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疾病”：建国以来《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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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家欣，搜狐新闻极昼工作室记者，搜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伍馨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疾病观念的建构与传播”（MXG202002）阶段性成果。

一

导言

在与疾病相伴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的疾病观几经变迁。早期宗教宿命观将疾病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如鬼怪、妖邪或神罚（李丰楙，1993）。随着朴素唯物主义观的盛行，中医“六气”说和古希腊“体液说”主导了人类几千年的疾病观。直到十七世纪，微生物学的突破奠定了近代医学理论革新的基础，生理病理观成为主流疾病观。近年来，技术至上的医学观陷入迷思，单一病因决定论也受到挑战。有研究提出应该将疾病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生物医学问题，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理解疾病（甘进，2014）。

疾病的社会建论属于知识社会学的范畴，后者主张科学知识是人为建构的信念系统，是一种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生活的折衷中形成的共识（陈瑞麟，2001）。在此视角下，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医学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研究借助大量历史资料和田野笔记，考察“制度、国家乃至世界等不同层面的力量”如何影响人们对疾病、身体以及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想象（刘绍华，2015：20）。

在这类研究的宏大图谱中，新闻报道往往作为历史材料中的一类而鲜少被专门考察。疾病的新闻报道在功能上隶属于福柯所说的疾病的“描述话语”，受主导性权力机制支配；相应的，疾病的媒介话语分析不仅能够反映出疾病“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的”（黄旦，2005：231），而且能够映照出其所嵌入的整个权力体系的运作机制（福柯，1963/2001：2-17）。

本文以肺结核病这一与中国近代史相伴逾百年的慢性传染病为研究对象，以《人民日报》建国以来的全部相关报道为分析材料，考察肺结核病在我国主流媒体叙事中的话语形态及其演变；并在长达70年的时间跨度上，探求不同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对其进行定义、阐释和构建。

二

文献综述

（一）疾病建构论

早期的疾病建构论将疾病视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规范”知识，而非生物医学意义上的“描述”知识（肖巍，2008）。这种“强纲领”的建构主义否认了疾病的事实性存在（Bury，1986），被认为是一种反唯实论（anti-realism）的取向而招致广泛批评（Craib，1997）。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凯博文（Kleinman）（1980：3-6）提出了疾病的文化解释模型，区分了作为医学现实的“疾”（disease）和作为文化建构的“病”（illness），并将后者划入医学社会学。

即使采用这种保守的疾病建构论视角，疾病的范畴（什么是疾病）和疾病的话语（如何理解疾病）也都是一个连续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一部分。Brown（1995：36）在《命名与框架：诊断和疾病的社会建构》一文中这样描述：“（疾病的）社会建构开始于社会发现——个人、组织和机构通过其确定疾病或致病条件的存在。社会建构的其他组成部分则紧随其后：疾病的经历、治疗的决定以及后续结果的社会认知。”

传染病由于其传递性、流行性和爆发性等特点，直接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劳动力数量和国家财富创造力，无疑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余新忠，2015）。它一方面关乎个体的生死苦痛，一方面关联权力管控和规约，因此成为建构主义研究者的关切之所。大量医学社会学和医学人类研究以鼠疫、霍乱、疟疾、麻风病、艾滋病等传染病为对象，考察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梁其姿，2009/2016；余新忠，2014，2015；Farmer，1992）。

（二）传染病的媒介建构研究

即便在临床医学主导现代医学范式的今天，主流文化依旧将疾病视为对健康的、正常的、日常肌体的破坏，因而是生命的阴面，秩序的反面（肖巍，2008）。对于传染病而言，其文化意义更是阴晦而幽暗。天花、霍乱、肺结核等流行病常被用作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梅毒、艾滋病、麻风病等则长期承受道德污名（梁其姿，2009/2016；桑塔格，1989/2003：7-8），其患者也往往是社会的边缘人和媒介呈现中的“他者”。作为一种合法化的符号系统，主流媒体日复一日地传递着各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服务主导性意识形态，包括统治形态、经济政策、社会制度、文明样式、文化表现等等，从而巩固既有的权力秩序。

