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 | “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余新忠所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以下称余著),我几乎是在出版的第一时间即获阅读。粗略翻阅之后,情不自禁又反复品读,终于有了一种想写点文字的冲动。在新时期以来“新史学”的发展进程中,这确属一部难得的上乘之作。从某种角度看,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是以“新史学”话语来诠释自己的时代价值的,它以不同以往的新领域、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甚至新话语等,标示了一个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刻意求新的史学成果林林总总,难以确数,在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曾业英主编的《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总结性史著中,分别已有一个基本状况的展示。一定意义上,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是新时期史学所获功绩的主要方面。

“新史学”的内涵与外延极具争议性。学界据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时间与范围几乎可以涵盖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大部;其释义之宽狭、内容界说之淆乱,因人因事而歧异纷呈。*本文不拟纠结于概念本身之争,只是从问题的学术聚焦和学术讨论的可操作性出发,以两个视角来限定这一学术用语的基本义涵:新时期以来史学演进的新走向或新态势。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的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区域史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等,均可一概目之为“新史学”之范围。

一、开拓中的多向发展与问题聚焦

“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客观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①20世纪80年代以社会史为趋向的新开拓(既是研究领域,也是研究方向或视野的开拓),一经出现就带来了极富时代性的感召力。《历史研究》评论员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主旨,传递了这一开拓性研究的学理依据,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应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纳入研究视野。②《历史研究》在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中预言,史学研究的这一新开拓将从改变史学研究现状和推动其他相关学科发展诸方面做出新的贡献。③由此,一大批新领域被开辟,构成了新时期“一次了不起的学术飞跃”④。近年来,标举着历史人类学的旗帜,研究者又开辟出很多新领域:生态环境史、日常生活史、水利社会史、医疗疾病史、性别社会史、新革命史*等,不一而足。30年来,正是开疆拓土的奋力进取成就了新时期的新史学,“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面,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从基本学术取向或路径看,与大多数新史学著作不同,余著并不着眼于研究方向的开拓,而是着眼于学术问题的聚焦。正如余新忠所坦陈的那样,从2003年始就开始对“清代的卫生概念、防疫和检疫等卫生问题做过初步的探讨”*。在余新忠的视野里,卫生领域并非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而是既关乎“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同时也承载起了民族繁荣强盛的大义”*的学术问题。作为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它是与整个历史演进的广度和深度密切相关的课题,因为由“卫生”而承载了“复杂而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以及权力关系的象征”。因此,余新忠透过诸多历史现象和丰厚史料最终所聚焦的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在引入和推行现代卫生机制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二是中国社会所推行的现代卫生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现代卫生行政与现代身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余著的学术立意十分清晰,即“利用‘后见之明’去发现和分析当时之人忽略或无法看到的问题”*。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提出:“有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它们更为重要。”*在当代新史学拓疆开域的多向扩展中,缺乏学术问题的聚焦所造成的“碎片化”状况令人诟病。*尽管就“碎片化”本身学界尚有不同认识,但由此所形成的学术研究的窒碍却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如“在社会史研究内部,诸如其内涵到底为何之类的大量根本性问题都尚未达成共识,这就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大杂烩’的印象。只要稍微仔细审视一下就可以发现,当下社会史研究的阵容固然貌似鼎盛,实际上其中却收容了不少争扛大旗的散兵游勇”*。梳理30多年来的新史学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研究领域的平面扩展和研究方向的多向伸延令人眼花缭乱,但纵向深度的学术问题讨论却浅尝辄止,始终不能形成梯度性推进,更遑论对某些重要学术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从而也就难以在历史的接续中真正完成一个时代的学术命题。新史学在不停歇的开拓中,少了学理层面的建设和把论题引向深入并将学科建设最终导向时代高度的努力。就此而言,余著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欣喜。

余著没有刻意标注“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名号,只是将论旨落实在“传统与现代视域中的卫生现代性问题”上。而且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医疗社会史问题,而是关涉到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变的时代性论题。余著所聚焦的问题是在学术发展脉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学术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并亟待探讨的问题。

其一,“以往诸多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的严重误读。在很多研究中,落后且僵化的传统不过是学者们借以表达近代变动的起点或背景而已”。余新忠正是在对此问题的省思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他认为:“那可能不过只是一种‘想象的传统’。”

其二,传统并不意味着落后,也不是停滞的同义语。作为历史研究的学术视野而言,我们应该着力探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传统与现代是如何榫接的,在榫接的过程中,传统以及中国传统自身变动的意义何在”*。

