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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逝世后有人提议叶剑英致悼词,叶帅怒道:只有一个人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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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递交了一份报告,上面写道:周总理要特别注意休息。

叶剑英和李先念看到报告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将这个报告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神情严肃,批示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然而,任何人都说服不了周总理。


1

1975年9月之后,周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

身体里的癌细胞一天天扩散,周总理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但他想的不是好好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多做点事儿。

在住院期间,和周总理见面次数最多的人,除了邓小平,就是叶剑英。


从得知周总理身上有癌细胞那天起,叶剑英几乎将一颗心全扑在了他的治疗上。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有空闲,叶帅就主动和周总理的主治医生联系,了解情况。

“要想尽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叶帅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医护人员。

光打电话还不行,每隔几天,叶帅就要亲自去医院,看望周总理。

叶帅每次去都不会空手,家里有好吃好喝的,他总会拿一些去医院,跟周总理分享。

周总理爱吃鱼,有一次,叶帅钓到一条大草鱼,足足有30多斤,他派人把鱼送到医院,让周总理吃。

结果,这条鱼实在太大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炖汤都吃不完。

周总理干脆让人把鱼分给医疗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吃。

大家吃了鱼,专门给叶帅打电话致谢。

叶帅一听,钓鱼的积极性更高了,没过几天,他又派人送来大鱼,专门慰问工作人员。


大家知道周总理爱吃鱼,特地将鱼肚子挑出来,留给他吃。

后来,周总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叶剑英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

刚开始,他和周总理谈话,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后来,谈话时间减少到两小时,再后来,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叶帅越坐越近,两人谈话的时间越来越短,甚至连一个小时都无法坚持。

到最后,周总理连微弱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叶帅依然坚持每天都来,来了之后就紧贴着周总理坐下,轻轻握着周总理的手,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颤抖着,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样互相望着,医护人员每看到这个场景,就忍不住躲在门外悄悄掉眼泪。

和周总理最后一次见面时,叶剑英让医护人员全部退出,不管是送水还是送药,不按铃不准进来。

但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能远离,就在屏风外守着,监视着周总理的心电示波仪。

从里面的只言片语中,隐约听到叶帅是在汇报关于中央、邓小平、反动派及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两个工作人员叫到跟前,低声嘱咐他们:

“你们俩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总理......有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工作人员立即答应下来,他们每天轮流值班,随时准备拿着笔记录,然而,周总理始终没有说什么话。

尤其是在最后几天,周总理紧闭双唇,绝口不谈政治。他硬扛着身体上的巨大痛苦,连一丝呻吟也强忍着不愿发出。

12月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总理进行抢救。

1月7日晚间,周总理进入弥留之际,他双眼微睁,声音微弱地嘱咐病床前的医生们: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巨星陨落。

当工作人员将白纸交到叶剑英手中时,叶帅眼中瞬间涌起泪花,“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2

就在周总理逝世的当天,邓颖超转述了周总理生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一、不保留骨灰;
二、后事处理不搞特殊,规格不能超过别人;
三、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关于不保留骨灰这一项,其实是1956年全国推行火葬之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共同做出的决定。

周总理认为,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

至于不开追悼会,是因为国家正推行殡葬改革。

听了邓颖超的话后,李先念第一个反对:

“不行!就算要改革悼念形式,也不能从总理开始......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大家也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

商议过后,众人做出决定: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都要举行,至于是否保留骨灰,需要请毛主席批准。

当工作人员用颤抖的声音读周总理逝世的讣告时,毛主席闭上眼睛,任由眼泪流淌。

毛主席点头批准了“不保留骨灰”这个请求。


1月10日9点,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

第一批来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工作人员,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终究还是没能挽救周总理的生命,压抑在心头许久的悲痛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整个病房哭声一片。

不久,邓颖超也在人们的搀扶下走进来,她顾不上梳理挂在眼睛边那一缕灰白色的头发,用哆嗦着的双手抚摸着爱人已经冰凉的面颊,痛哭道:“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朱德委员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虚弱,顶着刺骨的寒风赶来见周总理最后一面。

他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满脸悲痛,一个字也说不出。


临走前,朱德举起右手,向周总理的遗体郑重地行了个军礼。


看着这一幕,众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毛主席当时已经重病卧床,当秘书问道“要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他拍拍腿,既悲痛又无奈地道:“我也是走不动了!”

11日下午,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周总理的遗体将送八宝山火化。

当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将棺木抬上灵车,缓缓发动车子时,告别厅里的哭声震耳欲聋。

北京市的民众一早便得到这个消息,上百万人冒着寒风,早早等候在路两边。


大家身上都戴着自制的白花和黑纱,等待着送周总理最后一程,人群中哭泣声始终没有停息,眼泪怎么都擦不干。

17时,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出,进入长安街,在灵车后面,是100辆送灵车队。


灵车缓缓行驶,车前挂着的挽带在寒风中飘动,驾驶员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不时地擦眼泪,以免泪水遮住视线......

