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抢鸡蛋呢：中产阶级男性的虚惊一场

《小说现代中国》，是我的朋友杨早和凤梨两位老师的最新作品。

杨早老师我更熟悉一些，是研究民国史和当代文学的学者。这本书讲的是文学史，也是当代史，用解读小说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摘一段书中的内容，供大家试读，喜欢的朋友请下单。

《潘先生在难中》是鼎鼎大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在1925年发表的作品。它回答了“中产阶级面对灾难时怎么办”的问题，中产阶级的焦虑，慌乱，恐惧，以及他们应对灾难的方式，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主旋律。

《潘先生在难中》的主人公当然就是潘先生，看样子，他大概是一校之长。他主管的学校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里。

潘先生在家乡好好地办教育，突然听说要打仗的消息——这场战争是1924年的江浙战争，齐燮元和卢永祥这两个军阀发起的一场内战，潘先生就带着家眷：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还有老婆，一家四口人逃到了上海。

这时上海已经挤满了十里八乡来逃难的民众，所以旅馆都是客满。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房，每天的价格是两块钱。

对比一下物价，从上海火车站到四马路的价钱是12个铜子，潘先生买来下酒的熏鱼是一毛钱，所以一天两块钱的房租是非常高昂的。

但是才住了一晚上就接到通知，潘先生家乡的教育局长坚持要求学校开课，因为战火还没有真正烧到潘先生家乡。

因此，潘先生必须赶回去维持自己的学校照常开学，不然他的职业前途就堪忧了。潘先生只好把妻儿放在上海，自己赶回家乡。

战火越来越逼近潘先生的家乡，大概只有一百多里了，往上海的火车也停了，上海的报纸也看不到了。这个时候潘先生非常惊慌，只好逃到了“红房子”（教堂）里去，正好碰到了也逃来此地的教育局长，他们一起在里边熬过一夜。

战火终于没有烧到潘先生的家乡。过了20多天，战火平息了，潘先生和他的家庭算是虚惊一场。这就是整个《潘先生在难中》的故事。

为什么说这篇小说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和恐惧呢？

我们看看潘先生，他就是典型的缺乏灾祸抵抗力的中产阶级。潘先生带着妻儿逃难，家里的女佣王妈留下来守房子。

潘先生夫妇都怕死怕战争，王妈怕吗？不怕。王妈只在乎她穿着绣花鞋上西天，阎王爷会高看她一眼。

这句描写，实际上把阶级的分隔写出来了。对于潘先生这样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是非常惜命的，所以一听到战乱的消息，就赶紧往上海跑。

但是中产阶级又非常放不下自己的生活，潘太太担心着厨房里没吃完的一碗鸭子，还有隔壁的穷人会不会趁火打劫，而潘先生更是受制于人，他不可能拒绝教育局长的命令，放弃自己的工作，潇洒地在上海当寓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潘先生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他避险的方式是什么？

第一，碰到战火的时候，他们自己逃到了上海，为什么？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是法外之地，中产阶级认为内战是不会打到租界里的；

第二，潘先生家里的细软装进皮包里，都送到了红房子去寄存。这说明什么？说明教会在近代中国有着特殊的势力。如果你看过《金陵十三钗》，也能理解战争中教会对民众的庇护。这种情况在近代史上常常发生。

那么，当潘先生无法逃难时，他用什么方法避险呢？首先，他去了报名成为红十字会的会员。红十字会发给学校一面旗帜和几个徽章，证明你是成员，按照国际公约，这样的人员是交战双方都不得伤害的。

但是潘先生假公济私，要了两面旗帜，一面挂在学校门口，一面挂在了自家门口，他给自己老婆孩子也准备了红十字会徽章，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聪明。而真正感到危险将临时，潘先生和教育局长都跑到了教堂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得出来，民国前期中产阶级的避险方案，主要是依靠近代以来中国土地上出现的一些新的规则——租界、教会和红十字会，都是西方带来的事物，不管它们象征、代表着什么，在一位1924年的中产阶级看来，它们都意味着更高等级的安全。

因此，向这些地点请求庇护，也是近代新兴的一种传统。到了更大的战争来临，比如1937年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连普通的民众也开始向租界、教堂和红十字会请求保护了。

《潘先生在难中》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讽刺在战争恐惧之下，潘先生这种小知识分子身上的中产阶级虚伪、自私、利己主义，但实际上也为我们揭开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这是叶圣陶作为写实主义的小说家的功力所在。

关于潘先生这个人，一百年来，有着很大争议。小说发表之后，从茅盾开始，几乎都是强烈地批判潘先生，说他“没有社会意识”，那么多民众都在死亡中奔逃，都在战火中受难，而潘先生只顾自己的小家，一旦感觉自家安全了，比如到了租界，就高兴得不行，说今天晚上要喝一杯庆祝，等等，表现得非常没有家国观念，庸俗，琐碎，等等。

但是有意思的是，当代的青少年，他们看了这篇小说以后，觉得潘先生是非常顾家的好男人，这是很有意味的一种评价变化。

潘先生怎么又变成一个好男人？因为他确实对家庭很照顾，对妻儿也非常关心。

潘先生那么害怕战争，但他把妻儿留在上海，一个人孤身回乡，在他看来，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是为了保住饭碗，而保住饭碗，不也正是为了家庭免于冻饿死亡吗？他寻找一切可以让自身，让家庭保全的方法，也并没有害人作恶，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回头去看民国很多现实的时候，价值观其实慢慢地也在发生变化。

在当代人看来，一个人在灾难面前，先保全、照顾自己和家庭，这似乎已经不是可以批判的污点，而是一种人之常情了。

五四时代对潘先生这种中产阶级的批判，是基于他们自己是知识分子，却完全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熏陶，没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这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在亡国危机的急迫心态驱使下，这种要求显得理所当然。

而现在再这样提，反而会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如今再看《潘先生在难中》这部小说，更多的是感到中产阶级面对战争灾难时的那份无能、无力与无奈。

他们运用了全部知识与资源，在当时社会体系中找寻各种用以自救的方法，但是潘先生心里也很清楚，这些避险方案并不是普世的法则。

当战火真的将所有人卷入的时候，这些方案有多大作用，潘先生自己心里也是没谱的。

十多年后的大战争，恰恰证明《潘先生在难中》这部小说，是一则既难得又准确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