时间内，延安时期延安保小的生活学习故事被呈现在了六集电视剧中。

在贵州深山十年，父亲拒绝动用关系调她回京

生在革命家庭，作为革命后代的王小平，深受艰苦朴素家风的影响。

“父母的生活一直都是艰苦朴素的，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我上大学了，穿的都还是补丁衣物。我姥姥是裁缝，特别会做衣服。所以我们穿的虽然是带补丁的衣物，但补的都特漂亮。我上大学穿着补丁裤子去，有的同学说你怎么还穿补丁裤子，我说那有什么不好的，大的穿了给小的穿，一个一个传下来，家里头一直是这样的传统。”

1966年，王小平本应大学毕业，但因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才毕业并分配工作。当时，分配工作强调的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少数民族地区，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事实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想法，不太愿意去偏远地区。我父亲就告诫我，‘你一定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要讲条件，分配到哪你就到哪去。’后来我被分配到贵州的大山区，他知道了以后，就说服从组织分配，挺好的，去贵州吧。”

王小平父亲王政新

王小平说，到那以后，脚下走的，是一下雨就没法走路的土路，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自己挑水吃，生活条件特别差。她所在的关岭县，需要从武汉坐火车到贵阳，再坐公共汽车到安顺县，从安顺县再一路颠簸，才能到达。

在贵州工作了几年，即将生二胎的王小平不得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这的生活太艰苦了。另外一个，很快我又生孩子了，老大老二都在贵州出生，我在这就算了，孩子这么小不能在这跟着受苦。父亲就给我回信教育我，说我们在延安的时候那么艰苦，我们都没有讲什么，要服从组织分配，你们现在更需要服从组织安排，因为全国很多地方都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他一直就劝我。”

有一年，王政新出差到贵阳检查工作，王小平趁着这个机会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希望他来看看自己。

“当时的县委书记听说我爸来了，邀请他吃饭。我跟我爸说，你吃饭的时候跟他说说我的事，让他们放我走，我爸说行了行了，你老想着你的事。结果饭吃得挺热闹，一句没说我的事，回来我一问，他说安心吧，在这安心一辈子，就这样走了。”

从1968年到1978年，王小平在贵州的山区深深扎根了十年。对此，王小平说：“父母的言传身教一点都没少过，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政治上的严格要求，才有了今天的我。”

王小平说，他们这一辈子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对人诚恳，不说假话。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就出来了，为什么？是父母在这个环境里头很自然就培养出来的品格，它是在一点一滴的培养中积累成长起来的。

革命传统教育要有具体措施

这次采访，王小平也谈到了年轻人对延安历史的认知缺乏的现象。王小平认为，首先是过去宣传工作不太够，另外一个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缺失。

“现在年轻人，例如我的孩子，我也给他们讲过一些我们当年在延安的故事，但是到我孙子这一辈就不行了，你跟他一讲，他说别讲了，那时候的事我都不相信，你们怎么可能那么苦？所以，我觉得革命传统还是应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关于革命传统的教育，80年代去南斯拉夫出差的经历让王小平记忆深刻。

“我在那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首先吸引你的就是革命教育博物馆，包括城市、村庄的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地方，从城市到村庄，一到这些地方就是一个个的革命博物馆。当时我感触就特别深，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地方，地方上的革命传统教育应该是坚持做下去的，而且应该是要有具体措施的。”

撰文：周晓宇

视觉：王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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