其三,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并被接受,从而引发中国社会的转型,应该有其自身的基础和根据。余著正是从一个具有新意的视角,深入解析这个重要的“基础和根据”*。在史料爬梳过程中,余新忠已经有所领悟,19世纪后半叶,尚处发展之中的西方公共卫生观念和制度传入,并在上海、天津等地获得认可和推崇,并不仅仅是外力刺激所致。“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更值得深入探究。正是在此意义上,余新忠并不认同“西方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中国社会演进中自在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要素远未被揭示和认识。

余著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全书分为八章的论题展开形成严密的逻辑关联,从卫生概念、观念入手,逐次引申讨论,最终聚焦在清代防疫机制及其现代性公共卫生制度的转型上。余著以问题的聚焦为切入口,以历史长程的探究为路径,以学理性探索和学科性的建构为导向,在新史学惊人总量的成果中成为卓然独立的著作。

二、多元理论、方法的引入与历史学的学理诉求

“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最大亮点。”*30多年来,伴随着新史学大幅扩展的就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环境生态史观,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年鉴派史学、社会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20世纪80年代之际,不仅仅是西方史学方法的广泛引入推介,甚至当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即“三论”,也成为重新建构历史学的“‘新的理论层次’、‘新的历史精神’,并以之改造‘唯物史观’重新构筑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甚至重新改写中国通史”。曾经一时间,“‘三论’热潮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席卷了整个史学界,构成对既有历史研究模式的最大威胁”*。

20世纪90年代后新史学虽然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相对沉寂,但却有新的转向。口述史学及其口述史学方法,被认为是亮点之一;相继而出的区域史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也成为“新史学”追求的新景象。

“衡定一个时代历史学的进步可以有多项标准……一个更为本质的大标准,这就是史学观念或史学思想。这是一种深刻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是通过观念和思想达成了自己所属时代的史学目标,并因此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的起伏、变化和进步。”*新史学在方向开拓和体系建构的进程中,对于理论与方法的热衷和努力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来不缺少丰富的理论来了解和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新近的环境史的兴起也如此,学界“视之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范式,也就是一种‘新史学’”。有学者认为这将“催生出中国史学的新革命”*,甚至声称“21世纪的新史学,则以天、人合一肇其始”*。

问题在于,新时期以来历史学理论的基本态势是“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很多以新史学为名的史著,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一个所谓新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再多,实质上无助于史学的进步。正如严耕望所批评的那种史学取向:“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余著的视野当然也追索到国际史学发展动向,并对其新的理论方法予以关注。正如其“绪论”所言:“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新学术思潮和理念的不断引入与实践,特别是医疗史研究日渐兴盛”,我们的卫生史研究成果才逐步丰富起来。*但是余著并没有刻意地在理论或话语上逐新求异,也没有以丰富的中国卫生史料去填充或诠释西方理论模式的倾向,反而对既有的理论说教保持着足够的警醒。他认为,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无不隐含着近代(或者说西方)话语和文化的霸权以及复杂的权力关系”。它们不仅“无视卫生现代化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也基本都未能跳脱‘现代化’的学术理论和叙事模式”,尤其是由于其“过于注重对意义的探析,反而影响了对具体历史经验的呈现”。*余新忠强调“引入新的学术理念,在‘新史学’的脉络下进一步推动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发展”。但同时对这种“理解并不一致的”“新文化史”谨慎地保持适当的距离。他特别提示:“尽管我对历史研究中话语的解读、意义的追寻和诠释等的重要性深为认同,但也并不愿意就此放弃对呈现一定限度内的‘真实’历史经验和过程的努力”,因为即使在这一看似新向的医疗卫生史领域,旧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依然是理解意义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余新忠的学术理路中,理论方法的新与旧并没有特别的优劣之分(并非像一些学者刻意两分对立的那样),他力主“打破两者的藩篱,以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去呈现历史经验和脉络,省思话语的权力,追寻意义的解构和诠释”*。

在著述结构和叙事风格上,余新忠没有落入时流中刻意“社会科学化”的窠臼*,而以实证性方法从溯源寻踪入手;尤其对卫生概念本身的研究,从卫生语义起源入手,就其基本内涵的演变,历史性变动的开端、时代性变动的深化以及近代卫生概念的确立*等做了清晰而扎实的梳理。我们可从中溯其渊源,辨其流绪,明其趋向。

此外,余著的架构和研究理念还体现了多学科视野和方法的综合。余著的论题所及跨越诸多学科,在医疗史与社会史之外,还涉及制度史、观念史;即使卫生概念本身,在观念的演进过程中,它与公共卫生理念与机制的形成与建构,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城市化、现代化也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研究范畴还是方法运用,乃至资料的选取和解读,多学科范畴与方法的融通与整合,至为紧要。“更多地引入疫病和公共卫生社会、文化因素,立足社会,多学科、多部门、全方位、协同式地来解决卫生问题”*,不仅是余新忠对现实问题的呼吁,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该论著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取向。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势引力作用下,“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晚近以来的史学发展多染此习尚,竟有束书高阁、游谈无根之流波。余著以谨严的实证为根基,坚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的史学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表达并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

