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历史专访钱锁桥老师：徘徊在东西之间的林语堂

全历史专访

专家访谈、深度阅读、纵深历史

钱锁桥 主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1

本期采访老师：

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专治中西文学文化研究，编著中、英文作品多部，包括《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等。

为了致敬林语堂先生的文学风格，第一个问题，我们不谈宏大严肃的历史与文学，先向您求证一桩趣事。传闻，与妻子廖翠凤结婚之后，林语堂烧掉了结婚证，以示情比金坚，此事是真的吗？两人虽皆出自基督教家庭，但性格和家族实力迥异，廖翠凤在林语堂生命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钱锁桥：那时候有结婚证吗？我不知道。我看到的资料绝对没这种事。林语堂次女林太乙写了一些林语堂家事，照理说自家人写自家事应该都是可信的，但也未必。

林语堂和廖翠凤实际上蛮般配的。林语堂去美国留学前廖翠凤结婚，两人一起上了赴美的邮轮，一辈子恩爱有加，婚姻美满幸福。林语堂是圣约翰的高材生，廖翠凤是圣玛丽女中培养出来的现代女子，两人的结合看不出有谁迁就谁的问题。

林语堂和廖翠凤

现代中国众多作家如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个人生活都很复杂，生命中都不止一个女人。林语堂则很特殊，就一个女人相伴一辈子，还有三个女儿，在美国也是以这种“林语堂一家”出场。

廖翠凤可不简单，她是位现代女子，虔诚的基督徒，会说会写英文，抗战时也出来担任过妇女救援会之类的公职，但她一辈子主要就是相夫教子：教三个女儿都很有成就，而“相夫”就更不简单了，她是林语堂著述的第一个阅读者和批评者，在和赛珍珠/华尔希的合作出现摩擦时，她往往第一个出来打圆场，用英文书信和他们沟通。林语堂一辈子四海为家，精神上有李香君的肖像画作伴，生活上有廖翠凤相随，不亦乐乎？

林语堂先生在民国文坛独树一帜，相较于鲁迅、胡适反传统，他更希望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化阐释。在当年，他为此付出了哪些努力？

钱锁桥：“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化阐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使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型。中国现代的激进主义要在“全盘反传统”的过程中对传统进行清零，再在清空的基础上代之以一套全新的价值话语体系，这完全是一种伪命题。

文化不可能这样运作。传统文化只有如何进行现代转型的问题，不是这样转型，就是那样转型。为了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步入激进主义的歧途，林语堂作了一辈子的努力，具体可以参考拙著《林语堂传》。

我这里只强调一点：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相对温和态度，有时要从夫子所谓“知之不可为而为之”的角度去理解。现在仍有许多有血气的青年更喜欢鲁迅对传统对国民性的批判，把许多现今的丑相归咎于传统的毒（往往是因为不能对当下的丑相直说）。

鲁迅

林语堂何尝不知国民性之顽固僵化处，比如1949年看到中国的巨变，他当时正在翻译老向（王向辰）的《全家村》（林语堂译为《全寡妇》），他在信中讲到，他完全理解小说中写的村民的那种一蜂窝跟风品性，中国人要有个性，谈何容易。但是对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批判无济于事，二十世纪激进主义在世界上来势凶猛，把一切都反掉了，拿什么来应对激进主义？

林语堂的态度是：拿孔子、拿老子、拿耶稣，拿东西文明的精髓来抵抗这种激进主义。不然，只有看着这种激进主义大行其道，要么以阶级的名义，要么改头换面以殖民、种族或性别的名义。

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文学创作，读者总能情不自禁想起“幽默”一词。他翻译“幽默”，又倡导幽默文学，在那个年代可谓一股清流。不过，幽默文学在当年因何未能开花结果？哪些当代作家身上还有幽默文学的痕迹？

钱锁桥：如果你浏览一下英文的《中国留学生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你会发现“幽默”实际上在该刊早有讨论，第一批留美学生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一比较中西文化，便会发现“幽默”这种特殊的存在。

林语堂则是回来后把它发扬光大了。虽然“幽默”是西方文化常见的艺术，林语堂则说，也不能说中国文化就没有，看你怎么“翻译”了，如果没有，那就更应该在现代转型中“译介”呈现出来。不能说幽默“未能开花结果”，“幽默”已经是一个现代汉语常用词，一般人用“幽默”一词，谁也不会想到这是林语堂首先创造的新词。所以，这一“译介”是很成功的，可以说已经在现代中国文化中扎根。

林语堂是要用“幽默”来抵抗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这一点可以说没有完全成功。那是因为激进主义在世界范围来势汹涌，到中国后又和帝王术相结合。但只要幽默在，总会有人指出皇帝的新衣。

