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山包安碑记

辛丑岁末，手中有一本疏利民先生送给我的《知足堂》（束疏氏家族辑刊），读到其中“丹阳宗亲篇”中的束因立的《丹阳记忆》，其中讲到作者的父亲将作者的爷爷奶奶迁坟到“前几辈的祖宗的墓地上”，但是由于修高铁需要拆迁，祖宗墓地受到威胁，于是“四个兄弟”围绕迁坟还是不迁坟，产生了分歧。结果，“老三”未经大家同意，将他们父母的坟迁到了异地。

事情比较零碎，倒是让我猛地一惊：自己年初不是在为自己的外公、大舅坟的事情张罗着立碑吗？眼下不正是冬至吗？老家的说法，冬至浇大寒，立碑不用看。民间俚语有着它自身的生动之处，这个“浇”字用得就非常好，仿佛寒气从天而降，弥漫四围。

对，我必须赶紧把这件事再拾起来，不是这篇文章，我还真把这事忘了呢！

推动

我赶紧微信给自己的小叔，他的妻子正好是我的母亲的同母异父的妹妹——我的小姨，他多年前就为这两棺坟的事情吵着要安个碑，所以我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他，问他有没有时间参与。然而不巧他家里有事，我只好去找我的大姨表兄，他操着牌楼口音，对我说：

我不晓得路哦，——你必须找母舅。

他所说的“母舅”，其实我的母亲认的同姓兄弟，他的养父就是我外婆后来的继夫。他是知道路的，但是年初拜年时在席间我谈了我的愿望，他们都说“不适合安石碑”，因为碑的对象都是非正常死亡。

过去的习俗是比较严厉的，不像今天这么讲“人人平等”，那么对于鬼也是分成等级，有的鬼是没有资格享受正常的待遇的。心想，这社会排斥延伸到鬼界了。

听到他们讲不合适，我便知道这件事的难度了。老外公当年不知怎么从黄铺地儿迁移到靠西的棋盘徐家老屋，47-48年，国民党抓壮丁，做挑夫，挑军火到太湖去，在那儿不知怎么跟长官冲撞了，结果对方用枪托将他戳了，由于戳到了要害，回到徐家老屋就殇了。

▲抓壮丁

外公走时，母亲还只有1岁。老外婆将兄妹俩拉扯了两三年，后来就改嫁人了，一方面千方百计把幼年的四处乞讨的母亲介绍给人家寄养，一方面带着逐渐进入少年的老舅。

后来进入大集体三年极度困难时期。进入青春期的老舅，几乎沦为生产队里的孤儿，饿得慌，准备打开生产队的仓库，不料被人发现。他惊恐之至，一夜未眠。次日上工时，有人发现他已自缢，四体冰凉。慌乱之间，他被当做“不祥物”抛葬在今天我们无法准确定位的荒岭。有人曾经说过，这种情况，那时的人们撂根扁担，扁担落何处，就葬何处。

”更何况这坟的准确位置还不清楚，盲目地安会坏事的。”

他们说。这也是一重困难。我也曾经责怪过自己的母亲，怎么连自己的老爸和老哥的坟地地址都搞不清楚呢？母亲为自己辩护道：

哎！你不知道，安葬他们的时候，我都不在现场。后来回娘家，只是找人帮着找到坟地；后来又遇到“文革”，是不准祭祀的；后来上老下小的，日子那么紧张，也没想到去做清明，所以中间隔了十几年没去祭祀，哪里记得那么清楚（坟地在哪里）？

母亲讲得有道理。谁叫她只是一个女人呢？她现在只能根据过去徐家老屋的老人指示，确定老外公的坟地位置。至于老舅的坟地位置，更是模糊不清了，她记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家祭祀了，而我们这些年祭祀的位置在其旁边，谁也不确定就是老舅的位置。今年（农历）清明的时候我跟母亲讨论为二老立碑的事情，母亲考虑再三，说还是不立了吧，也搞不清楚，随它去吧。