大多数对疾病报道的研究集中于短期分析，往往以急性传染病的爆发周期为研究周期，考察传染病发展各个阶段的新闻报道特点。例如，夏倩芳和叶晓华（2003）发现，2003年非典期间，国内媒体经历了从失语到喧哗的过程，并引发了对政府危机公关、国家形象建构、公众知情权等的讨论。长期的纵向研究对象则是那些随着时间发展逐渐演化成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疾病。如Cheek（1997）分析了澳大利亚印刷媒体15年间关于“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的报道，发现其报道框架从隐藏式发展到科学/医疗，再到个人责任框架。这类长期性的历时性研究，一方面过分强调数据层面，忽略了对疾病深层意涵的讨论；另一方面，过于注重“新奇化”和“社会伦理化”的疾病，忽略了对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的、“日常”疾病的探讨。

（三）肺结核病的社会建构研究

在诸种传染病中，本文之所以选取肺结核病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肺结核病的“日常性”。肺结核病的致病原因主要是虚弱的个体和不清洁的公共卫生环境。因此，对该疾病的研究可以相对少地受到文化传统或道德伦理的干预，更清晰地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疾病的建构。二是由于肺结核病历史悠久，且至今仍广泛分布。肺结核病的文化建构具有更长的历史纵深。

作为一种慢性传染病，肺结核病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在十六、十七世纪，过分热情的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病因；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与浪漫联系起来，成为文雅、精致和敏感的象征；到了二十世纪，随着工业城市的崛起，结核病与“贫困”“匮乏”联系起来（桑塔格，1989/2003：15）。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它总是勾连着贫民窟的日常。

肺结核之于中国，则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和历史意义。晚清至民国初年，由于患病而缺乏身体抵抗力的肺痨患者契合了关于孱弱国民病体的民族主义想象。范滋德曾专门撰文指出：“旧中国有‘东亚病夫’之名，与结核病有关。”（范滋德，1942）有识之士将欧美与日本等国的富强归功于反肺结核运动的成果。国家因此名正言顺地开展对结核病患者以至全体国民的身体规训。

1930年代，蒋介石政府曾在中国大陆发起防痨运动。肺结核病并未像当时的欧美日本一样，认为是源自现代化发展而造成的社会性疾病（social disease），却被定义为一种“家庭疾病”。民国政府以此为契机，通过肺结核病的防治重塑国民的身体习惯，从而打击传统中式家庭结构，培育符合现代国家需要的“新民”（雷祥麟，2011）。建国以来，在“反细菌战”、“除四害”、“送医下乡”等一系列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制度改革中，结核病的防控都是重中之重。

可以说，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疾病的观念“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想象自身与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同时建构出了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所采取的行为技术和制度体系。”（杨念群，2006：7）。不同时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藉由官方媒体传递信息和动员民众，而同时也把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媒介文本之中。

本文选取肺结核病这一慢性传染病，将其置于建国七十年历史的语境之中，探讨其在不同时代的话语形态。尽管政治话语的传播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但鉴于中国近代政治对医疗活动的全面支配与控制（杨念群，2006：409-432），本文遂以《人民日报》的报道本文为研究对象，考察一种“日常”疾病的官方话语建构之历程。

三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与肺结核病有关的全部新闻报道。研究者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里以“肺结核”“肺痨”“痨病”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随后人工剔除非新闻类文本和不以肺结核作为报道主题的新闻，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37篇。

研究采用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法。费尔克拉夫（1992/2003）主张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上展开批判话语分析。文本分析聚焦文本的具体特征，如语法、词汇、文本结构等；话语实践分析主要涉及文本的生产、分发与消费过程；社会实践分析则侧重于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就新闻报道来说，文本层面分析侧重于回答“报道说了什么”；话语实践层面侧重于报道文本如何被生产、传播和消费；社会实践层的分析则探究“为什么报道会这么说”“为什么话语实践这么做”以及“这么说这么做对社会实践有什么影响”（何威，曹书乐，2018）。在具体实践中，批判话语分析并不存在一套完全固定的程序，而是根据研究需要展开分析（费尔克拉夫，1992/2003：208）。本文聚焦文本和社会实践维度，围绕肺结核的新闻报道展开批判话语分析。文本层面主要通过报道高频词的变化展现新闻报道的主题变迁，社会实践层面的分析则是结合各个时期的历史语境揭示报道背后的权力结构。

四

研究发现

从1949年至2019年，《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在时间分布上呈现为两个高峰期，一个波谷期和两个平缓期（见表1）。

本研究以每个时间段为分析单位，首先运用jieba分词工具对报道文本进行中文分词，然后使用库博语料库分析软件（CORPRO）输出各个阶段的词语频数，并统计高频词（见表2）。