当代作家我读的不多，当然有作家很有“幽默”感，比如查建英、苏炜、李承鹏等。

旅居美国是林语堂先生创作和人生的重要阶段。活跃在中国文坛十多年后，他为何决定远赴美国？为何又断断续续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年之久？

钱锁桥：这个在拙著《林语堂传》中已经有详细交代。当时林语堂确实只是想到美国呆一、两年，没想到战争真的来了，林语堂一直是主战派，认为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回到祖国前线参战，但当时林语堂已是国际知名作家，蒋介石宋美龄下了一步好棋，赶紧把林语堂送回美国，以“民间人士”为中国的抗战发声。

结果抗战胜利了，国却“丢”了，变成了无国可归者。后来柳暗花明，南洋有人邀请办学，林语堂兴冲冲带全家赴任，结果惨败而归。五六十年代不是林语堂生涯的辉煌期，但相比留在国内的文人作家，林语堂搀着廖翠凤的手在欧洲菜市场买菜，发现老夫老妻的感情日久弥坚。

《吾国与吾民》与《生活的艺术》让林语堂先生在西方名气大振。这两本书为何能够赢得西方读者的喜爱？它们在中国又收获了怎样的评价？

钱锁桥：起码有两点吧。

第一，是书的内容。林语堂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西式教育，用英文上课。但同时林语堂在大学期间就重视中国文化的问题，用英文撰写研究阐释中国文化的文章。林语堂写的中国文化不是如何取得西人喜欢的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审视一开始就带有西学的视野。所以西方读者读起来没有陌生感。

上海圣约翰大学

第二，这有关他的文体。林语堂曾说“一切都从小评论开始。”他开创的“小评论”谈话文体很关键。《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作者之一宋桥那篇文章很有见地，他说林语堂的跨文化交流重在交流，通过谈话聊天进行交流，这首先要使谈话能够进行下去，你预设很多目标、还要小心哪些是对哪些是错，这些都是谈话聊天的障碍。一定要敞开胸怀，把谈话的对象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外人”。

因为是英文著述，两本书在当时国内的影响有限。但我们现在要明白，民国时期大部分精英阶层都懂英语留过洋，所以也有相当、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影响。有关对《吾国吾民》的反响我在拙著已有交代。《生活的艺术》一出版，《西风》杂志几乎同时就连载该书的中文译文。

除了几部重要的原创著作，林语堂先生还将大量中国典籍翻译成了英文。他选择的典籍，有哪些特点？是为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哪些特质吗？

钱锁桥：林语堂自己说过：我没什么原创的东西，我写的都是前人说过的东西。这可不是自谦，要知道，孔夫子也是述而不作。可以说林语堂就是一个翻译家，在他原创著述中都有翻译，在他的翻译作品中都有原创。

如果把“西方读者”当成“外人”，对中国文化有一种莫名的拥有感、权威感，然后去想象如何在“我的”中国文化中去选一些容易被外人理解的东西推销出去，这样，你还指望能“服远人”？

在林语堂的跨文化实践中，从来没有这种自我\他者的严格区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阐释，从圣约翰大学开始，到三十年代上海时期已经基本成熟，在美国畅销的《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等大部头著述的大部分主要观点和思想，在上海时期创作的“小评论”散文中都有论述。林语堂对中国典籍的选择着重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注重挑选中国文化中适用于现代转型的要素，比如晚明性灵文学等。

林语堂先生早年声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回首一生又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他如何看待东西文化的异同？

钱锁桥：现在西方学界崇尚后现代主义，一讲到文化就强调文化差异，强调少数族裔、他者文化的差异，要你尊重这种差异。实际上呢，中国文化历史受到尊重了吗？

如果中国文化预先被他者化，这种尊重最多就是把你搁置一边。以前种族主义者蔑视中国文化历史，其理论前提也是强调文化差异。

二十世纪初美国出了一位文化大师，哈佛教授白璧德，很多中国留学生如吴宓等拜在他门下，他们回国后形成“论衡派”，在现代中国很有影响。他们认为东西文化大同小异，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要把东西方传统的精华发扬光大，来抵制庸俗的现代文化。林语堂在哈佛和吴宓坐同一条板凳，修了白璧德两门课，课后还专门找老师切磋问学。

虽然林语堂后来没加入论衡派，但对白璧德的中西文化观当然是认同的。只是林语堂的跨文化沟通技巧有所不同，不会强调“纪律”啊“严肃”啊这类词。他会说：啊呀，你看，十七世纪的中国哲学家金圣叹，他怎么这么能“乐”啊，他说人生有“三十三快事”，我把它全部数出来告诉你：其一、其一、其一。。。（而不是1，2，3。。。）其结果是金圣叹成了当代美国人的生活导师。

