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性地位的真实面目：妇女地位真的空前提高？

很多人觉得，历史上的武则天之所以能飞黄腾达，排除自己的努力之外，主要还是赶上了难得的历史进程。听说，她所在的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友好型时代。“妇女地位空前提高”、“女性的幸运时期”，像此类的字眼，频繁的出现在各种描述唐朝社会生活的文字中。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唐朝也是各类女德书籍大批量涌现的时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女论语》和《女孝经》，两书各有一句经典名言流传至今：“将夫比天，其义匪轻（要把老公当天来对待）”和“罪莫大于妒忌（微笑面对老公纳妾和嫖娼）”。

那么到底是女性的“幸运时代”还是直男癌的乐园更接近真实的大唐？

非制度化参政

必须承认，唐朝初年一部分宫廷女性在政治权势上曾经达到的高度，是历朝历代乃至今天的中国都无法比拟的。

从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开始，到713年太平公主败亡，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少数宫廷女子不但参政，还大致主导了朝廷政局，期间不乏武则天称帝、安乐公主谋求皇太女之类破天荒的大新闻。这些历史经过大众文化的加工传播，普通中国人早已耳熟能详。

　【初唐贵族女性在择偶，性行为，社会交往、服饰穿着方面的一些自主性和开放因素，也大多是北朝遗产的一部分，即北朝胡风胡俗对儒家礼教的暂时性冲抵。随着唐朝社会儒家伦理的复兴，重新走上“汉家王朝”正轨，这些社会风气都日益淡化。】

不过，这类唐代政治女强人的参政盛况，很难与当代等量齐观。

现代女性参与政治，是制度化和普遍化的行为，是一战以来女性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结果。但唐代女性参政机会的获得，基本还得依赖古代常见的那种靠近皇帝、权臣等权力核心人物的便利性，是非制度化的，过程中往往充斥着腐败与丑恶。这种参政能否真正反映女性地位提升，本身即值得商榷。

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名例》卷即规定，妇女不但不能担任官职，爵位也只能从父、夫、子那里获得，“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以夫为尊卑”。

政治女强人们在取得参政机会、乃至攫取了最高权力后，也少有意愿帮助改善唐朝女性同胞们的基本权益。在女性主义尚未萌发的时代，她们或许根本没有此类意识。偶有稍与之搭边的举措，出发点也是为个人的掌权企图铺路。

如公元666年，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武则天要求陪同主持，并要带领贵族妇女完成“禅”，也就是祭祀地祇的环节。从表面上看，这是皇后在提携普通贵族女性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其实，武则天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个人参与国家大典的强烈意愿，以树立自身威望和权力的正当性。而当时即便贵为皇后，也不宜单独出现在公共仪式中，身边势必要有其他妇女作陪。

在封禅大典上，武则天发表的“礼奏文”明白宣示，自己的职责仅仅是“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即尽一个家庭妇女煮食祭祖的义务，不准备改变女性当时的社会角色。武在称帝后，也没有推行过任何有意尊崇女性地位的措施。可以说，除非为成就个人政治野心铺路，她的女德观并不超越儒家传统的两性道德规范。

因此，无论一小撮宫廷女性在政治上如何耀眼，它也只是特定时段、特定阶层女性的专属行为，距离普通民众的生活极为遥远。对广大社会中下层妇女而言，她们的全部生活主要围绕家庭展开，不从家庭内部权利支配角度来观察，无法了解唐朝普遍的女性地位。

而唐代普通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较前代其实有大幅缩水。

妇人与牛不得分田

从北魏开始，一直到唐代开元年间，国家基本的土地制度是所谓的均田制，即官府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给民众耕种，死后交还。北魏的均田制，授田并不区分性别，丁男每人授田40亩，丁牛每头授田30亩，妇女虽然只能分到20亩，还不如牛，但毕竟可以单独分地，等于承认了妇女独立的土地使用权。

朝廷当然不是为了有意体恤女性。魏晋南北朝长期混战，人口本已灭杀严重，男子又经常被朝廷军队肆意抓壮丁，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抛荒严重，给女性甚至牛只分地，实是无奈之举。

独立的土地使用权，使北朝女性在婚后的经济生活占有一席之地，并在理论上具备不依附于男子也能独立生存的能力，这是北朝妇女地位较高的经济根源。从北魏历经北周、北齐和隋代，给妇女分配土地的政策一直延续。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一战时的欧洲。以英国为例，由于男子参战导致的劳力短缺，大量英国女性得以进入工厂，妇女的就业率大为提高，个人社会活动领域也得到拓展。工厂女工的平均工资与男工的比值由战前的1/3上升到1918年的2/3。战争期间经济地位的提高，直接改善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英国女权运动领袖爱米琳·潘克赫斯特表示不再因为选举权问题而找政府麻烦，并号召妇女为战争中的祖国服务】