（一）1949年至1965年：人民的疾病

十七年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是政权合法性建设，主要通过两种话语路径实现：一是通过否定旧制度来合法化新制度，袁刚（2004）称之为“历史负面合法性”，即旧政权难以有效回应国民对公共卫生服务的要求而面临合法性危机，新政权因此赢得历史合法性。然而，依靠单纯的政权对比的动员策略“持久性差，较易流失”（张自力，2008：127），新中国遂通过展示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来构建政治制度的正面合法性（邹谠，1994：234）。

“卡介苗”“接种”“消灭”“疗养院”“疗养”“苏联”“针灸疗法”作为这一阶段新闻报道的高频词，既是政府大力推行肺结核防治的佐证，也是政权合法化建设的载体。上述建构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叙事在十七年时期并不鲜见，但肺结核病具有两个特殊属性。第一，与梅毒、天花、麻风等长期蒙受道德污名的传染病相比（刘绍华，2019：37），肺结核病以其与贫困天然相连的肇因而具有政治优越性。肺结核病的主要诱因是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结核菌传播和贫穷的生活条件导致肌体抵抗力虚弱。换言之，结核病是一种纯粹的贫困病。新政权的民众基础恰恰是贫穷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因此，结核病的存在和消除都能够合理嵌入正面和负面合法性建构的政治语境中。

第二，同鼠疫、麻风、血吸虫病、性病等地方性或群体性疾病而言，结核病具有遍布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普遍分布性，使其成为一种“人民的疾病”。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刊发了许多患者第一人称的《读者来信》，其身份遍布各个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傅连暲、邓颖超等国家领导层。患病的身体不再是个体的苦难，而是反动派政府“为了便于他们统治人民，为了愚昧、窒息劳动人民，让人民作疾病的奴隶，坐以待毙，安于被他们统治”的一种有意放任的结果；等待疗救的身体也不再是个体的肉身，而是“革命的身体”。概言之，肺结核病以其贫病的肇因和广泛的社会连接力，在建国之初非但没有经历“耻化”叙事，反而成为患者阶级识别的身体特征。主流媒体也凭借这种共享的肉体苦痛，通过正面和反面合法性的叙事，夯实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统一阵线。

（二）1966年至1976年：作为“试金石”的疾病

由于文革时期路线斗争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全面主导，卫生工作退居末席。十年来《人民日报》的肺结核报道仅有9篇，其中，关于仅有1篇关于结核病治疗药物的报道，其余8篇均以肺结核病为背景或由头，服务于路线斗争的主题。“毛主席”“革命”“路线”“修正主义”“无产阶级”等政治性词汇在新闻话语中高频闪现，肺结核的医疗属性成为政治报道的点缀。尤其在“六二六”指示之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医学领域，呈现出医学政治化的图景（李静，2009）。

医学政治化的首要表现在于医学的科学性让位于政治斗争的神圣性。一方面，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成为技术进步的直接动因。如，1968年抗菌素卡那霉素研制成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开始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的结果。1971年上海第五制药厂要求在结核药的生产上必须“突出政治，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以革命统帅生产，才能把生产搞得好上加好。”另一方面，毛主席语录被赋予了灵丹妙药、救苦救难的功效，政治取代医学成为疾病治疗中的首要因素（李静，2009）。医学的政治化“忽视了医学本身应该具有的科学意识，消解了生理身体的复杂性，将其转化为一种纯粹的政治身体，使其成为一种宣讲政治的正确与有效的工具”（黄晓华，2008：98）。

医学政治化更突出的表现在于医生从“改造的主体”转变为“接受改造的对象”（李静，2009）。在近代中国谋求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国民身体的健康始终与国家进步的想象相伴，医务工作者始终被视为国民病态肉体和麻木灵魂的改造者。然而，文革时期的医务工作者不再是贫弱乡村和病弱农民的拯救者，而是“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他们必须到农村接受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人物报道往往以医生的口吻进行自我反省或通过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神化来表达对新身份的向往。

医务工作者在文革时期的身份转置，不仅仅是路线斗争在医疗领域的斗争结果，而是国家有意识的通过对医疗人力资源的强制再分配，缓解城乡医疗差距。直到改革开放前，城乡差距——包括医疗资源的差距——的实质都是国家现代化和政权合法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国谋求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要求优先发展工业，因此只能“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造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日益深刻的分裂”（吕新雨，2004）；另一方面，农民的支持和工农联盟又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不具备解决这一矛盾的现实条件，只能通过“送医下乡”“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等形式，“拉平城乡医疗资源之间的差距，弥补城乡之间的裂痕。同时，试图将这种城乡间的紧张关系转移到医疗人员身上，将矛盾的根源变成‘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李静，2009）。