既然老母亲是这个态度，我也很释然，我正好也不想投入太多精力，尽管我通过调查，从小姨那里获得了关于二老的一些资料，如姓名，但仅此而已。

小姨还专门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她还记得老舅年幼时特别聪明，喜欢写字，用毛笔写，而且字写得很好看，但是他是不能上学的，因为他基本属于那种完全放养状态。我准备把这些非常有限的资料写入碑文，结果小叔说，这样不妥，似乎只有有钱有势有功名的人，才能在碑上撰写事迹，他两人哪地方都够不上这个标准，如果刻写的话，这将“扰乱”风俗。

▲大集体时农村吃饭场景。

我草拟了一个稿子，大抵是“某某某，大约生于多少年代，因什么什么而殇，今葬此，不知山向为何，今立碑，但求后人知何处为可凭吊之所也。”交给碑师，他接下活，只是他要求搞宏大一点碑。我一听，被他吓倒了——因为二老能不能立碑，合法性都尚存疑，再立个大碑，更是要闹笑话了。在风俗面前，我感觉自己的意志非常薄弱，生怕陷入被人耻笑的境地。于是我慢慢把这件事搁下并淡忘。漫长的暑假我都没跟碑师说这个事，装作没有这个事情一样。

这次我下定了决心，把这个事情弄妥，大概是受到《知足堂》的鼓舞，况且是冬至好时节，我有种要急切抓住时机的感觉，仿佛一位将军看到极好的战机，愿意去冒一切风险而命令他的军队前进一样。隐约，我觉得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但母亲的态度我还是没有底，她若反对，我得想好怎么去说服她。

由于我惊动了碑师，碑师又惊动了母亲，我还没有来得及跟母亲说，母亲便打电话给我。

安石碑的事情，你确定是哪一天？你回来吧，我们带家伙去，把碑师也要带过去。

母亲这不是很支持嘛？

这就好办了。我很自信地拨通母舅的电话，问他可有空，可能帮忙带带路到坟地？

他说：

可以的，我也找了地师问了，冬至前一日是个好日子。就那天，你们早点。

我说：

嗯，好的，这个事情，主要是我母亲年纪大了，并无亲兄弟健在，主要是为了做记号，作为外族我们本也不想揽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想做个记号，后人恐怕很难寻找到。再说好事坏事，谁也捉不清。

我相信母舅是个“唯物主义者”，所以这么说。我感觉我更像我的父亲了，他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尽管抱着天然的良心。我感觉我又好像在对母舅下命令，又感觉自己说话比较嗫嚅。

我愉快地挂了电话。一场矛盾避免了。

或许我母亲的同意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这时，如果母舅不支持，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去干。

但是没有母舅的支持，我们找到坟地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山外的丘陵田畈路，是极容易让陌生人迷失方向的。

安碑

冬至前一日的晚上，我驱车回到老家，次日一大早，母亲烧好早饭，收拾好要带的锄头、弯刀、簸箕、铲子、锹，碑师尽管头天晚上干活很晚归，但是依然起个大早，准备好混凝土、小桶、和石碑。只见石碑上刻着：某某某之墓，女/妹某某某立。

我们驱车到梅城，接到母舅，然后奔到一个名叫“韩山包”附近的地方。母舅身体非常硬朗，还提了一大提桶水和水泥。母亲指定坟地，然后用刀砍掉上面的芭茅，开辟出坟包的样子。母舅有点指责母亲，让她不要这么殷勤地砍芭茅，怕她摔着，清明可以再砍。母亲开始不说，后来“反击”了一句：

做清明跑着一雾着，大光手，哪个有功夫砍咋？！

潜山话，一雾着，就是影子都难寻。母舅听着也无计，也只好随她去砍。他可能太谨慎了，其实家中引火的松毛现在还是母亲自己爬呢。不过他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前年目前一次中风，将右肩胛骨摔成骨折加破碎，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手术。

到日中，碑安放好，鸣炮磕头，礼俱飨。

中饭母舅坚持他安排，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席后，碑师对我夸奖母舅很有礼貌，很有身份。

下午我驱车返回工作地，一路阳光真好，我感觉仿佛车子也轻快了许多。

这或许是我这么多年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多亏了疏利民先生和他策划的《知足堂》的提醒啊！

▲疏利民，安徽枞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