拜读大作《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发现了一部之前未曾注意过的小说《远景》，被其中情节深深吸引。林语堂先生为何对二战后的世界做出了如此预言？其中多少预言在当下变为了现实？小说表明了林语堂先生对西方文化的哪些态度？

钱锁桥：你能想象林语堂1955年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手机的世界吗？《远景》中林语堂用的英文词是pocket phone【口袋电话】。我想林语堂应该是第一个预测到手机的中国人。中国的手机商是不是应该给林先生致敬？

林语堂写《远景》的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林语堂此书的批评目标不是苏联阵营，他认为冷战结果苏联一方必定崩溃（因为国内老百姓没鞋穿了），但问题是：苏联崩溃后的“美国和平”是个什么样的世界，真的能有和平安康吗？

林语堂

林语堂的责问延自其四十年代和美国“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就中国、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林语堂舌战群儒，和一众左翼知识分子如史沫特莱、斯诺等展开激烈争辩。结果各方面受到打击。

林语堂认为，面对四万万同胞命运堪忧，西方这些左翼“自由派”非但可以无动于衷，甚至积极配合，西方文明、西方现代性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林语堂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本自己的“代表作”，我认为他应该写出一部政论书，但书商认为这种时候写这种政论书没人会读，结果就把它包装成一部小说，难免不伦不类。

大约十年前参观台北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透过一部打字机，了解到林语堂先生在文学和哲学之外的发明家身份。他为何执着于发明打字机？林语堂先生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爱好或趣闻？

钱锁桥：林语堂不光是发明了打字机，还有其它发明，比如他给一般打字机发明了能自动知道尽头的色带。

林语堂从小就对各种机器新玩意、新发明特别着迷。他是以语言学家出道，是语言学博士，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探讨汉字索引的问题，中文打字机的核心科技就是如何给汉字排序的问题。

林语堂应该从小就接触到英文打字机，所以要想发明一个中文打字机再自然不过。我想应该还有商业考量。你想，如果一个林语堂拥有知识产权的中文打字机能够在全国大量生产，不光是莫大的荣誉，而且林语堂得上全国、乃至世界富豪榜吧？结果非但没带来荣誉和金钱，反而使他晚年负债累累。

林语堂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在欧洲经常出去钓鱼，享受一天清新的空气，若有所思，若无所思。

我在拙著也提到，最好玩的是林语堂在友人信中大骂法国人，说他们是有史以来最赖的民族，那些巴黎知识分子（那是左翼知识界的中心和发源地）还都自以为是。完了竭力称赞瑞士，瑞士街边厕所的屋檐每天都是有人擦洗的，瑞士大楼里的电梯，嗖一下，上去了，嗖一下，又下来了，从来不会坏，那才是现代生活！

最后一个问题，想采访您。您缘何钟爱林语堂先生，有何机缘巧合？研究之余，有什么趣事可以跟读者们分享吗？如果在林语堂先生众多著作里选一本枕边书，您会选择哪一本？

钱锁桥：要说机缘巧合，我八十年代一片西学热中就读到《中国人》（即《吾国吾民》），当时根本没听说过林语堂这个名字，觉得写得很有意思。

九十年代到伯克莱留学，在图书馆读到好多林语堂的英文著述，都是自己去博览、特意借出来读的，不是哪一门课要求去读。后来写博士论文开题，我本来是选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比较课题，有一位汉学家认为我根本没资格去做古典文学的课题，那我说好，我就做现代文学的吧，于是就选了做林语堂研究。

做学术研究是件孤独的事情，要有兴趣才去做，做了就要持之以恒。在做林语堂研究中愉快的事情也很多，比如有好几次机会造访台北的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故居

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刚好赶上陈水扁做台北市长，故居好像也没人管，我在帮他们整理馆里的一些资料。后来龙应台做文化部长后就一直管理得很好，我每次去馆里人员都很客气，帮忙很多。故居建在阳明山半山腰，很优雅很惬意，对公众开放。你们有机会去台北，一定要抽空去趟故居，在庭院里散散步，喝一杯咖啡或饮一杯茶，随你意。我不知道林语堂当时怎么想的，但我猜想林语堂就是为我们后人建的这栋可爱的别墅，因为当时林语堂建房时年事已高，肯定有为身后事做打算的考量。

我曾编过一本《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收编了林语堂三十年代在上海创作的50篇中英小品文，基本上是一篇文章，但有中英两个版本，这在世界文学中也少见。特别推荐其中一篇文章：今译《美国独立宣言》，最棒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