这种有意为之的政治方略影响了一代医务工作者的命运，也左右了包括肺结核在内的疾病话语。“医务人员”取代“患者”变成新闻报道的高频词，成为话语叙述的主体和被凝视的对象。肺结核病人的患者特征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贫农”“工人”等阶级身份标签。医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肺结核病也成为阶级斗争思想的“试金石”：它在农村的蔓延是城市医务人员资产阶级意识余毒未清的体现，是医疗卫生工作修正主义化的恶果；对疾病的战胜则是毛泽东路线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思想相结合的光辉成果。

（三）1977年至1991年：疾病“多元化”的尝试

改革探索阶段，中国国家政治集中于两个主题：一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拨乱反正，纠正文革时期的路线错误；二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探索国家的未来发展之路。这一时期肺结核报道的年均数量不足3篇，但其话语取向却最为丰富，展现出专业性、公共性和科学性等多元图景。政治性词汇退出肺结核话语的中心，以“防痨”“手术”“X线/光”“患病率/发病率”“下降”等为代表的专业型医学词汇重新占据新闻话语的主流。“卫生部”“专家”取代“医生”“患者”成为报道的话语主体，进一步凸显了肺结核报道的公共性转向。

肺结核报道脱离了政治话语的裹挟，第一次回归到医学专业话语中。报道以疫情通报和疫病治疗技术进展等客观报道为主，不仅向公众告知技术的进步和疫情控制的积极效果，也开始承认和公开本国肺结核疫情的严重性，如“我国的卡介苗接种率仍较低，有的地方还达不到60%，几年来的全国患病率和涂阳患病率的年递降率仅为4.7%和3.2%，……我国结核病死亡率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40倍。”

肺结合报道还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性取向，即，通过一定数量的问题报道，揭示和反映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公众和相关部门的关注，最终推动问题的解决（李中华，2011）。

这一时期最强势的疾病话语还是科学话语。此前关于疾病知识层面的报道倾向与社会性结合，主要从生活层面入手，比如“肺结核患者的睡姿值得注意”。但这一阶段的疾病知识普及则试图用科学术语包裹以凸显其专业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产物的科技崇拜还是无可避免地催动起“科技强国”的政治叙事，如强调中医、中药对西医技术的补充功能，或借助外国专家的正面评价，强调中国肺结核治疗技术的实力。同单纯的科普信息不同，这类疾病叙事回避了中国技术落后、结核病严重的事实，通过中医—西医，国内—国外的并置，向公众传达一种技术进步、国家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民族主义想象。

与此相衔接的是肺结核报道的国际化。“国际”一词也成为报道的新高频词。这一时期的报道首次出现了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外国专家和世界性纪念活动。国际性公共组织不再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被抨击和批判。相反，他们被视为代表科学进步的技术权威、“医者无界”的人类卫士、人类与疾病抗争前沿的代表者和宣誓人。作为对全人类的普遍威胁，疾病天然具有普适性。然而这一时期的疾病话语没有诉诸于疾病带来的个体苦痛等人本主义取向，也没有开掘疾病所根源的那些超越制度差异的社会与文化意涵，而是选择了以科技为桥梁，打造日渐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国家形象。

（四）1992年至2005年：“改革”与“开放”的双重样板

1992-2005年间，我国肺结核病的主流叙事中有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一是90年代以来狂热的经济建设主线。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医疗卫生事业也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主导观念。政府退出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全包统揽，改由市场原则重新分配医疗资源。带有国家福利性质的“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逐渐废止。

但肺结核病却并未进入医疗的市场经济。除了其作为传染病而具有的公共属性之外，它的另一条主线来自于中国的国际卫生合作行动。中国在肺结核防治工作领域，于1992年接受世界银行贷款，实施了“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国际合作项目，并于2000年缔结《阿姆斯特丹宣言》，作为“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做出一系列防治承诺。“国际”“世界卫生组织”跃升为报道的高频词，针对个人的卫生防治话语让位于面向国际的公共卫生叙事。

