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枫桥：聊聊墨经中的语言科学

文字符号是语言的基本材料。思想系统是由语言代码构成的，思想的大厦是土木结构还是钢筋水泥结构，取决于构成这个大厦的材料性能，文字符号就是起这样的材料作用。
文字符号有表音、表意、表形作用，表意是文字符号的灵魂，没有表意作用，文字符号就是死的文物，好比中国的甲骨文和苏美尔泥板文字，在没有人读懂它的字义以前，就是没有意义的文物图案。
语言科学就是至真表达语义的逻辑工具。语义交流传递的同义性要求，是语言思想精准交流的基础。
就是说语言交流中不但要求同文字的同表音同表形、更要求同表义。
好比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用书写汉字的方法交流，彼此可以大概达到语义信息交流目的；而英语法语和拉丁语中的某些同源字根语义，也可以达到大概同义交流目的。其中的形同义同是实现交流的基本条件。
但是如果只有同字没有同义，我们就不能实现交流，达成同义认定和共识。简单的比如孝、君。儒家定义代码是混乱不明确的，没有明确的代码字典。儒家孝字基本语义是顺从父母，所谓孝顺。而墨家是有明确的代码字典的，就是墨经字典，墨典定义孝，是利亲。利在墨典里也有不同于一般乱代码下的明确定义的。
利亲和顺亲，都指向同一个孝字，但是语义层次和价值逻辑是完全不在同义同频层面的。
比如同一个君字，墨典定义是臣萌通约，儒没有专门定义系统，只是理解为君王君子。
这个时候，两个不同义的人如果谈论孝和君，就基本上是鸡同鸭讲，容易引起无谓争论。所以，可以说，隔义如隔山，交流不会出共识，不在一个同义频道。一个用土木盖房子，一个用钢筋水泥盖房子，思想工程的基本材料是不一样的。
盖土木房子，不需要工程力学设计图，有经验估计就可以了，就是说不需要具备材料力学抽象结构的设计图，只需要形象结构设计图。
语言科学也一样，它的科学程度是由其对语义的高精度抽象力和低歧义性结构呈现的。墨经的语言科学，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社会到近现代才发展出辞典系统，作为法语英语祖源语的拉丁语，公元前七世纪，最早的字母表才出现，而差不多同时代的墨子，已经搞出了世界上最专业的字典墨经，而且已经具备理工科和哲学内容的词条。我们不得不赞叹和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墨子是不是外星人和未来时空穿越穿者。
牛津辞典诞生于1857年，现代汉语辞典，到双字词的引入和发明，才有理工科和哲学词条，大多数词条语义还停留在文学描述的层次。
《尔雅》不过是辞书类文学作品，时间上绝对不早于战国，而且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语义工具书。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属于语义工具书，已经进入文字科学层次，但其主要语义分析集中的字形结构的表意方面，比较忠实于汉语象形表义的发生学规律，但没有达到墨经辞典词条定义的哲学和科学高度，也没有引入墨经辞典内容。即使是现代汉语辞典，也因为语言学家对墨经的生疏和缺乏解读能力而没有纳入墨经字义内容，这是巨大损失。好比错失了进入工业建筑的建筑业，而错失思想进入科学化层次的历史机会。
我猜测，墨学的中断，归根到底是墨经传承的中断。也因为墨子太过超前的智慧，难以被理解和传授，包括墨子没有完成墨经的完整传授。
从墨经成典被墨徒尊为经，可以推测，当时墨徒的基础课程就是墨经，因为篇幅精炼，不必使用大量竹简而容易携带，方便随时学习。当然我们不敢排除，当时还有大量字条内容没有流传保存下来。
从墨经字条定义的高超和世间罕见性，以及墨经词义和流行字义的高度差异，不掌握墨经，就不能正确理解墨子十义。不掌握墨经，好比不掌握墨义系统源代码和程序系统，不可能完成对墨义系统的解读。那么我们看到孝、君、忠、治、功、义、利等等这些核心字，就只能进行低版本的解读了。结果看不到墨义和儒义的不同，更看不到墨义逻辑系统和儒义逻辑系统的原则差别了。
比如墨家定义治：是顺辅社会各方的自发性成长规律，是顺长，不是拔苗助长和害长。自己是行为对象的辅助者、辅臣，对象是主。但是在非墨定义里，治就是统治整治，自己是主，对象是臣，是要求对象按自己的意志生长。
就是说，后人的字典和训诂，大概率不能作为理解墨经词条的靠谱工具和依据，因为完全不在一个智慧层次，好比不是一个软件语言系统一样。
完整传承必须从墨经忠实解读开始。没有墨经的真实呈现和还原，就没有墨义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