三、超越与建构:新史学走出困境的历史转向

新时期的史学发展面相各异,理论与方法取向多元。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表象下,其实也有着一个相对主导的诉求,即对以往史学体系或理论诠释框架的解构——当然,有些是“无意”的解构。已有学者深刻地指出:“近年来,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充斥盛行,对一切事物都要下番‘解构’的工夫……导致史学研究的‘无形化’,即导致研究客体整体形态的支离破碎,以至消失。”因此,尽管“过去30年,学者在理论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接踵而至,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甚至在不断解构的过程中,倡言以“新革命史”范式以取代“革命史”范式,“三十年来各路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正是这一新革命潮流当然的组成部分”*,但其史学努力的实践效果并没有赢得学界的认同。一方面,“过去30年学界对西方新理论方法的追求,也大多仅仅借取了几个看似时髦的名词概念……‘最新最好’的理论方法未学到手,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却统统丢失”*。另一方面,后现代范式“一定程度上又构成对新史学的反动。这与后来教条化的革命史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后者的历史叙述中其精英的面孔换了一副新模样,即‘革命精英’”*。

如何超越新史学发展中“系统性的缺失”,从而将“理论追求上的浅尝辄止与见异思迁”*的流风导向整体性观照与系统理论建构,无疑是新史学能够最终获得属于自己时代价值的方向性变革。对于一个时代的学术使命而言,学理诠释体系的建构,远比对以往体系的“解构”更为重要。基于此,将余著置于整个新史学发展走向中加以观察,自会发现其独到之处。

其一,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构系统性诠释。就“卫生”这一论题而言,很可能被细碎化而沦入“无关大义的个人自由选择”,致使研究者无可避免地掉入“碎片化”的窠臼。余著以独特的眼界提炼命题,发现“卫生”所“承载的复杂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着力探讨观念、制度、机制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生成和发展着的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就“卫生”论题的史料而言,显然也具有零散、细碎的特征,如果被这一特征所牵绊,研究视野的褊狭和浅陋几乎无可脱逃。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余著“通过细致搜集整理散见于方志、文集、笔记、小说、日记、游记和档案等料中的相关记载”,通过精心的整合避免了研究的“碎片化”,从而在“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以整体的格局来诠释“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这一超越“时流”的学术建构是成功的。

其二,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余著直言“并没有采用当下流行的地域史研究路径,将清代的卫生置于特定的地域脉络中来展开”。余新忠探究的对象显然主要集中于江南的苏、沪、杭、宁和华北的京、津都市地区(这既有研究者自身学术积累的因素,也有资料相对集中的因素),但其研究的视野却是整体性的。正如余新忠所说,“当时的江南和华北的京津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引领国内发展潮流,相对具有示范意义”。而且,就清代卫生防疫机制而言,虽然不免地域的差异,但从学术研究的积累而言,还谈不上“值得从地域的角度来加以论辩的一般性叙事”。地域研究取向,“势必会弱化对卫生这一专题系统而全面的探究”*。在具体研究的展开过程中,他特别警示自己力求避免学界流行的区域化取向,因为这类对于区域历史特性的简洁归纳,难免会陷入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常常是把水越搅越浑。*类似的区域化研究取向,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提升实际上难有贡献。*此外,他还自觉地从研究方法上避免对史料的片断性取舍和主观性择取,认为“以‘选精’‘集粹’,甚至断章取义的方法从众多的史料中挑选出自己所需,以此勾勒了疾病、医疗的发展史或其中的某一面相,并将其视为客观的实在。对资料的来源和背景几乎不作考订和分析,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勾勒其实不过是自己带有某种观念的重构和解释”*。因此,余著旨在超越地域与城乡差异,而注目于“卫生观念和行为及其发展趋势在中国社会的相对一致性”*。正是在超越区域化的“碎片”取向中,社会—文化的共性特征和历史演进趋势,得以整体地呈现和揭示出来。

其三,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诚如余新忠所言:“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是我一直以来着力关心的议题”,从其首部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他就将“明清社会的发展列为全书思考的重点”。不同于以往许多论著的是,余著并不拘泥于“现成的”历史解释构架,在既定的古代与近代(革命史分期标准)分期中结纳史料,从而展开自己的论题。他敏锐地提出:“以往诸多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的严重误读。”将传统与近代截然对立,并加以简单化的区隔,“不过是学者们借以表达近代变动的起点或背景而已”。在余新忠研究的论题中,“传统虽然可能多有问题,却并不停滞,而且也未必一定落后”。从社会变迁的长程来观察,“许多今人将其视为传统的东西”,实际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打通古代史和近代史藩篱”,并突破“以西方的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从而“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考察近世卫生观念和机制的转型”,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的自有的“现代性”,就成为该书最具思想性的学术建构了。*