因此，这一时期肺结核病的防控一肩双挑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时代主题。一方面，作为开放的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一部分，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始终是一项高度政治化的政府实践；另一方面，在医疗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主题下，肺结核病的官方叙事始终与经济判断紧密相依。十七年时期“贫—病”一体的主张再次被官方叙事反复重申，“贫穷”及与“贫”相关的词汇成为显著高频词。只是在经济发展大旗高张的90年代中国，“因贫致病”的病患失去了50年代“越穷越光荣”的身份优越性，成为被帮扶的“落后”者。一方面是国际合作的政治承诺，一方面是医疗体制经济改革的时代主题。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肺结核病话语在政治和经济话语之间交错穿梭。

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时代主题下，疾病问题被高度经济化，即，贫穷被视为疾病的根源。肺结核因其耐药性强、难根治等特质，造成“因贫致病，因病致贫，越贫越病，越病越贫”的恶性循环。有鉴于此，在肺结核病的诸多阐释性可能中，《人民日报》重点选择了疾病的经济面向，将贫和病比喻为“同一根藤上的苦瓜”“病根穷根绞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强调“结核病不仅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种贫病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夯实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代主题。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公共福利（包括公共卫生）；唯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能被全社会成员共享时，公共福利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疾病发生率也才会相应降低（王绍光，2003）。但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肺结核报道并没有廓清这一逻辑，而是将肺结核病等同于一种贫穷病，其成因是穷困、观念落后和（对国家肺结核病免费诊断和相应治疗政策的）信息迟滞；疾病的后果也主要是经济后果，而非肉体上缠绵的病痛、个体职业机会的丧失或社会暴露于疾病威胁下的脆弱。与此相对应，各级政府的经济投入也成为主要的政策措施和报道重点。

然而，与其他大力提倡“自谋生路”和“个人奋斗”的社会问题不同，肺结核病尽管被表述为一个经济问题，其防控却始终高度依赖政治路径；同时，与其他同样依赖政府公共职能的社会福祉问题相比，肺结核的主流话语始终围绕宏观政治而非地方性的、实践性的微观政治展开。肺结核防治工作在主流叙事中成为中国接入世界版图的入口、承担大国责任的载体和拥抱普世疾病观的触媒。

作为“人类共同的敌人”，疾病首先充当了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假想敌。随着中国融入全球政治体系，“全球”“世界”和“传染病”“疫情”“药物”组合起来，展现了肺结核病防治话语的国际化。疾病被描述为对全人类的威胁，对疾病的控制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每年因结核病死亡的有300万人，超过了艾滋病、疟疾、腹泻等传染病死亡人数的总和，成为成人传染病中的第一杀手和最大死因。”这一阶段《人民日报》肺结核报道多次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疫情报告，通过“警告”“紧急”“威胁”等传达迫切性的词汇，体现出传染病视域下全球风险社会的特质：紧迫性、危害性和全球性。

在这样的人类共同体之中，疾病成为中国建构国家形象的理想介质。一方面，《人民日报》通过强调中国肺结核防疫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的重要性，来传递中国作为世界一员的国际化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承诺”的反复强调，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疾病不再是个体的苦痛或群体的印记，而是一项庞大的政治动员的对象。为了提高肺结核病人的发现率，卫生部自2004年起实施了肺结核“报病奖励制度”，具体来说，就是“要按照病人诊断的数量给乡村和社区医生发放奖金。”这项由中央经费预算支持的临时制度明确将疾病表述为行政运动亟待控制的目标。病患的身体不再属于个体，而是成为被每个人凝视和监视的对象。而这种围观的政治运动依旧收束为一种经济行为——通过将患者和疑似患者与奖励金相连，对患病个体的侵犯最终也被转化为一种祛除了道德维度的赏金交易。

概言之，肺结核病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萌发出了多元话语的取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肺结核在国际合作的维度上介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宏大政治，在具体实践中则汇流入经济发展的时代主题。它最终褪去了其可能具有的民间互助、个体关怀和科学主义的多种面向，凝聚一项以经济话语表述的政治议题。

（五）2006年至今：作为日常仪式的疾病

2005年以后，我国延续了在肺结核防治领域的卓越成效。结核病防控工作继续纳入国家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随着疾病防控的制度化，其新闻报道也不再具有强烈的冲突性或典型性。《人民日报》中的肺结核报道逐渐流于“纪念日报道”，即在每年3月24日“全球结核病日”前后，发布3-4篇常规新闻，包括世卫组织和/或中国卫生部关于肺结核病的年度统计数据、世界肺结核病大会及其纪念活动，中国某地的肺结核防治日活动等。“全球”“传染病”“艾滋病”“世界”“公共卫生”“管理”是这一阶段新闻报道的高频词。它们既延续了上一时期的特征，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防疫视野；同时又将个人的身体接入“公共”和“管理”的国家控制之下。

