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及比较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陈书录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及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BZW06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纪玲妹、冉耀斌、李青枝、司马周。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致力于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互动与比较研究，探索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中的轨迹与规律，从深层次上发掘明清文学演变的动因与价值。这对于深入发掘明清时期商贾、伦理道德、文学、地域文化等互动中的历史价值、伦理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古鉴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该成果率先对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以翔实的资料和理论创新，努力建构明清优秀地域商贾与文学的传承体系，所运用的方法大致有四。一是地域文学与地域商贾的互动视角。所谓“互动视角”，或从地域商贾的视角看明清文学，或从地域文学的视角看明清商贾。

二是个案分析与地域群体互为映衬。该成果研究的基点建立在个案分析之上，以精研文本与广征文献为基本功，探微索隐，取精用宏，对明清各个不同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的“个案”做深入而又具体的分析。

三是诗歌古文与小说戏曲交叉呈现。诗歌古文与小说戏曲及民歌空前繁荣，有关商贾的雅俗文学也相当发达，它们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转化，交融互补。

四是文献考证与艺术批评有机结合。文献考据是该成果立论的基石，尽力搜寻和运用明清时期的诗文集(别集、总集)、小说和戏曲集、词集、散曲集、《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及笔记、石刻、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传记、族谱、家谱、地方志、流传在各地的歌谣等，力求资料翔实，言之有据，并着力以考证解决重点与难点问题。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考察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方式往往有常态性、特殊性两大类，其中常态性的，大概有如下四种。其一是士而为商，商而为士；其二是文士为商贾撰写墓碑和传记；其三是商贾拜师学诗文；其四是养士资助，诗酒相会。考察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还有某些特殊形态，主要有以下方式。

其一，交流中心的聚集与扩散。一个时期，商贾与文学互动有其中心地区，明清时期在北京、南京(江宁)、扬州、苏州等地。以苏州为例。明清苏州府中有号称“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正是在这丰厚的经济土壤中，滋养着本土文人如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明代中前期的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派”有关商贾的文学，各以情、理偏胜；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贞受到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经商方式的影响，文学思想由格调转向性灵与俚俗；饱受明清换代之际沧桑的吴伟业有关商贾的诗文、戏曲中多有盛衰兴亡之感，既有时代特色，也有地域特色。聚集于苏州这个中心的，不仅有本土文人，还有如湖广公安的袁宏道、袁中道等客居流寓(包括为官)者。袁宏道在任吴县县令时深受苏州地区商潮影响，他的思想更为解放。因而，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于苏州吴县结合袁中道(字小修)的诗歌创作成果作《叙小修诗》，大胆竖起“独抒性灵”的旗帜。经过王阳明的“心学”到李贽的“童心说”，又经过吴国伦、王世贞等由格调向性灵的转变到徐渭、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袁中道等人终于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将晚明文学解放思想推向高潮。苏州中心既有聚集，也有扩散，如“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其追随者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琅琊四十子”，“自嘉靖末，迄今八十余年，七子风声，浸淫海内”。

其二，相似地域流派的接力与流变。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中的某种思潮，有时以“接力”的方式发展与演变。比如明清时期的性灵文学思潮，经历明代湖广兴国地域的吴国伦等传递给湖广公安地域的“三袁”，再传给湖广竟陵地域的钟、谭，又隔代传递，传给清代中期江浙地区的袁枚、赵翼等，如此相互传承，接力推进，由发轫、高潮到复兴，其动因之一是湖广、江浙及徽州地区商潮的影响。这种地域商潮对于各个地域的作家或文学流派的影响，有本地域的，也有外地域的(如徽商)，还有多地域商潮交叉的，既有多个地域的相似性，也有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丰富多彩而又指向一致，以蕴含着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思潮所推进的文学性灵思潮冲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复古思潮或考据之学，具有文学解放思想的意义。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阳湖派被一些人视为桐城派的分支，是两个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其接力与演变颇有典型意义。姚鼐等桐城派的“义理、文章、考据”的文学主张与徽商有关。义理属于儒家伦理、道德、性气、政治范畴的内容，与徽商“尤爱朱子《纲目》之书”即程朱理学密切相关，也与桐城派作家视野中的贾名儒行、仁心爱人、诚信处世、孝悌睦姻、朴茂诚悫等的徽商精神密切相关。阳湖文派与桐城文派之间有“接力”，也有变异，比如对待骈文与散文，桐城派是骈文对立论者，而阳湖派往往主张骈散合一。张惠言的骚体赋用词讲究，色彩斑斓；其散文往往笔力纵恣，于雅润中见气势，缜密而又不乏典丽。这固然与吴地“缘情而绮靡”的地域文学传统有关，也与包括商贾在内的吴地“侈靡”风俗有关。

其三，相异地域商贾与文学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其特殊性，如论述山西地域商风民俗时有四组反比：一是将晋商与吴越商贾作反比，晋风多俭，吴越俗奢靡，比较中也突出了晋商之“多俭”；二是将晋商与徽商作反比，如谢肇淛《五杂俎》中说“新安奢而山右俭也”，比较中突出了晋商之“俭”与徽商之“奢”；三是将“晋风多俭”与闽商“贱啬而贵侈”进行反比；四是将徽商与吴地商贾作反比，如安徽桐城作家戴名世在奢或俭上，将徽商与吴地商人相比较：徽商纤啬，这与“吴俗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就是徽商在与吴地商贾的反比中为“纤啬(俭)”，而与晋商的反比中则为“奢靡”，评价截然相反。显然，在以上四组反比中充分显出晋商之“多俭”，有反反得正、相反相成的效果。苏州、徽州虽然同属江南，但两个地域的商贾之风迥异。这以明代中后期王世贞的视野为例。在王世贞的视野中苏州商贾的特色，一是既以“钻天”术经商致富，又讳富藏富；二是纵情享受，暢舒心志；三是喜读稗史，趣在俚俗。而与苏州商贾形成对比的是徽商，在王世贞的视野中徽商的特色，一是不讳商贾，致富有方；二是攀附显要，官商结合；三是转修诗书，儒商并行。

其四，地域的本土特色与流动视野。山西素有“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的地域文化特色。明清晋商发扬这种传统，敢走西口，塞外经商谋利；首创票号，全国回兑。山东地域文化也称之为齐鲁文化，也可视为山东本土文化。邹鲁为孔孟之乡，具有深厚的儒学根基。齐地濒临渤海、黄海，有沧海桑田、神奇变幻的地域氛围。崇尚儒学的鲁文化影响到明清有关商贾文学，其中多有义利兼顾的儒商；神奇变幻的齐文化影响到明清时期有关商贾的文学，尤其是影响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出现不少狐仙鬼怪变化而成的商贾，给明清山东商贾与文学平添了神奇浪漫的地域特色。有的文人不仅具有地域的本土文化，也有流动视野。又如自称“我今为秦声”李梦阳，在他的诗文中还关注晋商、徽商、荆商等，甚至将视线投向从范蠡所处的春秋末年到明代弘治、正德近两千多年历史上的商贾。又如明代江西戏曲家兼诗文作家汤显祖，清代山西人、晚清一代名臣徐继畲，广东香山人、晚清民初的经商实业家郑观应等睁眼看世界，关注外商和对外贸易，在诗文与戏曲中展现海外经商的新世界，令人大开眼界，大开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