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拜登出使中国，78岁的克里行事决断，首先想要“中国承诺”

时隔五年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再次以政府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国。如今，他的官方身份是拜登政府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

五年前来到北京时，克里多次发表公开演讲，警告全世界“已经没有时间”，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他也与“老朋友”解振华见面，还在演讲中开玩笑地感谢解振华在一次短暂的“机场会面”中为自己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这次于4月14日到17日的亚洲行程中，克里与今年2月出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的解振华在上海会面，谈判主题依然是气候变化。但不同的是，让克里引以为傲的气候变化外交成就《巴黎协定》，已因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陷入过长达四年的僵局。

2021年1月，拜登在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日就宣布重返《巴黎协定》。78岁的克里也“再就业”，成为拜登的气候变化谈判特使。分析人士指出，拜登选择克里的原因已完全体现在他的新头衔里：因为“气候变化”，也因为克里是华盛顿最能胜任“特使”之职的人。

克里、解振华

“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当总统”

克里过往的人生经历与他服务过的两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有很大不同。奥巴马等年轻一代政治人物读书时，学校里的主流政治声音都支持民主党。但克里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接受了高中和大学教育，那时席卷全美的民主党“蓝色浪潮”尚未到来。现任民主党总统拜登直到70年代还在支持共和党，而克里则从中学开始就是为极少数明确支持民主党的学生之一。

少数派经历首先锻炼了克里的演讲能力，他在耶鲁上学期间曾获得全国演讲冠军，其次使他在未来近三十年的参议员生涯中能与不同意见者找到相处与合作的模式。更重要的是，落后保守的大环境激发了克里强烈的政治抱负，他的高中同学后来回忆说，那时“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当总统。”毕业五年，刚结束在海军的服役，克里就参与了人生中第一次政治选举。

克里为何会成为少数派？和出身平民阶级的拜登不同，克里出生于一个犹太上层家庭，父亲是职业外交官，祖父祖母则是二战前从德国逃难的犹太难民。也许与家庭背景相关，克里在青年时代即特别关注平权运动，也深受当时的激进反主流文化影响。与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一样，克里热爱叛逆音乐，曾组建摇滚乐队、发售过专辑，销量达到500张。

在耶鲁读书期间，克里深受政治学传奇教授布拉德福德·韦斯特菲尔德（H. Bradford Westerfield）影响，但也经常与恩师针锋相对。韦斯特菲尔德强烈主张美国在全球扩张其自由主义领袖地位，克里则在论文中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幽灵也在非洲人和亚洲人中间引起了很多恐惧，因此是弄巧成拙的。

韦斯特菲尔德支持越战，克里虽然在毕业后前往越南服役并因负伤获得紫心勋章，但却在回国后积极参与反战游行，并象征性地甩掉自己的勋章表达不满，之后还因示威被捕。

有趣的是，在克里之前两年来到耶鲁读书的辍学生切尼则完全接受了韦斯特菲尔德的观点，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但在越战期间，切尼却五次成功申请延期服役，躲过了上战场。克里后来常以自己越战功勋老兵的身份抨击切尼、小布什等逃避上战场的共和党人。

1972年，克里参与民主党参议员选举初选失败，随后到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1976年毕业后在马萨诸塞州担任检察官，直到1984年在该州参议员选举中获胜，正式进入政坛。此后三十年，克里长期活跃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并曾任主席，与同样担任过这一委员会主席的拜登一起塑造了民主党在“蓝色浪潮”之后的进步外交政策。

基于过往经历，克里很快成为民主党内偏左翼自由派的一面旗帜。内政上，他支持公共医疗保险、女性堕胎权、同性婚姻、控枪法案，反对死刑；外交上，他首次当选参议员后就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尼加拉瓜，并在与共和党政府的博弈后恢复了美国和尼加拉瓜左翼政府的关系。此后，他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在绝大多数政策观点上，克里与奥巴马等更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接近；但相比老成持重的拜登，克里有时被批评过于激进。他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反战的立场，曾在对学生演讲时说出“好好写作业，不然你就会被困在伊拉克”这样的言论，遭到两党一致抵制。

在民主党的大本营马萨诸塞州，克里的观点保证了他参议员位置的稳固。但在麻省之外，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理解他的立场，尤其是他投票授权小布什对伊拉克动武之后又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持续抨击伊拉克战争。2004年，克里最后一次尝试竞选总统，但以300万张普选票的差距输给了成功连任的小布什。

2016年，克里抱着孙女签署《巴黎协定》

“第一个要达成的承诺是中国的承诺”

2020年底，提名克里担任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特使后，拜登在声明中盛赞克里为实现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2015年《巴黎协定》做出了“最关键的贡献”。有知情者透露，签署《巴黎协定》之后，克里曾在晚宴上高兴地哭了起来。

2013年被奥巴马提名为国务卿时，气候变化谈判曾被舆论认为是克里无法逾越的鸿沟。2009年，旨在达成全球减排承诺的哥本哈根大会以各国谈判破裂告终，仅由极少数国家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倡议文件。此后，西方舆论指责中国应对此负责，中国及发展中世界则指责发达国家订立不切实际的目标，真实意图是遏制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气候变化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不过，当时华盛顿对克里表达了信心。他是第一位同时担任过国会和政府外交政策负责人的政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克里的提名，参议院则以94:3的大比例表达对他的支持。

上任仅仅一个月，克里就访问了中国。他后来回忆，这正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哥本哈根失败了，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所以我的第一次会面是和中国领导人，第一个要达成的承诺是中国的承诺”。

克里深知全球性共识极难达成，因而他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就先和中国及欧盟间达成多项双边、小多边声明，提前协调一致了主要排放国目标。此外，新大会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征求了中欧等方详细意见后，美国政府在具体条款表述上也做出很大改变。

具体而言，2009年气候变化大会把目标设定在全球平均气温不高于工业革命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而《巴黎协定》则表述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２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2009年时针对发展中国家一刀切的“2050年减排50%”也变成更具体而柔性的行动方案。

最终，200多个国家在巴黎达成了一份被解振华称为“各方都不满意，但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而克里前期的一系列“特使”式双边会谈为此贡献良多。

拜登重用克里，并不仅仅因为《巴黎协定》，更在于克里对“特使外交”的熟练运用。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曾多次作为“事实上的总统特使”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直接对话的方式秘密解决困扰华盛顿的阿富汗问题。在分别和各方进行单独会面后，克里还成功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启巴以和谈。

2013年9月27日，他在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最终促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签署。这是过去6年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也使他成为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第一位会晤伊朗外长的美国国务卿。

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国务卿本不应扮演“特使”角色。克里热衷于双边直接对话的工作方式也备受国务院内部批评，同僚们抱怨他安排太多的出访行程，且不断转移自己的外交注意力，克里对此的回应是“不，我不会减速”。

更重要的是，和拜登乐于广泛征求意见不同，克里的决策特点是“决断”，这提高了他作为“特使”的工作效率，但也使权力高度集中，导致他出访期间国务院的工作效率降低。

最终，克里在美国民众和专业人士那里获得了两极分化的评价。克里就任国务卿一年后，盖洛普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从44%跃升到55%，虽然该支持率相比希拉里略低，但克里的不支持率也比希拉里低。但另一方面，他被国务院官员评价为效率最低的领导者之一，一项针对国际关系专业人士的调查则将他排在最近50年15位美国国务卿的第11位。

有分析认为，与现任国务卿布林肯这样的职业外交官不同，克里更适合扮演的，或许正是拜登赋予他的“特使”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