在这种常规化的疫情通报中，疾病消散了其人本性，而成为一种日常仪式。疾病不再关乎个体的苦痛，相反，个体的病痛成了被监控的对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规的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有疫情监测和疫情报告的职责。这意味着权力之触延伸到身体。与此同时，那些尚未患病的身体也同样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现代医学制度对流行病学的控制，恰如福柯（1963/2001：118-119）所言，“必须借助于一种警察力量的监控，并由国家制订相应的卫生法规，提出应该采取的措施，同时监督医生的工作才能完成和实现”。在控制流行病的过程中，医学所承担的那些诸如提供信息、监督和控制等经常性任务,也就“既与医学本身有关，也同样与治安有关”。

权力主体通过对信息的发布，将疾病防控职能（部分地）置换为疾病告知职能；被告知的个体在获得信息的一刻（甚至是被统计的一刻）便交出了身体的私人性，而成为患病/未患病的行政统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藉由这种仪式化的疫情通报，疾病消解了其不确定性，成为一项可以被严密监测，进而可以被强力控制的对象。这种对疾病可控性的想象驱散了疾病所带来的恐慌，从而服务于“社会稳定”的时代主题。

五

研究讨论

虽然疫病始终与中国历史相伴而行，但其防治乃国家公共卫生职责这一理念却是一种相当晚近的现代性认识。在20世纪之前，与医疗相关的行业乃百业之一。尽管大疫之年，朝廷也有官医出禁施救却也并非常态。与官医系统并行的，是一个由挂牌堂医、流动摊医、走方游医、江湖草医、顶香巫医等勾织而成的松散的民间医疗网络。民间的病苦由个人或家庭自主择医而治，既鲜受国家的强力干预或关照，亦难以直接动摇君权天授的合法性。直到20世纪初，随着现代政治理念的传入，国民身体的病弱始与国家的衰败直接相连。在“强国保种”的民族诉求之下，医事制度被收束进国家控制秩序之内，从此开启了医学国家化的现代历程（杨念群，2006：96-123）。

纵观七十年的《人民日报》文本，肺结核病始终是一项国家主导的公共卫生疾病。由于其“贫困”的致病原因，它豁免了加诸于个人的道德谴责；由于其国家接管、医保兜底、整体推进的公共卫生方略，它又远离医疗商业化的诸般争议；作为一项世界公共卫生议题，它又更加与全球性、抽象性的宏观政治而非地方性、实践性的微观政治相连。这使得肺结核病的主流媒体叙事鲜少围绕个体的苦痛展开，而始终与国家“进步性”的话语相连。它在五六十年代是制度进步性的代名词，在六七十年代是阶级斗争思想的“试金石”，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医学科学化、公共化、国际化的前沿探索，在九十年代到2005年间医疗社会化的洪潮之下，依旧一肩双挑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时代主题，又旋即与“社会稳定”的当代主题同声相和。作为一种“人民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载体是“人民”而不是“个体”，其主流叙事也始终贯穿着国家解决“人民的苦痛”的政治进步性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时代中肺结核宣传话语的转变并非主流媒体凭空建构的政治景观，而是与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尤其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复杂历程呼应，与医改进程中每一个国民生死苦痛的切身经历交织。而新闻报道中的疾病话语所能投射的，是国家如何通过官方媒体，向国民宣示这种国家职能的转变，以此塑造民众对国—民关系的认知。遗憾的是，中国的官方话语倾向于模糊甚至淡化高层决策过程中的冲突和争论，也未曾给民众的呐喊或呢喃留下充分的表达空间。由于长时段、持续性的非主流媒体文本难以获得，本文未能提供替代性的民间立场来补充和还原肺结核话语在整个舆论场中的沉浮与变迁。即便如此，官方疾病话语的时代变迁也反映了国家建设“逐步超越情感激发、大规模动员、意识形态强制等非常规的手段和轨迹，向理性化、制度化等方向发展”，映射了国家政治从动员政治走向日常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蜿蜒进路（胡宜，2011：136）。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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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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