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罗氏公司(Roche Holding )开发的家用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使用授权,在美国正式启动家庭自测计划。罗氏公司称,该检测试剂盒只需20分钟就能得出准确检测结果,可以检测包括奥密克戎(Omicron)在内的所有已知的值得关切的变异株。
罗氏,这家瑞士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的制药公司,也是全球最赚钱的大药厂之一。多年来,罗氏的超级重磅抗癌药“三剑客”——赫赛汀(Herceptin)、安维汀(Avastin)和美罗华(Rituxan)一直霸占着世界抗癌药物的前三强位置。不过,在年收入峰值曾高达210亿美元的三大抗癌王牌药物专利过期、安维汀和赫赛汀的两款生物仿制药已进军市场、生产疫苗的明星厂商中再无罗氏身影的情况下,这家药厂却仍然保持了足够的盈利。
连《经济学人》都直呼:罗氏是个奇特的存在。这家大药厂预见了未来,它的时机到了。
“三剑客”带来惊人利润
作为全球领先的药物和诊断产品研发公司,截至2019年,罗氏的药物营收排名位居全球药企中的第一名,而公司市值和总营收排名处于全球第2位。更令人惊叹的是,罗氏的研究还共获得了三个诺贝尔奖。
进入21世纪以来,罗氏在抗肿瘤药市场上的份额有很大增长。由于它研发了以“三剑客”为代表的单克隆抗体靶向肿瘤治疗药,在2000~2005年间其抗肿瘤药的销售额从16亿美元激增至83亿美元,占据了全球抗肿瘤药市场的25%。2019上半年,罗氏制药的全球业绩增长了10%,达242亿瑞士法郎(约合247亿美元)。
医药健康领域行业咨询及市场调研机构Evaluate Pharma去年发布的2026年前销售额TOP15的制药公司预测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位列榜首的罗氏。因为罗氏的三款当家药物在面临专利到期、仿制药相继上市的不利情况下,却仍能在EvaluatePharma的榜单中位列第一着实令人惊讶。
罗氏自己也预计,至2023年,生物仿制药对三大抗癌药物的侵蚀将达到100亿美元。自2019年年中仿制药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后,这三类药的销售额已经从前一年的206亿瑞士法郎下滑至2020年的196亿瑞士法郎。罗氏已开始感受到生物仿制药攻击的巨大威力,甚至其推动增长的新药也可能受到竞争对手的威胁。
瑞士投资公司Vontoble的斯特凡·施耐德(Stefan·Schneider)指出,罗氏在其三大抗癌药物的专利过期之后还依然保持盈利,这实在是个罕见的。
“不起眼”部门贡献巨大
《经济学人》分析了罗氏与众不同的两大原因。
除了制药这一支柱业务,在过去20年里,罗斯还培育了一个“不起眼”的诊断部门,致力于开发和提供创新、高性价比、及时和可靠的体外诊断解决方案,从而帮助医务人员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致力于打造更加个性化的医疗保健,改善人们生活质量。
这个部门贡献了罗氏总销售额的近四分之一,但利润低于制药,这让那些只盯着畅销药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有些人怀疑,如果不是霍夫曼够耐心(罗氏最大的持股群体),维权投资者早就逼迫罗氏出售或剥离这个部门了。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让罗氏这项看似“不起眼”的、诊断处于早期阶段疾病的能力充分显现了其价值,帮助罗氏捱过了新冠疫情的冲击。这也就是罗氏虽然没有生产疫苗,即便它规模最大的抗癌业务增长放缓,但其常规PCR试剂和抗原检测仍然提高了公司利润的原因。
此外,基因测序和其他源自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帮助识别了新冠病毒及寻找抗击手段。这凸显了生物技术和诊断学相结合的价值,而这两个领域都是罗氏的强项。
所以,即便有投资者表示质疑,罗氏非但没有放弃诊疗业务,反而加倍投入,将它扩展到数字化和先进的数据分析领域,以创建个性化的癌症治疗方案。
罗氏自2014年以来已经持续投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Freenome近11亿美元,最近又追加投资2.9亿美元希望其能加速癌症早期诊断检测的发展,提供更加客制化的精准医疗服务。
Freenome以常规抽血进行癌症的早期诊断,结合分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与机器学习检测和疾病相关的游离生物标记物。Freenome 目前已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多体血液检测来筛查大肠癌,正在进行大规模临床研究。此外还将扩增自动化检测平台结合多种其他癌症的生物标记,接下来将会根据患者个案的风险评估,量身制定相关检测。
