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哪个朝代的官员最“贪”？

很少有某个朝代的官场，像清朝的官场一样，用钱可以摆平大多数问题。只要有钱，连官位都能手到擒来。为了敛财，连朝廷都开辟了“捐官”的便捷通道。在当时，除了极少数人（家奴、戏子）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准备足够的钱财，就能换来官印。

连朝廷都堂而皇之地干起这种捞钱的勾当，在朝廷目不能及的地方腐败现象更加泛滥。每逢年节时令，达官显贵们远比老百姓忙碌得多，几乎每个官僚都得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上下打点，丝毫马虎不得。想要在官场上混下去，哪路神仙都是得罪不起的。

凡事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清朝的“官迷”这么多呢？

还不是权力场上的钱财好捞些，要不也不会有那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了。看来，那些热衷于当官的人，所图的无非是当官后能捞到的油水罢了。有付出，才有回报，从芝麻官到朝廷大员，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在没当上官之前，哪怕倾尽家财也要挤上捐官这趟直通官场的特快列车。

送了钱，拿到了官印和委任状，是不是就可以坐在大堂上等着银子从天而降了呢？是不是可以只进不出高枕无忧了呢？并不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场与战场差不多，“只进不出”就意味着你的职涯走到头了。只要你还想继续混迹官场，哪怕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也得注意疏通各个关节，打点清楚上下级官员。

为什么明清两朝流行“京官大三级”的说法？

还不是因为京官有着比地方官更便利的信息渠道，皇上有什么大动作，京官能够第一时间获取第一手信息。

《歧路灯》里就阐述了这样的道理：“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京官不仅有着信息的优势，手中的职权也比地方官全面得多。地方官为了抢先获取“二手信息”，或得到京官的照应，让自己的仕途越走越顺，不向京官“意思意思”是万万不可的。

总的来说，京官与地方官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各取所需”：我出钱换取更通畅的仕途，你用职务便利换取更多的钱财。

令人觉得恶心的是，清朝官场上下还不约而同地赋予这种贿赂雅号，将贿赂变成一种慷慨的馈赠。明明本质上是贿赂，却还要加上些名正言顺的字眼。

例如，夏天下属会向上级奉上“冰敬”，冬天又会为上级准备好“炭敬”，等到上级离任还要塞一份“别敬”，逢年过节还有“年敬”、“节敬”。

当然，下属根本不会做炎夏送冰块，冬天送木炭的蠢事，所谓“某敬”，无非是金银细软。《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该书的作者多次调任地方，单是向老上司奉上的“送别敬”，几年下来就花了近十万两。

曾国藩算是百年难遇的能臣了吧？

但是，连这种栋梁之臣都免不了“人情世故”。同治年间，曾国藩在出任直隶总督时给儿子写了封信，信中提到自己在走马上任之前，先后给同僚送去了一万四千两“送别敬”。

今天这个“敬”，明天那个“敬”，地方官们哪来的这么多钱送“敬”呢？

钱总不会凭空变出来，靠朝廷发的微薄饷银还不够送两三次的。这笔钱，理所当然地出在老百姓身上。虽说如此，但贪污总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次性将老百姓榨干。因此，若无一点存银，地方官是决计不敢往京城跑的。

张之洞在山西就任时，时常听山西地方官提到“不愿进京，恐花钱耳”。去一趟京城得花多少钱？按照孝敬对象的品级不同，准备“敬”的份额也不同。不过，地方官进京，必须面面俱到，任何一个关节都不能疏漏。

归根结底，官员们相互送的“敬”再多，他们都有方式方法捞回本。所以说，最苦的并不是地方官，还是那些受压榨的老百姓。

参考资料：

【《歧路灯》、《道咸宦海见闻录》】