1月11日夜,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骨灰,离开八宝山,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

此时,工作人员已经设好灵堂,吊唁时间安排在12日、13日、14日这三天。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几百名外宾向周总理的骨灰鞠躬致哀。

很少有人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从厅里出来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流眼泪。


尤其是那些和周总理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们,更是伤心欲绝。

宋庆龄自从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就经常一个人坐着,默默流泪。

到了追悼会那天,她不顾病体,坚持要去参加。

叶剑英在周总理灵前,失声痛哭,迟迟不忍离去。

1月14日19时,吊唁结束。

追悼大会于次日举行。


3

关于为周总理举行追悼会这件事,有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由谁致悼词”。

反对派先是提出让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说自己不行,他们又说了一个人选,大家不同意,他们便提出请叶剑英致悼词,叶帅非常生气,说道:别人不合适、我也不合适,只有一个人最合适!

而这个最合适的人,就是邓小平。

叶剑英同志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首先,邓小平同志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不管是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来看,由他来给周总理致悼词,都是最合适不过的。

其次,周总理生前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竭力创造机会帮助邓小平复出,直到病重时,还费尽心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周总理要做第四次手术之前,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在手术室外面守着。

周总理心里明白,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所以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他示意推车停下,轻声问道:

“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挨着小推车站,周总理吃力地抽出手,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可以说,周总理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更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一直视周总理为自己的兄长,两人感情极好。

邓小平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的法国经济极为萧条,连当地人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他们这些留学生?


为了糊口,邓小平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生活很艰难。

那些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先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大家共同编辑出版革命刊物《赤光》,周恩来负责策划、总编和撰稿等任务。

后来,邓小平也加入了办刊工作。

他白天做工,晚上下班后就到周恩来的住所帮忙撰写杂志。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无论开会还是办刊,统统挤在周恩来租住的一个小房间里。

他们吃的是面包加白开水,有时候连续几天吃不到蔬菜,可是大家斗志昂扬,对未来充满希望。


通常情况下,周恩来先把写好的文章交给邓小平,由邓小平负责刻蜡板。

邓小平虽然年纪最小,办起事儿来却非常认真,他的字迹工整秀丽,排行有序,深受周恩来赏识。

除了刻蜡板之外,邓小平还兼做油印的工作。

因为手上和脸上经常粘上油墨,同志们都笑称他是“油印博士”。

当时,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周恩来倡议大家做生意,自力更生。

这些年轻人在巴黎开了一家小小的豆腐店,邓小平是主要负责人。

因为还有其他工作要忙,大家不分你我,谁有空谁就去豆腐店帮忙,有时候,就连一向忙碌的周恩来也会去店里招呼客人。

这些年轻人们聚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气氛极好。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谋划下,豆腐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仅华侨华人爱吃,就连法国当地居民也非常喜欢,供不应求。

通过经营豆腐店赚来的钱,一部分用于补贴留学生们的生活,一部分用于旅欧支部的活动经费。

那些年中,除了开豆腐店、办报,周恩来和邓小平通力合作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多年后,女儿曾问邓小平,“在留法的人中间,你和谁的关系最密切?”

邓小平深思之后,答道:

“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


那时,出国人员都有20美元左右的零花钱,只能在国外用完,外汇不能带回国内。

其他工作人员都用这些钱买了许多稀罕的巧克力之类的。

唯独邓小平的钱迟迟没花掉。

临走前,邓小平找到一家标准的法式面包店,高高兴兴地用这些零花钱买了一堆刚出炉的月牙面包。

18日晚上,刚从法国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上休息,急急忙忙赶到周总理所在的305医院,亲手把礼物送给兄长。

这是当年在法国时周总理最爱吃的东西,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邓小平也没有忘记。

于公于私,由邓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最合适不过。

反对派先是不愿在悼词中公正评价周总理,这个图谋失败后,又极力反对邓小平为总理致悼词,想通过悼念活动削弱邓小平的政治地位。

但是,叶剑英坚决主张由邓小平致悼词,其他政治局成员也纷纷表示支持,反动派无话可说,只能作罢。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总理追悼大会在哀乐声中举行。

邓小平同志面带哀伤、以低沉而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


当读道“......我们的总理......”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颤抖,眼含泪水。

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悲痛情绪,整个大厅再度响起了一片哭泣声。

当邓小平读完悼词后,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许多人哭得昏倒在地。

4

1978年,也就是周总理去世的两年后,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来到京都岚山。

日方用京都名菜“怀石料理”招待邓小平一行人。

那天下着绵绵细雨,在雨雾迷蒙的岚亭楼阁上,眺望满山红叶,邓小平久久沉默。

后来,他回头,告诉身边人:

“1919年,周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天......雨中岚山,别有风味,周总理写的诗就是写雨中岚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原来,当年周总理赴欧之前,曾东渡日本,报考留日官费生。

那时候,他曾到过岚山这个地方,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

如今,烟雨依旧,岚山依旧,可物换星移,故人已去,邓小平感慨不已。


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出版,此时,邓小平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但是他在生前,已经特意为这部书题了书名。

我常在想,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敬佩之心不如上一代那么强烈?

想来想去,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了解得太少。

只有了解,才会热爱。

了解得越多,就会爱得越深。

希望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了解更多周总理的生平事迹,并从中汲取力量。

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都明白,“周恩来”不仅仅是一个写在历史书中的名字。

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这样一位“完人”,他一生中遇到的挫折和磨难数不胜数,他受的委屈和痛苦至死难言,可是他从未将自己的荣辱得失放在心中,他的心里始终装的是国家和人民。

民族自信从哪里来?拥有周总理这样的先辈,就是我们最大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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