此外,罗氏2018年在美国的两笔收购在接下来可能会看到收益了:一个是基因测序公司Foundation Medicine,该公司可以通过血液样本中的DNA来确诊癌症,而不必做肿瘤活检;另一家是Flatiron Health,它专门研究癌症方面的医疗档案,并生成真实患者数据来为临床试验数据提供补充。这两家公司都能增加罗氏所说的对癌症预测技术的进步。
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公司Abingworth的老板蒂姆·海恩斯(Tim Haines)说,现在是“诊断技术的黄金时代。”多年前的押注让这家听起来古板、守旧的公司看起来颇有先见之明。
长线思维让企业走得更远
还有一件事让罗氏与众不同。
罗氏最大持股群体(主要是于1896年创立公司的弗里茨·霍夫曼-罗氏的后裔)的领头人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Hoffmann)热爱自然,倡导可持续发展,认为企业的主要目的不在赚钱。罗氏甚至也不鼓励它的老板们去赚快钱。从2008年开始领导公司的奥地利人塞维林·施万(Severin Schwan)仅仅是罗氏创立125年来的第七任首席执行官。十年来,他的大部分薪酬都与公司股票挂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让他从公司的长远未来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
身为公司诊断部门元老的施万在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时说,癌症是基于个体突变的疾病。诊断学识别不同患者在基因和其他方面的差异,据此制定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个性化医疗的市场势必小于畅销药物,但如果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更好,药物的价值也会相应提高。筛查海量基因数据还可以生成更精确的判断。
罗氏近年在免疫治疗方面落后于抗癌对手默克(Merk),因而一直在急切地等待数字信息收集上的趋势转向。长期以来,搜集大量患者信息这件事总卡在担忧医疗隐私的问题上。施万相信现在没那么难办了,这还要归功于疫情。首先,运用数据处理加快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这让卫生主管部门、医院和医生更愿意共享病历了。其次,监管机构表现出了施万描述为“不可思议”的意愿,愿意通过实时获取临床试验数据来加快药物审批。
就像罗氏的诊断业务一样,这些业务不但能帮助罗氏推进自己的药物研发,还可以把服务卖给竞争对手,让它自成一门生意。虽然目前还尚未盈利,但施万表示,有朝一日,这将会成为罗氏的第三大支柱,规模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其诊断和制药业务。
不过这类业务也有隐患。生物学就和大自然本身一样不可预测。数据分析在生物技术领域可能不如在其他行业效果那么明显。罗氏无法独占这一领域。硅谷的科技巨头正在强势进入。而罗氏总部所在的欧洲,长期都对数据收集和隐私问题神经敏感。如果这波及医药业,将会阻碍欧洲医药业的发展。
分析师们认为。罗氏的免疫治疗药物特善奇(Tecentriq)近期在早期肺癌治疗方面显现出了令人振奋的效果,有可能是一项重大突破,将推动罗氏在未来销售额的增长。
的确,罗氏的成功证明了长线思维的必要性,也显示出股东关注可持续发展这类概念不必然与商业成功相冲突。而尽管霍夫曼家族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施万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为美国的高药价辩护,他相信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罗氏或许与众不同。但作为欧洲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巨头之一,它的确胆识过人。
罗氏是一个最舍得砸钱的企业,2000年以来,罗氏在研发上投入了1291亿美元。与此同时,罗氏也是资本并购市场非常活跃的企业,自2000年以来,被罗氏吃掉的企业超过40家,并购投入约780亿美元。
罗氏最大的成功是蓝图规划得好。早在20世纪60年代,该公司就已经开始布局生物制品的和诊断产品的研发;1980年代以后,罗氏的生物制药和诊断产品已经初具规模。生物制药是新兴产业,市场起点低,发展快,生产难度大,布局企业少,1990年代以后,罗氏开始在生物制品领域捞金,2000年以后,随着单克隆抗体靶向肿瘤治疗药日益走红,罗氏渐渐地成为单抗领域的最大赢家。诊断方面,罗氏通过一系列的收购,打造了强大的产品管线,成为遥遥领先的诊断巨头。21世纪以来,精准医疗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而要精准医疗,比先精准诊断,因此诊断行业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而诊断部门必将渐渐地成为罗氏营收的顶梁柱。(年双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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