与此同时，英国女性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根本性的提升，19世纪末以来众多女权分子追求数十年而不得的政治权利，几乎在一夕之间拥有。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不过，随着战争结束后男人们陆续从战场上回来，英国女性经济地位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她们要为退伍军人们腾出一些工厂中的位置。

1300年前唐代妇女在经济领域的腾退要比英国妇女彻底得多。公元589年，隋朝消灭南方的陈朝，再次统一南北，国内战争结束。随着和平年代人口逐渐恢复，朝廷手中剩余可授的田地越来越少，妇女首先成为政策牺牲的对象。

公元604年，隋炀帝即位后，规定田只授予男子，牛、奴婢、妇女一律不再享受分田资格，只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才能破例，如为鼓励女性守节，守寡的妻妾能分到30亩地。唐朝全盘继承了隋朝的土地制度。

这就几乎必然导致女性对于男子经济依附性的增强，家庭和社会地位的逐步沦落也在所难免。

　丈夫是天，不妒不怨

或许没有什么能比某个时代世人推崇的“理想女性形象”，更能反映该时代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真实地位了。

19世纪中后期，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社会推崇的理想女性形象，是所谓“家庭天使”，即远离政治生活和社会就业的贤妻良母型妇女。经济上她们依赖男性，在家庭中任劳任怨，承担服务者的角色。这种“家庭天使”观念能够长久维系，离不开当时社会普遍的家庭权力结构：“父亲的意志是最高的，丈夫被赋予对妻子几乎绝对的统治权，对孩子甚至有更大的权力”。

【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弃儿》，由理查德·雷德格雷夫绘于1851年，父亲将怀抱私生子的女儿赶出家门】

同理，唐朝普通女性日常所扮演的家庭角色，也可以从“唐代理想女性形象”中得到直观体现。

唐人眼中的理想女性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武则天、太平公主之类的政治女强人，符合唐人的理想要求吗？从女德教科书的要求和墓志铭中创造的贤妻良母神话中，可以对此一窥大概。

【墓志铭由于是亲人为逝者置备，难免具有为死者隐藏恶行，夸大善举的特点，因此唐朝女性墓志铭塑造的形象，可以作为唐朝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参考】

首先，作为妻子，唐朝女性在相貌上要“姿容秀丽”、“容擅婉丽”、“婉而丽”（《唐代墓志汇编》）；在姿态和性情上，则要“幽闲与婉顺”（《大唐故田夫人墓志》）、“口无妄言，目不斜视”（《大唐故李夫人墓志铭》）。唐人认为，柔顺的性格不但可以减少家族矛盾，还对胎儿有益。

与容貌和性情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品德。理想的唐朝女性，要对祖先敬，对公婆恭，对丈夫顺。顺到什么程度？最好把丈夫当做天，“将夫比天，其义匪轻”，要“言必从，词必顺”（《唐范阳卢夫人墓志铭》）。

对丈夫纳妾、嫖妓，理想的妻子也不得有妒忌之心，“罪莫大于妒忌”（《女孝经》）。丈夫有了别的女人，乃至于跟人生了孩子，不但不能反对，还要诚心相待，“柔而不妒，余有别出儿女私人，夫人视之爱子如也”（《郑氏夫人权厝墓志铭》）。

丈夫可以纳妾，妻子却必须要对丈夫忠贞。唐代对于寡妇再嫁和离婚改嫁并不绝对禁止，社会中再嫁、改嫁的情况也很普遍，但这并非唐人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在出土的总计超过千方的唐代女性墓志铭中，明确写明再婚情况的只有十几方。

最后，理想的唐朝女人也不能“无才便是德”，而要“聪颖知诗礼”。唐朝人认为，女子接受一定的教育，给儿女树榜样，保持家风优异，还能更好的服务于丈夫。如果学习文化知识还有余暇，不妨再学一件乐器，“尤善琴瑟”，可以缓解丈夫公务之余的疲倦（《唐故太原王夫人墓志》）。

当然，无论唐代人理想中的女性如何贤良淑德，如何幽闲婉顺，也不能阻止郭沫若于1960年创作的话剧《武则天》末尾，女皇帝带领一众贵族妇女高呼“人定胜天”的革命口号，为一千多年后的大跃进运动助威打气。

【郭沫若与话剧《武则天》演员合影。文革时期，在史学界的武则天研究中，女皇帝还曾是“尊法反儒”的女英雄，俨然唐代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