四、新世纪的新期待

新史学当然不是哪个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在面对史学危机的现实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历史性结果。30多年来的高歌猛进,可谓是新史学发展态势的一个形象描述。新时期以来持续推进的新史学朝向,对于史学的基本面貌、理论模式和学理架构的冲击几乎是全方位的,它使得既有的史学样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塑。从破与立的两相作用上看,它以“解构”既有史学理论模式的方式形成了“破”的效应,却在“立”的方面未成功业。除了不时呈现的新概念、新话语、新标签外,新史学并未推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典范之作,也未在学术命题的辨识与争论中形成奠基性进步。就此而言,颇有点类似于梁启超对于近代新学的定评:“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因此,进入21世纪之际,人们更多地在反思中再度寻求新的转向。一方面,“愈来愈多的学者不满足于简单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转向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另一方面,“由大多数以主要精力关注历史细节的研究转变为同时兼顾历史大视野的研究”。*余著可视为新史学发生转向的一个代表作。它立足于学理性建构,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建构努力。

如前所述,余著立足于学术问题导向。但真正的学术问题其实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存在及社会机体、制度、文化共生共存。如果深入思考并刻意寻找瑕疵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还有些相关性论题未能论及或未在书中深入展开。

首先,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中,防疫机制只是其中的次级结构。如何将其置于整体制度中明晰其定位,并在整体制度演进中呈现这一机制本身的变动轨迹,余著未做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事实上,晚清国家制度和地方制度变动较大,这一历史性变动对防疫机制究竟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容还很多。比如公共卫生与警察制度问题。《申报》曾载文称:“我国之警察制度,虽由民政部一再更订,分咨各省遵照办理,然于实际上颇有混乱而不划一之象。内部之制度,姑不深论,即就警察服制一端而论,往往此省与彼省异,省城与府城、县城异,甚至此府县与彼府县亦异。形式尚未划一,遑论精神之统一。”甚至在制度上有卫生警察之设置:“卫生警察关系颇重要,举凡清理道路,检查饮食物,防制时疫流行等,均为不容缓办之事。”*此外,在晚清地方自治制度建设中,地方公共卫生事项又明确为“向归绅董办理”,即“凡旧有之施医局、施药局及现有之清道夫、戒烟局等,均应归入卫生一类”*,纳入地方自治绅董管辖范围。如何将清代防疫机制与上述警制建构、地方自治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考察,应该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其次,关于近代变迁中传统与近代的关系问题,是余著讨论较深入且颇有新见之处。余新忠特别强调,“从搜集呈现传统时期相关公共卫生规制的资料入手,除了进一步思考传统与近代的连接外,也通过对以清洁和检疫为主要内容的晚清卫生行政引建过程的系统的梳理”,进而阐述历史变迁进程中传统要素的价值。但是,一个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始终发挥主体作用,并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承接历史传承力量的“绅董”问题却挖掘不够。从传统时代“州县地大事繁,不能不假手于绅董”*的规制,到晚清之际各种善堂、义塚、街道清污等卫生事务中“费诸绅董之心设法整治”*的条规,甚至在西式医院管理体系中,也有着绅董活跃的身影等*,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代历史经历了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但无论在传统体制还是在现代体制中,绅董始终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这一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有助于余著论旨的展开和深化,也应是该书的题中之意。在晚清制度演进的链条中,可见西学的强力影响。同样,本土社会力量的周转及变身,是承接这一历史递进的主体力量。推土机可以引进,那么填充材料呢。制度及理念可以引进,生命主体和社会存在却只能根扎于本土。

最后,现代卫生观念与制度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中,卫生问题一般不会呈现为公共问题(瘟疫流行时除外),而在人口迅速集聚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卫生则凸显为社会问题。这一历史性变动更多地聚焦于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广州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具有现代性的公共卫生机制和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也相对聚焦于此。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依次展开或交相递进的历史轨迹,与现代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的线索形成怎样的相关性?在整体的历史发展坐标中,如何清晰地描其图式述其征象,还有很大的探讨余地。以这样的视角切入,或许会为余著的论题形成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也有助于整个论题的提升。

每一个时代都会成就自己时代的学术,史学亦然。“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曾经把他们所期待的新世纪的历史学称为‘新史学’。”*历史学伴随着巨大的时代之变,本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此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时代。新时期以来的新史学努力,显然旨在于此。在这一轮新史学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余著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正如余著《后记》中所讲的那样,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将实现一个现代性省思超越现代化叙事的模式转换,这将是他新的研究课题的展开。我们相信,余新忠的这一期待亦与学界的期盼相合:“21世纪的史学,将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真正的新史学。”*

本文选自《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王先明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原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